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又要打伏击了。这一次，他要把日军引出来打。他派两个团埋伏在井陉与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另派一个团袭击旧关，但不切断电话线，让旧关日军的呼救，吸引井陉的日军增援旧关。这一着果然奏效。井陉的日军接到旧关守军的求救电话，连夜出动两百多人，乘八辆汽车赶去增援。
2月23日清晨6点，井陉日军派出的部队开到长生口，八路军两个团突然出击，经过五小时激战，击毙一百三十多名日军，炸毁五辆汽车，俘虏日军荒丰吉少佐等五人。日军其余的三辆汽车，载着死里逃生的部队逃回井陉。八路军伤亡一百多人。
刘伯承认为八路军在这一仗的伤亡还可以减少。他说：“长生口战斗，战果不小，代价也太大了些。以后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头上，刺刀要插在敌人肚子上，手榴弹要抛在敌人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罗荣桓在3月中旬指挥第一一五师用六天时间在午城和井沟歼灭了一千多名日军。这时候，卫立煌率领第二战区指挥机关渡到黄河以东，刚到大宁就被日军拦住了。卫立煌进退两难，向罗荣桓求援。第一一五师派李天佑团第三营前去掩护。
第二天，卫立煌的部队被日军打散，八路军及时赶到，掩护卫立煌突出包围。第三营第十一连坚守白儿岭，顶住八百多名日军的轮番进攻，掩护卫立煌脱险。卫立煌在望远镜里看到日军的飞机大炮把八路军阻击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连忙问身边的八路军：“那里有几个团？”回答是：“只有一个连。”他惋惜地叹道：“这个连完了”
但是，卫立煌不久就发现这个连奇迹般地归队了。一点人数，全连伤亡仅二十多人。卫立煌对部下说：“你们看看，人家八路军那么会打，可你们垂头丧气，像什么”他对八路军心存感佩，送来了一百挺轻机枪和十万发子弹。
日本《东亚日报》的一名随军记者见证过刘伯承师的一次战斗。3月16日上午9点，三股日军开往黎城增援，汇合在位于邯郸和长治之间的神头村。突然，刘伯承师向他们发起猛攻，歼灭一千五百多名日军，缴获五百五十多条枪支和六百多匹骡马。日本记者侥幸逃脱，后来回忆说：“正当先头部队开始行进时，子弹呼呼地飞来，迫击炮弹轰隆隆地炸裂，重机枪沉重的声音劈头盖脑地不断响着，令人心里发毛。”
朱德在3月下旬把第二战区将领召集到沁县小东岭开会，意在稳定友军的军心。曾万钟、李家钰、朱怀冰和赵寿山等三十多名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出席。会议结束时，朱德得到报告：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要在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朱德邀请友军将领们到战场附近的高地上观看实战。
31日上午8点半，日军两个汽车中队从东阳关开来，进入刘伯承师的伏击圈。徐向前下令攻击，八路军一齐开火，枪炮声大作，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向日军扑去。他们的刺杀技术经过几次实战磨练，已有很大提高，日军没有还手之力。友军将领们只看了两个小时，战斗就落下帷幕。战绩报上来，八路军歼灭四百多名日军，焚毁一百八十一辆军车。
友军将领们看到的这次战斗，是抗日战争中影响很大的“三战三捷”之一。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三次伏击战，都是八路军的杰作。他们对这次观战印象深刻，对敌后抗战增强了信心。
刘伯承的日军对手中，有一名叫做苫米地的旅团长。这个日本军人诡诈骄横，认真研究过八路军的游击战术，针对八路军“敌退我进”的战术原则，发明了一种叫做“拖刀术”的战法。以往，日军每丢弃一个地方，临走总要放火烧房。八路军看到村庄起火，以为日军已经撤走，总会赶来救火，追击日军。所谓“拖刀术”，就是看准了八路军的这个特点，日军放火烧房后仍不撤走，而是设下埋伏，等到八路军和游击队赶来，便发起意外的攻击。苫米地这一招确实毒辣，游击队在他施展“拖刀术”时吃过亏。
当然，刘伯承不会让苫米地继续得逞。4月份，日军集中三万多人的兵力，对晋东南进行九路围攻。刘伯承得到一张从日军缴获的作战地图，知道日军企图在辽县、榆社、武乡和襄垣地区聚歼八路军。八路军总部决定用部分兵力牵制各路日军，集中主力击破日军一路。
刘伯承跟在日军后面，发现苫米地又在使用“拖刀术”，索性将计就计，命令部队秘密跟踪日军，而不接战。16日，刘伯承师主力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包围了日军一路约三千多人。“反游击战专家”苫米地毫无察觉，直到八路军发动攻击，他才明白中了计中计，然而败局已定，他只好拖刀而逃。在这场激战中，八路军歼灭二千二百多名日军，付出伤亡八百多人的代价。第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身负重伤，于两天后光荣殉国。朱德特意从总部赶来，向烈士遗体告别。
刘伯承打败苫米地，对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起了关键作用。27日，日军的围攻彻底破产。八路军共歼灭四千多名日军，收复了和顺、榆社等十八座县城。苫米地因为在长乐村失败，受到严厉处分。刘伯承说：“我们的战术原则是机动灵活的，不能老是套用一个战术原则，否则就要吃亏。采取哪种战术好，要看具体情况。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刘伯承在研究战术，毛泽东则关注着游击战争的战略。他认为，山地可以打游击，平原也不例外。他在同一个月指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八路军闻风而动。刘伯承师选中河北南部作为发展区域，请身经百战的徐向前率领两个团又一个支队出征。26日清晨，队伍出发，刘伯承和邓小平到路口送行。
刘伯承对徐向前说：“我在响堂铺战斗时说过，我们一分手，你就会打胜仗。现在又分手了，我等着你们的捷报。”邓小平说：“我也很想到冀南打几仗。祝你们旗开得胜，我们在冀南再见面。”
这年7月，八路军部分主力部队开赴山东。在此之前，山东十多个地区已经爆发了抗日武装起义，领导者是以黎玉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在胶东，起义部队收复蓬莱、黄县和掖县，建立了最早的三个抗日民主政权。在鲁西北，大批中共干部前往工作，建立起一支五万多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鲁西北三十多个县的抗日局面。
9月下旬，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达乐陵，成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并把当地武装一万多人合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年底，开辟了以宁津和乐陵为中心的平原游击根据地。各地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江华任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