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领着高福源走进张学良的住室，张学良面若冰霜，神情严肃。高福源跨前一步，举手敬礼，开口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话要对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拍桌骂道：“你好大的胆！你自己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脸来见我，还敢要我通‘匪’，我毙了你”
高福源说：“枪毙？我要怕枪毙就不回来了！副司令要杀我，不过像踩死个蚂蚁一样，算不得一回事。但是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是被日寇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帅是死在谁的手里！这国难家仇什么时候去报？这民族耻辱什么时候能消？现在人家共产党和红军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你凭什么骂人家是‘匪’！我们数十万大军，不放一枪一弹，把自己的家乡东北丢给日寇，眼看华北也将不保，副司令你不图收复失地，还算什么中国军人！还有什么脸面去打抗日的红军！副司令你再想想，我们‘剿共’多年，‘剿’出了什么结果？若还要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会落一个什么下场啊”
高福源越说越激动，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候，张学良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拉着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很对。我的心情和你一样，一定要停止内战，收复失地，刚才不过是想试试你的胆量。现在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高福源和张学良谈得很投机，很快就返回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高福源，说他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去见张学良。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驾飞机到洛川找李克农谈判。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二十一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4月9日黄昏，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由高福源作前导，在延安城内一所天主教堂里，和张学良会面。刘鼎和王以哲也参加了会见。这次会谈，对于张学良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
不久，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了张学良。他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关系，使他们之间消除了误会。东北军中提出了“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位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毛泽东等四十多位红军将领写信给蒋介石及西北的国民党将领，提出只要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一定和他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
随着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初步形成，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裂痕越来越深。
有一天，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纪念周活动，杨虎城邀请中共党员宋黎作报告。宋黎是个演说家，讲得有声有色，声泪俱下地讲述中国同胞在东北沦陷后遭受日军残酷迫害和野蛮屠杀的种种惨状，慷慨激昂地描述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事迹。会场上，抗日的声浪一波盖过一波。
几个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躲在会场角落里，断定宋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重要人物。散会后，他们跟踪宋黎，进入东大街上的西北饭店，记下他的房号，还查到和他同住一房的是东北大学学生马绍周。
省党部就在同一条街上，很快接到了报告，马上通过专用电台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密令逮捕宋黎和马绍周，解送南京审讯。蒋介石想借这件事敲打一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也想从被捕者口中获取线索，深入调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活动。
8月29日晚上7点多，马绍周刚走出西北饭店大门，突然被两名特务逮捕，带到省党部。另两名特务持枪冲进饭店，闯入宋黎的房间。宋黎见来人不善，端起凳子砸过去，然后投掷茶具，双方激烈搏斗，把窗玻璃也打碎了。但他打不过两名特务，被他们拖到房门外。
宋黎不肯就范，拼命挣扎，口里喊道：“土匪绑架！土匪绑架”但是，特务已经给饭店里的人打过招呼，大家不敢过问。
宋黎被拖出饭店大门，不远处就是省党部了。他知道进了这个虎口，就很难逃脱出来。事有凑巧，杨虎城宪兵营的巡逻队正好从大街上走过来。
宋黎一见宪兵巡逻队，知道遇上了救星。杨虎城的宪兵大多数是学生出身，营长金闽生是共产党员，副营长谢晋生具有强烈的抗日反蒋意识。宋黎连声呼喊：“土匪绑架！救命！救命”
巡逻队听到喊声，见两个便衣拽着一个人，便冲过来干涉。特务说：“我们是省党部的行动队，奉命逮捕共产党。你们不要插手”
巡逻队一听是共产党，更要营救 便说：“什么行动队，乱抓人！他犯了什么罪？”
特务正在支吾，宋黎说：“我是东北人，现在东北军工作，找朋友商谈打回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