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建立了声望，做工作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挥所里，他秘密建立起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
冬天，周保中退出救国军，带着边区军的两个连到宁安与李荆璞的部队会合，着手组织绥宁反日同盟军。
李荆璞是宁安县的青年农民，当他决心拉起队伍去打日军的时候，几个和他一块扛活的穷哥们儿都说：“好使”
可是，他们没有枪。做个草头王都要枪，何况是去打日军呢！李荆璞说：“咱们不妨先向胡子们学一手，向那些家里养枪的大粮户借几条枪用。”
那年月，东北有许多胡子，刚起局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枪的。他们用红布包裹条帚疙瘩或者带弯的木棍，往人家后腰上一戳，次次都灵，好像没有谁敢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
说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假枪，突然出现在一个大粮户家里，对吓得发抖的主人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找你借几条枪用，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拿着这些枪，缴了伪宁安保安队一个班的枪，队伍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李荆璞先是投奔王德林的救国军，被编为骑兵团的一个连。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救国军上层人物抗日不坚决，在日军进攻下一退再退。队伍退到老爷岭时，他把手下几个班排长找到一起说：“弟兄们，看来打日本是不能靠他们的。半年多了，他们没打过一次日本，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保卫家乡”
李荆璞刚说完，士兵于洪仁说：“说得对，打日本就得靠我们带领老百姓自己干。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
“这样可能不行，”李荆璞说，“本营的那两个连就住在附近，枪一响，他们就会赶过来，那时我们恐怕就很难走了。”
“这好办，咱们不让枪响就是了。”于洪仁说，“连长可以带人去找营长，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进去就把他们的枪下了。我带一个排在外面巡逻，应付意外情况。”
李荆璞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
他们的行动十分顺利。当晚，这个连悄悄离开老爷岭，回宁安老家去了。于洪仁对李荆璞说：“连长，我看还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一下咱们抗日到底的决心。”
“行”李荆璞说，“听说你是念大书的，还当过教书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写一个吧。”
于洪仁起草的宣言发表后，宁安一带的一些小股武装，纷纷慕名来投，队伍很快壮大起来。日伪军将他们当成“讨伐”的重点目标。伪保安队像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后面，想伺机消灭他们。
“和这群兔崽子们拚了”李荆璞被这个大尾巴弄火了。
于洪仁对他说：“连长，现在打没把握。队伍刚拉起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先和他们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
李荆璞依照于洪仁的计策，派出几名能干的队员和伪军兜圈子，把他们诱进伏击圈，消灭了这条大尾巴。
打了胜仗，李荆璞对于洪仁刮目相看。他后来才知道，这位有胆有识的于先生，原来是中共宁安县委专门派来改造他这支队伍的。不久，李荆璞加入了共产党。一个以于洪仁为书记的党支部很快建立起来。这支部队改名为“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习惯了等级制的日本人，也为汉奸们排了个座次，邵本良、王友成和李大善三人并称“东北三大厉害”，其中邵本良是“东北第一大厉害”。
邵本良本性其实不良。他有二十多年的匪龄。“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发现了他这个匪材，封他为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
邵本良为虎作伥凶于虎。他打击抗日武装比日军厉害。日本人进了东北的山林就玩不转，空有好枪法和武士道，场被游击队牵来牵去，找机会揍上一顿。邵本良钻山林却是老手，手下的兵多是土匪出身，打仗时带枪还带刀，一进林子就把路标砍出来，在山里转不会迷路。冬天下雪，游击队和日本人打完仗，钻进林子，把雪上的印子一扫，日军就丢了目标。但你把雪扫得再干净，邵本良也能找到踪迹。他就凭着这点本事，向日军夸下海口：“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
邵本良和杨靖宇的较量，开始于1933年年底。杨靖宇的后卫部队在松花江以南地区与邵本良的伪军遭遇，打死打伤十一名伪军，付出了三伤四亡的代价，牺牲的有杨靖宇的老战友金伯阳。
一个多月后，杨靖宇和李红光指挥第一军独立师用调虎离山计把邵本良的主力调出老窝三源浦，然后乘虚而入，逮捕了汉奸走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摧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烧了几十间营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
这一仗震动了南满。三源浦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又是梅辑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许多人都说打下三源浦比虎口拔牙还难。杨靖宇偏偏拔了虎口的牙。但是，邵本良狠性改不了，发誓要让杨靖宇知道他的厉害。
不久，第三次较量开始。邵本良的伪军，加上两千多名日本兵，在柳河县大小荒沟一带摆开阵式，包围了杨靖宇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