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区军民向蟠龙至武乡、榆社至武乡、水冶至林县之间的各条公路沿线发起攻势作战，收复蟠龙镇、榆社县城和水冶镇，并向邢台沙河新乡辉县地区发动进攻，开辟了新乡辉县根据地。太岳区军民出击济源和垣曲地区的日伪军，收复国土两千六百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十一万，并控制了两地之间的部分黄河渡口。冀鲁豫区军民在昆山地区发动攻势，攻克日军据点五十多处，恢复了昆张地区，打开了东平和汶上的局面。随即进攻清风城和湖西地区，恢复微山湖西中心区，使山东西部各个小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一年中，晋察鲁豫根据地军民总共毙伤日伪军三万八千多人，收复县城十一座，解放人口五百多万，收复国土六万多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取得了巨大的战绩。外国的民众迫切希望了解。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们多次提出要求，蒋介石才同意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5月17日，由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等六名外国记者和孔昭恺、张文伯、赵超构等九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团离开重庆前往西北。6月9日，记者团抵达延安。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礼堂会客厅接见他们，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词，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全面系统地给记者团介绍了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状况和作战状况，以及所抗击的日伪军数量，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状况等。
延安文化界在24日集会，招待中外记者团，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时正值中共七大前夕，记者团采访了周恩来、刘少奇、贺龙、陈毅、聂荣臻和徐向前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还见到了在延安工作的外国友人马海德和林迈可等。他们广泛参观了边区政府的各种工厂、新华社、自然研究院和医院等设施，对延安生机勃勃的场面留下了深刻印象。外国记者要求前往八路军前线继续参观，到10月下旬才返回重庆。
记者团在西北访问期间，向国外报纸发出了许多新闻稿，后来还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如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和《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如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的伟大业绩，使全世界人民对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有了客观的了解。
史迪威同样希望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在年初就拟定了一个派遣美军观察团到延安的计划，由于蒋介石一再阻挠，拖到7月才实施。代号为“迪克西团”的美军观察组十八人分两批从重庆飞抵延安，第一批在7月22日起程，第二批在8月7日起程。其主要成员是包瑞德上校、谢伟思和克罗姆林。观察组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彭德怀、陈毅和叶剑英等人向观察组做了有关根据地的专题报告。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尽情游览参观，对中共的政治状况、军事状况和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共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八路军的高昂士气，解放区的生气勃勃，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7月28日到第二年3月1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六次谈话，纵论中美关系、国共关系、中苏关系和中日关系，阐述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深刻影响了谢伟思、包瑞德等观察组成员。通过他们发回美国的大量报告，毛泽东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和史迪威等人。观察组一直在延安呆到下一年8月。第一任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后来写有《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记述了全部过程。
来到延安的不仅有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也在11月7日访问延安。美国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就无法战胜日本，赫尔利来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赫尔利一到重庆，就开始与中共代表林伯渠与董必武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在获悉谈判情况后，向赫尔利发出邀请。赫尔利在林伯渠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到机场迎接。赫尔利第二天就与毛泽东等人开始会谈，经过激烈辩论，赫尔利接受了中共提出的五条协议，认为“这些建议完全是合理的”，而且还可以修改得更有利于中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感到吃惊。
10日中午，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延安协定草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赫尔利认为，这个包括五个条款的协定，反映了美国对民主与人权的观念，因此十分兴奋，马上带着尚缺蒋介石签字的文件返回重庆，周恩来也同机前往，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谈判。
毛泽东为了加快抗战胜利的进程，在年底决定抽调部分主力向华南地区发展。南下部队从第三五九旅抽调主力三千八百人，中央组织部选调一批干部，护送九百多名南方干部，组成约五千人的部队，简称为“南下支队”，正式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
提起第三五九旅，人们就会想起旋律悠扬的女声歌曲《南泥湾》。大家都知道，王震和他的第三五九旅都是陕甘宁边区屯田垦荒的模范，但并非人人都知道，这支部队在抗战将要胜利的时候，经历过一次铁流万里的漫漫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