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世荣发出攻击信号，战士们把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日军。下午4点钟，战斗结束。日军官兵全部被歼，第五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接着，柴世荣指挥部队夜袭前刁翎。2月末3月初，周保中和李华堂指挥抗联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八军和第九军，共同围攻依兰，歼灭三百多名日军，缴获了大批物资，打乱了日军春季大“讨伐”的部署，冲破了日军的交通封锁。从此以后，在伪三江省地区，出现了抗联战士“骑大马、逛大屯”的新局面。
夏云杰和戴鸿滨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1934年2月的一天上午，戴鸿滨率领六名队员，揣着两支手枪，化装成农民，混入鸭蛋河街。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佯装吵架，两人满脸是血，撕打着向伪自卫团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去评理。戴鸿滨等人跟在后边“拉架”，一行人热热闹闹，闯过哨兵的拦阻，进入伪自卫团大院。
伪军官兵看见有人打架，幸灾乐祸地喊：“出来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戴鸿滨见人都出来了，便亮出手里的“家伙”。伪团长高魁一见就傻眼，让团丁把十四支枪全部交出来。
戴鸿滨缴了枪，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把十三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缴了械。这次收获，游击队员人人都有枪使了。
夏云杰又派人去找大地主张传福。张家有三百多垧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张传福1933年接受日伪任命，担任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掠财物，残忍地屠杀爱国民众，心里十分惭愧。
张传福对夏云杰的代表说：“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我谈谈。”
日本人和汉奸却对张传福有了戒心。日本守备队把他传到县城，一进门，日军队长就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打他两个耳光，接着就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
伪县警察大队长廉秃瓜子也来整治张传福，用马鞭狠狠抽打他，又指挥手下把他打了一顿。
张传福从没吃过这样的亏，铁了心要去参加游击队。他的这些举动，早有人报告给夏云杰了。戴鸿滨去和张传福会面，让他等到时机成熟，就把队伍往外拉。
1934年农历十月二十九，张传福认为时候到了，派人给游击队送信。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张传福带着人来，游击队人多了，装备也得到改善。张传福让家里人卖掉家产，为游击队买了六十多套棉衣，还有价值一千二百块现大洋的机枪和手枪。
还有一个刘铁石，是自己找上夏云杰的。他二十七岁就当上了汤原县教育局局长，心高志大，有心在若干年后跟蒋介石竞选总统。他正要大展宏图，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他的美梦。他辞去职务，想起了总在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觉得这个生意人非同寻常，来历不浅。
刘铁石在1933年夏天找到了夏云杰，提出要跟队伍走。夏云杰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员更多的人抗日。”
日本人怀疑刘铁石为游击队服务，把他抓起来，他家里人卖了二十多石黄豆，才把他保了出来。刘铁石出狱后又去找夏云杰，要求加入部队。夏云杰说，游击队缺枪支弹药，最好能利用关系再给搞点。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再回去干。”
刘铁石搜集枪支弹药，日军知道了，又要抓他。他悄悄地把家搬到一个小屯子里。搬迁后的第三天早上，他正在家里吃饭，小儿子从外边跑进来，结结巴巴说：“爸爸，鬼子来抓你了，快跑吧”没等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伪军端着枪向他走来。
刘铁石知道，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一个日军劈头问道：“刘铁石的有？”刘铁石断定日军不认识他，便指着胡家窝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日军带来的多数伪警察认识刘铁石，但他们没有丧失良心。跟在后边的两名翻译，其中一个叫赵东国的，向他递个眼色。赵东国对日军说了几句日本话，这伙人便朝西院走去。
刘铁石骑着马，一口气跑到河东。夏云杰派副官孟尝君带十几名战士去接他。到了游击队，夏云杰派他担任了军需官。
夏云杰身边聚集了四方豪杰。1935年12月，赵尚志的第三军和李延禄的第四军相继到达汤原，与夏云杰的部队会师。
赵尚志也擅长搞统一战线。他在酒桌上交朋友，说服了驻亮子河金矿的一个伪军连长，带领全连交出了武器。赵尚志和李延禄一商量，决定把这两挺轻机枪和一百多支步枪全部送给夏云杰。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
这时候，汤原县成了抗日队伍云集的大兵营。李延禄、张寿篯、夏云杰、李华堂、谢文东和冯治纲等人，带领人马，齐聚汤原县吉兴沟。大家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政府，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任总司令。
联合军总司令部很快就分派作战任务。夏云杰奉命带领第六军主力去打鹤岗，张寿篯指挥留守部队收拾盘踞在老钱柜一带的日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