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妈拉巴子的，怎么偏找这时候送来”五炮说着，收起枪，赶着雪橇过来了。等他来到跟前，几支枪已经瞄准了他。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五炮糊涂了，既没动也没举手。黄毛开腔了：“老五，我们都交枪了，你也服了吧”
五炮这时明白过来，向四周看了一眼，便把枪交了出来。
五炮交了枪，不见有人搜腰包，也没有受责骂，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顿时大为感动。游击队要求他带队去缴南岔伪警察营地的枪，他满口应承。有头头领队，那里的伪军在天亮时就被解决了。
天亮后，张寿篯传下命令：就地生火做饭，休整一天，明天凌晨3点出发，直扑老钱柜。
凌晨3点一到，队伍准时出发，晚上8点多到了老钱柜。有五炮带路，于四炮苦心经营的营垒，一个接一个被端掉。最后，只剩下日本指导官森山还在他的屋子里抽大烟。
李风林绕过屋子外面的哨兵，突然出现在森山面前。他一眼看见墙上挂着手枪，飞步上炕去夺。森山蹿起来，将他拦腰抱祝年轻力壮的李风林用力一甩，森山便从炕上落到烧得通红的火炉上。
老钱柜名不虚传，里边的货着实不少。游击队缴获长短枪械一百多支，子弹三十多万发，大烟土一百多两，米、面几万斤。当然，还有一百多名伪警察和七个日本人。
赵尚志听说第六军打下了老钱柜，这位黄埔出身的总司令，决定把正在筹办的政治军事学校设在那里。学校办了没多久，却为抗联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学员从这里毕业后，一般都到各部队任师长或团长。
1936年8月，第六军由原来的四个团扩编为七个团，同年9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秋天，抗联第六军开辟了依兰和桦川游击区。他们返回汤原根据地，积极筹备给养和服装，准备再次远征佛山，却在汤原西部的丁大干屯遭到日伪军伏击，夏云杰身受重伤。
那一天，太阳落山了，部队策马沿山间大道急驰。前头是尖兵少年连的李连长和两名战士，中间是夏云杰、刘铁石和吴副官，后面是少年连一百多人。尖兵过去时，埋伏在道路两侧的敌人没有开枪。等到三名领导人上山时，敌人枪响了，夏云杰从马上跌下，额上流着豆大的汗珠，脸色灰白，对刘铁石说：“老刘，赶快叫队伍往上冲，打退敌人，把我的尸首带回去，不能让敌人得去。”
战斗结束后，部队做了一副马抬担架，把夏云杰一气抬到古场沟山里的一间破房子里。夏云杰疼得冷汗直流，还对大家说：“你们先不要出山，明天一早回去把战场打扫了，把牺牲的同志弄回来埋上。”
大家把夏云杰抬到密营，准备送他去苏联治疗。夏云杰说：“路途太远，又难走，我们又没那个本钱，还是先在山里治治吧。”
部队无医无药，夏云杰疼得难熬时，刘铁石就用大烟给他止痛。一个夜晚，夏云杰睡醒一小觉，高兴地对刘铁石说：“老刘，我梦见日本人被赶跑了，我俩骑着马，走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彩旗和鲜花……”说着说着，泪水流满两颊，又说：“老刘哇，快把参谋长冯治纲找回来吧，研究研究这个队怎么办，我恐怕是不行了。”
11月26日，夏云杰永远离开了他亲手创立起来的队伍。
夏云杰牺牲后，戴鸿滨接任第六军军长。随后，将原来的七个团扩编为四个师。经过整顿后的第六军各师，战斗在松花江下游地区。
1937年5月，第六军主力部队远征海伦。汤原境内，只有参谋长冯志刚带着一百多人的留守团看家。就在这时，汤原中心县委接到一份情报：日寇要血洗汤原县，派来了十七名高级参事官。
冯治纲从县委回到留守团，告诉干部们：“县委决定，去打汤原县城”
“打县城？就我们这一百多人，行吗？”干部们问道。
“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冯治纲说，“趁敌人刚到，我们突然袭击，捣乱马蜂窝。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一个顶一百个，何况我们的人数还不止几百”
干部们糊涂了：“哪有那么多人啊？”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冯治纲开始给大家分派任务。天黑以后，各乡的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和农民自卫队都来了，大家才明白冯治纲的意思。各乡来的人，有的扛着土枪洋枪，有的拿着红缨枪，还有许多人手里提个煤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路有多宽，人有多宽，从四面八方向汤原涌去。
半夜时分，队伍来到汤原城外。内线把城门打开了，闪了几下红灯。队伍悄悄开进城，控制了大碉堡，缴了一个排伪军的枪，更夫们还在一声接一声吆喝“平安无事”。部队来到伪县府大院，分成两路，一路直扑日本高级参事官和伪县长的住处，另一路直奔日本守备队所住的东厢房。很快，县城里响起密集的枪声。当然，这枪声有多少是从铁桶里发出的鞭炮声，谁也说不清楚。
枪声响起，农民自卫队员和群众武装把日伪军牢牢地困在院子里，一边吆喝，一边放鞭炮，吓得他们不敢走出一步。
伪县府大院旁边住着三百多名伪军，抗联的内线让他们停止抵抗交了枪。东厢房里的四十二名日军还要顽抗，都被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