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都说第四军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非常有意义。如果第三军能在哈东建立这种关系，行军时还用住露天吗？不也可以像第四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第三军和第四军决定攻打南刁翎。李延禄的老朋友孟泾清送来地方党委得到的情报：日军马上就要对抗联进行大规模“讨伐”。孟泾清说，在林口驻有一个联队的日本骑兵，南刁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日军就可能出动。
李延禄和张寿篯一听，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后，趁林口的日军出援时，再袭击林口，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打响了，联军部队举着红旗登上围墙。这时，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炮起火，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以为联军攻击失败，形势不利，带着部队撤走了。他只愿分享胜利果实，不愿承担一点风险。
战斗形势其实对联军有利。经过激战，联军占领了南刁翎，打死打伤七十多名伪军，缴获一百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一百多人反正，最后，伪警备营也投降了。
攻下南刁翎的当晚，李延禄和张寿篯接到报告：林口的日军出援了。近日秋雨连绵，柴河暴涨，日军马匹无法过河，只好把马都留在林口，变骑兵为步兵。
李延禄他们在刁翎留下一个营，让第四军一个团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日军一到达，就派兵袭扰他们后方，使日军搞不清联军主力的所在。联军部队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赶赴林口。
联军攻进林口时，发现已是一座空营。留守的日军全跑了，只有三百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奔袭林口的战利品。但是，有些马不肯过河，大家连打带哄，让一百多匹马过了柴河。
不久，李延禄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周保中在抗日作战中名气越来越大。他在1934年2月召集绥宁地区各反日部队领导人开会，一呼百应，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和裴振东等人都来了。会议决定将各支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
日军最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绥宁反日同盟军一成立，日伪就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企图孤立反日同盟军。日伪在1934年秋季发动大“扫荡”，兵力以日军为主，加上从辽宁调来的伪靖安军，四面包围，重点进攻。日军实行经济封锁，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
日伪的宣传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有一天，李荆璞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几个叛徒闯进来，把枪瞄准了他俩。
李荆璞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两手就被叛徒们反绑起来。于洪仁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叛徒们难以接近。他平时练就一手好枪法，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百发百中。他伸手摸枪，还没来得及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没有死在日军的枪口下，却死于几个叛徒的突袭。
叛徒们杀了于洪仁，将队内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还虏走了五十多人去当土匪。李荆璞因有陶净非等人保护，才幸免于难。
李荆璞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委不久又将它恢复起来，还是李荆璞任队长。
日伪军没能把中共的队伍打下去。周保中在1935年2月牵头成立了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和柴世荣分任正副军长。第五军编成两个师，每师三个团，共有九百多个人，八百多条枪。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一师和第二师师长。
第五军紧接着第二军之后打出东北抗日联军的番号。当时吉东地区面临着日军的大“讨伐”，形势非常险恶。周保中将第五军主力撤出绥宁，转战于中东路南北。傅显明率领第二师两个团到达密山，他自己在战斗中牺牲，王光宇继任师长，部队继续前进。第一师从额穆县向镜泊湖一带转移，与日军在莲花泡发生激战。日军使用毒气，第一师伤亡惨重。
周保中见原定计划难以实现，命令第一师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只留两个团与军部一起继续在宁安活动。第一师和第二师在穆棱、宁安和林口等地打了许多胜仗，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队伍得到补充，战斗力很快恢复。第五军留守部队也是连战皆捷，缴获甚丰。
1937年1月下旬，柴世荣得到情报：日军驻后刁翎的三百六十多名步兵，强征当地居民雪橇两百多张，准备撤往林口。
柴世荣揣摩，如果只是三百多名日军向林口调动，七十到八十张雪橇就够用了，为什么需要两百张雪橇呢？看来，他们除了兵员，还要带大量的军用物资。这样，他们的行动会比较笨拙。柴世荣决定在大盘道打一次伏击。
部队在27日晚秘密出动，第二天进入预定阵地。大雪天，地上白茫茫一片，战士们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面，眼睛盯着前方。直到中午，还不见日军踪影。性急的战士耐不住了，说：“大雪天的，跑这里白来挨冻了，哪来的敌人？”
柴世荣传下话来：“忍着点，鱼儿一定会上钩。发现敌人后，大家要听从指挥，猛打猛冲。”中午12点半，日军来了。前头是五十名尖兵，坐在八九张雪橇上，冻得缩手缩脚，根本顾不上警戒，很快进了包围圈。紧接着，后面的大队日军也都进了埋伏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