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石破天惊的暴风雨来临。
金朝人修建的十一孔的卢沟桥，在战争时期，对于北平而言，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这座桥全长二百多米，宽约八米，桥西六公里外就是长辛店，桥东七公里处便是丰台。元朝、明朝和清朝的官员们，都很重视这座桥梁，时常加以修建。侵华的日军知道，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桥，北平就为他们的武力所钳制。他们决定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铁路，以便加深河北与察哈尔地区的“特殊化”，进而以北平和天津为据点，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日军在发动对卢沟桥的进攻之前，关东军已经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北面至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门等关隘的两侧，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伪保安队五个总队，盘踞在通县、怀柔和顺义一带；山海关至丰台的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辖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和直属分队，共五千七百人。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就是几年前在长城抗战中以大刀猛砍日军而名闻海内外的第二十九军，军长还是宋哲元，副军长是秦德纯和佟麟阁。宋哲元军共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特务旅和一个保安队，总兵力十万人。
山东人宋哲元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喜峰口战役使他成为抗日名将，但他没有把这个荣誉贯彻始终，后来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开始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在军事上抱着与日军和平相处的幻想，对日军毫不戒备。
日军却在磨刀霍霍。但是，1937年的上半年，并没有发生狂飙突起的冲突，而是罕见的平静。
2月份，日本广田内阁倒台，林铣十郎组阁，用了一位“自由而开朗”的外交大臣，名叫左藤尚武。这个名叫尚武的大臣，标榜“不尚武”的“左藤外交”，以新姿态对南京政府、华北当局和英美等国频频展开外交活动，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日本政府真是打算用比较开朗、谅解和稳健的政策对待外国，特别是中国。
美国有一位叫做拉铁摩尔的中国通，却在提醒人们：“这太像1931年的状况，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令人不能放心，恐怕我们又将见证一个‘九一八’”
拉铁摩尔不幸而言中，暴风雨前的寂静很快过去了。6月4日，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组阁，一个由好战分子杉山元、米内光政和广田弘毅分别出任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的内阁成立了。于是，“战争谋略的风闻”传播开来。外务部提出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叫嚷要“首先对南京政权一击”。日本人为三个侵华“英雄”拍摄了一百多部影片，宣扬和煽动侵华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视线。英美等大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则是采取观望态度，助长了日本的野心。华北处在动荡之中，亲日分子十分嚣张。国民党政客萧振瀛为宋哲元军争取了更大的地盘，又勾结土肥原出卖国家。日军便把宋哲元和萧振瀛用作统治华北的工具。
萧振瀛说：“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做，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军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步步进逼，企图在房山县一带建立据点，威胁北平的安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那一天，日军步兵一个中队在丰台演习，与宋哲元军发生冲突。经双方调解，宋哲元军撤出丰台。几个月后，日军又指挥冀东宁雨的“民团”三千多人，企图通过昌平、南口一线向西活动，被宋哲元军张自忠师包围歼灭，并俘获三名日本人，供出他们企图包围北平西南和北面的阴谋。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北平和天津近郊频繁演习，一时间，天津氛围诡谲，风声鹤唳。日军加紧在中国长城地区集结，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现在万事俱备，只要制造一个新的“事件”就行了。
土肥原来到卢沟桥畔，精心策划了一番。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要求穿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举行军事演习，宛平城中国守军严词拒绝。驻守卢沟桥及宛平县的金振中营长，奉命严密监视日军，随时准备抵抗日军进攻。当天，金振中化装前去打探，亲眼看到日军以卢沟桥为假想敌阵地进行演习。他立即返回，要求各连队备战。
金振中是河南固始县人，当年三十五岁。他参加过喜峰口战役，因作战勇敢，受到师部嘉奖。他在抗战中坚守着一个信念，就是“宁为战时鬼，不做亡国奴”。
第二天，日军继续以卢沟桥为假想目标，在宛平城北进行军事演习。晚上11点左右，日军借口“仿佛”听见宛平城内枪响，致使一名日本士兵死亡，要闯入县城搜查。宛平城驻军团长吉星文断然拒绝。日军坚持要入城，威胁“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秦德纯得到报告后，急忙派员同日方交涉。此时，日军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但日军决心抓住这次机会制造事端。他们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又诡称需了解情况以便谈判，赶派援军包围宛平。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去宛平作实地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