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侮延伸，内部的毒菌又侵蚀着中国的肌体。
蒋介石以他所居的高位，似乎不可能不明白，对于外国霸权的退让，是不可能有个止境的。但他急于铲除国内的异己，还是止不住在对日本妥协的路上滑下去。中国的局势，由于他无心攘外而专注于“安内”，变得越来越危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黑暗。
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以后，方振武和吉鸿昌把部队集结在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蒋军和日军同时打击这支抗日部队，好像是不谋而合，又似乎是合谋而为，迫使这两位抗日将领离开部队，前往天津。
蒋介石还纠集一百万兵力，对号召全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有五十万兵力用于围攻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日本根本不和蒋介石讲情面，把华北的形势弄得紧张万分。连日本人内部也在争先恐后，日本海军积极策动华北的分离，而日本陆军则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
内蒙古也处在日军威胁之下，日本驻承德的特务头子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蒋介石容得下日本的挑衅和侵略，却容不得不大听话的抗日将领活在世上。吉鸿昌在天津遭到国民党特务陈恭澍暗杀，受伤被捕，半个月后在北平就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天理自在人心。抗日同盟军被扼杀，第十九路军为之愤慨，他们联合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李济深、陈明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树起“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旗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还释放了监禁的共产党员。新政府同中央红军订立停战协定，力图争取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不用说，蒋介石对待国内的反对派态度非常强硬。1934年元旦，他调动五个军十二个师共约十五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军舰，也应邀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蒋介石舍得花钱排除异己，第十九路军的一些将领被他收买。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等城市相继被蒋军攻占。李济深和蒋光鼐等人逃往香港。
蒋介石是根本顾不上东北的国土和同胞了。在那里，日军为了扑灭抗日战火，带领伪军在东边道、辽东和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
在察哈尔，半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两次张北事件和两次察东事件。蒋介石的态度是牺牲主权，息事宁人，使日本人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然后再牺牲主权，求得暂时的和平，如此陷入恶性的循环。
张北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34年10月27日。当时，宋哲元军对张家口和张北防卫较严。这一天，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八人，来到张北城南门，声称去内蒙古旅行，要出发前往多伦。他们没有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就想穿门而过。南门的卫兵和保安队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盘查了四十分钟后，将他们放行。
两天后，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向驻军赵登禹师提出抗议。接着，日本驻北平的武官又向宋哲元强烈抗议。宋哲元命令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又将当事的连长免职，日军才暂时罢休。
第二次发生在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派出四名军人，又以旅行的名义，要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这一天，他们乘卡车从多伦到张家口，经过张北城南门，由于没有护照，被卫兵暂时扣留。宋哲元接到报告后，担心触怒日本人，下令放行。
日本方面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要求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还要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威胁说：“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察东事件，第一次起始于1935年1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无中生有的声明，胡说驻守热河与察哈尔边区的中国军队有碍行政，他们曾经要求宋哲元限时撤离这支部队，但中国军队没有履行，所以决定要用武力驱逐。第二天，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要求驻守独石口到沽源一带的中国军队迅速撤出。
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但是，两天后，一千多名日军步炮兵和两千多名伪军向长梁、乌泥河与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日军飞机连日轰炸独石口和东栅子等地。
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日军又赢了一局，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
第二次起始于6月11日。这一天，热河的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河伪军进攻东栅子。第二天，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在这些地点，宋哲元军的部队都进行了抵抗。日方硬说是他们的人无端遭到宋哲元部队的射击。
对于张北和察东的四次事件，何应钦惟恐事态扩大，一味妥协。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副手秦德纯代理。关东军又调兵四千多人在长城一线的古北口和南天门等处实弹演习，加以威胁。国民政府再度妥协，授权秦德纯与土肥原谈判，签署了一个《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让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
在河北，大约在同一时期，日军主要制造了两次阴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