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红军抵达大西北以后，深刻地影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他们的指挥者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为。毛泽东非常注重调动这两支国民党军队的抗日热忱，为了把他们迅速拉上抗日的轨道，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陕西的冬天北风呼啸，但在红军的总部依然是热气腾腾。193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富县原东村一户村民的土窑洞里，毛泽东等待着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从瓦窑堡赶来。
汪锋在夜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热情地和他握手，对他说：“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毛泽东还叮嘱他：“对杨虎城和西北军要具体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接着，周恩来也找汪锋谈话：“方针大计毛主席都定了，你去照着办。你到那里先从侧面了解杨先生的思想动向，要找找杜斌丞先生。”
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过后，毛泽东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写好了三封信，交给汪锋带走。
汪锋化装成一家鞋铺的讨账先生，头几天走得很顺利，到了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在一个拐弯的地方，迎面碰上两个地方民团的便衣特务。他们从汪锋皮袍的夹缝里搜出三封信，一看上面写的收信人是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便傻了眼，你瞅着我，我瞅着你。
汪锋趁势装出大官老爷的架势，声色俱厉地说：“是谁派你们出来胡乱搜查行人的？你们这样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没好结果”
两个便衣不敢多问，把信交还汪锋，押着他往长武县城走去。汪锋托故停了一阵，给县长党伯弧写了一封短信，叫其中一名便衣先送进城去。
下午5点多，汪锋和跟着他的便衣走到县城北门外，党伯弧已经在路旁等着了。他叫便衣把汪锋交给他，安排汪锋住下。第二天清早，找了一辆大卡车，派他亲信的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兵，把汪锋“押解”到西安新城的西北绥靖公署。
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后，在一天晚上派人把汪锋接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已在门口等候，把汪锋接到西客厅谈话。汪锋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杨虎城也问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是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第一次接触。毛泽东在信中向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他与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光大。汪锋三次和杨虎城会谈，做了很好的沟通。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中共派到西北军做联络工作。
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在1936年5月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西北军。从此以后，西北军乱放空枪假打红军，应付蒋介石特务的监视。
同年8月，毛泽东再次给杨虎城写信，希望他参加抗日联合战线。中共派张文彬作为驻西北军的联络代表，杨虎城委任他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加强。
张学良的东北军，官兵的家乡已被日军侵占，他们的亲属当着亡国奴，他们天天指望着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但是，蒋介石不肯满足他们的愿望，把他们调到西北“剿共”。热河沦陷后，替蒋介石背黑锅的张学良辞职去欧洲考察，1934年初，蒋介石召他回国，给他安了个“西北剿匪副司令”的头衔，信誓旦旦地向他许诺：完成“剿共”任务后，就可以北上抗日，打回老家，收复东北。
可是，东北军完成不了“剿共”的任务。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俘虏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
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自从做了俘虏，生活便有了新的意义，以至于名垂史册。他被俘的地方是榆林桥，将他捕获的是徐海东指挥的红军第十五军团。
高福源作为东北军人，本有家乡沦亡之痛，攻打红军完全是被迫的。他在瓦窑堡住了两个多月，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想有所作为。他打算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但他先要取得红军的同意。于是他求见红军首长，说有要事相商。
中共中央派李克农接见了这名俘虏。高福源说：“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和红军的所作所为，非常令人钦佩，我衷心地表示赞同。我想，如果张副司令和其他人知道了这一切，他们也会感动和赞同的，并且有可能在抗日的前提下与红军合作。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前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人，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说：“我们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高福源自信地说：“我既然自己要求回去，就有这个把握。为了共同起来抗日救国，有危险也不怕。”
高福源在1936年1月离开瓦窑堡，经过延安，到达甘泉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把高福源接到了洛川，同时密电把高福源回来的消息报告了张学良。其实张学良巴不得和红军联络，第二天就飞抵洛川，但他不知高福源所负的使命是真是假，惟恐受骗，便和王以哲商量好，要考验一下这名部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