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子过得并不风光，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规定了他与日本天皇的关系，“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然而在中国人眼里，溥仪甚至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只是一具木偶而已。
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东条英机曾任宪兵司令官。日本间谍网遍及全东北。他们让伪满政权建立庞大的军警宪特暴力机构，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聚居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一家犯法，九家连坐。铁路两侧沿线五百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于镇压抗日武装。
“集团部落”中央设有日伪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限制人身自由，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集团部落”生存条件太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整个东北，“集团部落”残害着五百万民众。
伪满政府公布了五十多种“罪行”，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还搞“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日军还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研究所。1935年到1936年间，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部队，即“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他们用动物和活人做实验，每月能培制出三百公斤鼠疫菌和几千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他们制造的细菌武器，先后在东北、浙江和湖南等地使用。
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是关东军司令官批准的。这些活人，有中国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有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他们被称为“原木”，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活人实验名目繁多，手段残忍。如果他们在实验后还活着，就会一直被折磨到死。第七三一部队细菌作战部长川岛清后来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他还供认：“第七三一部队驻平房五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至少有三千人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组织武装抗日斗争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钢铁的意志。中共满洲各级组织是坚强的抗日核心，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杨靖宇向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提出的建议，在1934年11月7日有了结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下辖两个师。12月间，李红光的第一师趁着鸭绿江封冻，袭击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新年1月11日，杨靖宇率领军部埋伏在红土崖东面十五公里的地方，歼灭伪靖安军一个骑兵连，缴获几十匹战马，装备教导团。军参谋长朴翰宗在战斗中牺牲。
东北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几乎都要面对日军的枪口。5月末，第一师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李红光负伤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作战中为国捐躯。
这一段时候，伪军头子邵本良，又在跟杨靖宇较劲了。
这年8月份，杨靖宇决心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家底老七团。邵本良嗅出味来了，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杨靖宇下令暂停攻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一撤，邵本良就跟了过来。两天后，两军在一条山岗上交战。邵本良没占着便宜，但他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粘上了。
杨靖宇带着部队来到柳河县黑石头，一看地形不错，下令停下，预设埋伏。邵本良只顾催着手下往前追，把手下二百来人的队伍，加上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进了杨靖宇的口袋。
邵本良准备找杨靖宇报仇。杨靖宇不用他找，自己找上门来了。他通过邵本良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七团要从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靖宇在他们必经之地朝阳沟设伏，消灭了伪军，截下几十辆大车，还抓住了邵本良的小老婆。邵本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年2月，杨靖宇接到内线报告：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他派出一支二十五人的小分队，半夜1点多钟袭击了伪军团部，邵本良当晚不在，躲过去了，但伪军副团长以下六七十人，连同武器、粮食和布匹，都落到杨靖宇手里。
3月上旬，内线又送来消息：邵本良向日军的三毛司令官夸下海口，说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军相信他的能耐，给了他一个迫击炮连，还答应派飞机支援作战。
杨靖宇第二天就开始训练部队，科目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4月初，部队在龙岗山西麓歼灭了伪军奉天骑兵旅一部，邵本良的部队跟了上来。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准备与他决战。但是，杨靖宇的命令不是“打”，而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