事实上，孙之让袁，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是最现实的。既让之又想严密控制之，就是一厢情愿了。因此专使之无法达成任务，也就不待智者而后明了。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德胜于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进士领队的。团员计有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宸组、曾昭文、黄恺元八人。专使团由孙大总统于2月18日授命，22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26日抵北京，翌日谒袁，恳谈，欢宴。袁似无拒绝南下之意。蔡专使亦甚乐观。孰知29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 市之中，枪声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后经西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始幸免于难。此变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这一来，袁乃据为口实，婉拒南下。蔡专使等白面书生，惊魂未定，也就电报孙公，不敢相强了。
这记兵变是袁某授意的呢，还是历史上另一个偶然？历史家聚讼至今，仍无证据可下正确结论。据张国淦当时得自徐世昌的绝密消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见张氏遗著《北洋述闻》，1998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第41～44页）。张氏当时曾是唐绍仪的随员，后为黎元洪谋士，其后并在内阁相继任要职，见闻甚广。然此说在当时虽甚流行，却始终未能确切证实。另据各方目击者记述，以及后来历史学家如吴相湘教授等的严密考证，皆一致认为实非袁之预谋，只是此变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对袁之政治安排，却是变得其时也。本来民国之奠都何处，纵是革命党人亦意见不一。南京孙、黄一派，虽力主定都南京，汉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沪方光复会分子章炳麟等，甚至临时参议院内的投票结果，以及掌革命党本身舆论的《民立报》都主张奠都北京。现在袁既不愿南下，再加上个兵变，奠都北京就变成历史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