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治纲带着冲锋队，打死了新派来的七名日本高级参事官和日本副县长。伪县长吓得冲着冯治纲直喊：“饶命！饶命！我没签字”
“签什么字？”冯治纲不知道他说什么。
“血洗计划，我没签字。”
冯治纲拿起桌上的文件一看，果然是一份《血洗计划》。他三下两下把它撕碎了，冲着伪县长说：“这回再也不用你签字了。”
天快亮时，冯治纲的部队带着缴来的三门迫击炮、三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和半麻袋手枪，唱着歌撤离了汤原城。
饶河反日游击队在1935年5月编为第四军的第四团，只有二百五十人，远离其他抗日武装，不免势单力孤。虽是孤军，也要作战。他们主动出击，打击日伪。
这年冬天，日伪对饶河一带进行声势浩大的“讨伐”，第四团灵活机动，与他们周旋，两个月下来，日伪没见到游击队的影子，只得“抱着冻腿回去了”。
第四团渐渐壮大起来，发展成了几个团，队伍扩编为第四军的第二师,兵力五百人。第二师领导头脑冷静，打仗不去硬碰硬。1936年春天，日伪集中三千多兵力向他们进攻，第二师采取的办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副师长李学福带着一小部分队伍留在饶河地区牵着日伪军到处跑，师长郑鲁岩和参谋长崔石泉则带着大部队到虎林和宝清一带，不断从外线打袭扰仗。
崔石泉是个有勇有谋的朝鲜族军人。早在1932年，他就带着金文享等六名好汉，仅凭一把手枪，成立了特务队，打得汉奸心惊胆颤。后来，他又组织了特务营和饶河反日游击队。
崔石泉深谙“攻心为上”的中国古代兵法，特别注意从心理上瓦解敌军。他一到同江，就通过各种渠道向伪军宣传抗日救国。驻二龙山伪警察队的八名士兵，主动找到崔石泉，要求派人去帮助他们哗变。崔石泉派了十二名战士过去，打死了日本教官和伪警察队长，领着二十多名伪警察带着武器过来投诚。
有一天，崔石泉带着一百五十名战士，在同江县头道林子与人数远远超过他们两倍的日伪军遭遇。力量对比悬殊，崔石泉知道，如果光是和敌军动手，肯定要吃大亏。他传下令去，叫大家动手的同时还要动嘴。战士们边打边喊：“我们专打日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简简单单两句话，作用可是不校伪军听到了，慢慢就动摇，有的冲天打枪，有的干脆溜过来送子弹，有的把日军阵地内的情况和日军指挥官的位置告诉了崔石泉。这场仗从上午9点打到下午6点，抗日战士越打越勇，最后以阵亡十六对五十的比分取胜。
李学福在饶河一带也干得有声有色，把附近的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来，整编为第七团、第八团和第九团。他从自己的基本队伍里抽出部分骨干，派到这三个团里当团副、连长和指导员。
与此同时，师长郑鲁岩在虎林一带和日伪军进行了十多次战斗，发展了几十名队员。
随着第四军第二师的积极活动，虎饶地区的山林队和红枪会积极要求和他们联合抗日。到1936年秋天，建立第七军的条件已经成熟。10月2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成立，陈荣久任军长。
陈荣久上任不久，果断地处决了几名混入部队的敌特和奸细，巩固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队伍。十分不幸的是，在1937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陈荣久在掩护大队突围时中 弹牺牲。崔石泉继任军长。
李延禄一直想把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编进抗联的队伍，在1936年夏天找谢文东商量，要他扩编抗联第八军。谢文东说：“部队要扩大，我还能不乐意吗？可是没可靠的人，我的保卫连可不能交出去。”
李延禄早就想到了谢文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知道，在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里，既有管谢文东叫“姑父”的副官，也有管他叫“老叔”的参谋，好多人都是他的亲戚。李延禄掌握了谢文东的用人之道，便说：“团长还是你自己的人，我们不动。”
谢文东说：“我哪有自己人呀”
李延禄说：“包副官不行吗？”
谢文东一听包副官可以当团长，很是高兴，便顺水推舟地说：“你说行就行”
李延禄说：“你的妹夫李初坚也可以当团长。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进行扩编。枪的问题，我们来帮你想办法。”
这次谈判过后，改编工作全面展开。不久，抗联第五军第二师接手帮助谢文东改编。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在这一年9月18日成立。
1937年1月，李华堂支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
抗联第十军的来历，和身材高大、智勇双全的汪雅臣密切相关。1932年冬天，他在五常县南山里一带建立了双龙队，每次打仗都带头冲锋陷阵，部队战斗力很强。
第二年7月，汪雅臣投奔宋德林的反日山林队。大胡子头宋德林在五常一带名声很好，专抢有钱的富家大户，从不骚扰贫苦百姓。“九一八”事变后，他打出抗日的旗帜，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
宋德林把双龙队编为第四支队。8月份，第四支队跟着宋德林一起攻打沙河子，打死打伤伪军四五十人，还活捉并枪毙了两名团长。
这一年，汪雅臣听说赵尚志在珠河成立了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便把附近反日山林队的首领们找到一起，说：“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要想抗日救国，咱们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人家赵尚志已经在珠河干起来了，咱们也得跟人家学，联合起来打日本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