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国难当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把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意图，看得明明白白。在这种时候，中国当局者和一些西方政治家，还不能充分认识日本的野心，他们的洞察力，也许还不如中国一个普通的百姓，这种现象，实在是令人费解。中国民众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的热情，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暂时也没有获得西方国家的理解。
中国的红色政党和红色政权，在时局维艰的岁月里，和广大民众一样，处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冲破险阻，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着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
中国人迫切需要抗日的武装。同一年7月7日，寻淮洲和粟裕等人领导的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八天后，中国的红色政权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要把军队开上抗日前线。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在纷繁复杂、险恶重重的时局中，湖南人毛泽东精辟地认识到，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进入高潮，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这位远见卓识者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同年10月1日，一篇著名的宣言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出，刊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同一个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共产党和红军连续发表抗日宣言，反对蒋介石出卖中国。中共中央从12月17日起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政策。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阐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忙于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和杜斌丞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珩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中共中央北方局支持和领导学生的爱国运动。12月9日，北平学生长期被国民党当局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六千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卖国，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学生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遭到军警阻拦和野蛮镇压，一百多名学生受伤，三十多名学生被逮捕。
第二天，北平学联做出反应，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运动持续到16日。国民政府原订在这一天举行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在这一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清晨，北平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三万多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几万人示威游行，当局再次调动军警镇压，四百多名学生被大刀砍伤、刺伤或被棍棒打伤，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只好延期到12月18日举行，而且“大会”开得又小又短，包括新闻记者在内，只有三十多人与会，从开会到散会，只有二十几分钟。
北平学生的行动影响了全国。在北平附近的天津，在江浙地区的上海、南京和杭州，在华中的武汉，在华南的广州，在中原的开封，在太行山东西侧的济南和太原，都有爱国学生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立即向国内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他们的爱国精神，誓为他们的后盾。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巴黎、东京和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
上海成立了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发表宣言，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蒋介石容不得这样的组织，当局在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和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政府，营救运动声势浩大。宋庆龄、何香凝和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爱国入狱运动”。他们说，如果爱国有罪，他们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如果爱国无罪，他们则与七君子同享自由。宋庆龄等人前往苏州，请求入狱。国民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在“七七”事变后释放了七君子。
文化界也致力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面目。中共领导下的“左联”，抗议日本侵略，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二十一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共同签署一份宣言，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文化界实践了他们的宣言。一些小说家写出脍炙人口的抗日作品，阳翰笙写《义勇军》，肖红写《生死撤，萧军写《八月的乡村》，艾芜写《咆哮了的许家屯》。剧作家田汉写《乱钟》，诗人蒲风写《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和崔嵬写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写报告文学《包身工》。音乐家聂耳创作《大路歌》，歌词作家孙慎写《救亡进行曲》，麦新写《大刀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中华大地，以强烈的感染力，激励中华民族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