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童长荣到达东满的时候，一支日军测绘队闯入延吉原吉林省防军第三营的驻地，旁若无人地走到炮位窥测。担任警卫的班长史忠恒命令战士鸣枪示警，日军根本不理。史忠恒火了，下令开枪射击，击毙两名日军，把其余的吓跑了。
第三营打死了日本兵，营长王德林把部队带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闻讯，立即派出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李延禄去找他。李延禄匆匆赶到救国军驻地，但是，有三拨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第一拨代表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给王德林送来“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第二拨代表抗日将领李杜，他带来的礼物实惠多了，是一万现大洋的支票，外加一个团的番号。第三拨，便是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
这些人喋喋不休地劝说王德林，而他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李延禄年轻气盛，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厌恶，叫王德林把那些人打发走。
王德林说：“李杜的代表说要收编咱们，怎么办？”
李延禄想了想，对王德林说：“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一万元军饷，断然拒绝恐怕不好。但咱就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不合适。我倒觉得，不如收下一万元军饷，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王德林喝着酒，听着李延禄的话，觉得在理。他请李延禄给他当参谋长，兼任李杜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李延禄满口答应下来。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四百多名，组成了三个连，又从原来的部队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和李凤山，加上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左征和朴重根，到补充团当连长和副连长。
不久，补充团建立了秘密党支部。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在救国军中悄悄出现。
1932年春天，救国军收复宁安，共产党人田宝贵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他们找到李延禄，要求合编。李延禄经请示王德林，把他们收编为第二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进一步发展。
日军为了加快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在占领东满地区后，便着手修建敦化至图门的铁路。王德林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条铁路的修筑，使日本人十分恼火 本庄繁一再下令，要关东军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号称有万人之众的天野第十五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一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信件，立即召集手下人商议怎样应敌。副总指挥孔宪荣主张躲，参谋长李延禄主张打，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共产党员召开支部会议。书记孟泾清说：“就是只剩下补充团，我们也要抗日。”怎么打法？李延禄提出：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区去。
王德林再次召集军事会议，李延禄力排众议，主张打。会议开到第三天，李延禄说：“就是只有补充团七百人，我们也要打。”
王德林最终下决心打了。他知道，补充团平均每人只有三十发子弹，便下令将库存的手榴弹全部运到补充团。
李延禄选好的阵地是镜泊湖南头的“墙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扼守着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道。路在巉岩底下，紧靠大江。补充团隐蔽在山崖边，七百名战士靠大块的岩石作掩护。山坡光秃秃的，只是山脚有些岩石，日军不会想到这里有埋伏。
一切布置停当，补充团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最担心日军不走“墙缝”。不过，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人“牵大驴”。
陈文起是南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伏击日军，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好枪法。可是，他呆了两天还不见动静，便在夜里回瓦房店去探听虚实，不想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
“打猎的。”
“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
陈文起对答如流，身上又沾有野物的血迹，日本人不怀疑他是打猎的。他们非常得意，以为找到了一名合格的向导。
凌晨，陈文起领着天野旅团八千多名日军，仿佛牵着八千多头驴，直奔“墙缝”而来。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喝道：“什么人？”
“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一个女声回答。一个老头的声音接着说：“她是俺姑娘，咱们找补充团指挥部。”
老头名叫史振德，一见李延禄，便说：“陈文起已经牵大驴往这边来了，你们快准备打吧。”他还说，他带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望远镜里出现了日军的队伍：红肩章，长枪刺，扛枪的臂膀。李延禄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五里长的狭路纷纷下落，爆炸声四起，临近死亡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日军指挥官下令的声音显得疯狂、惊慌而凄厉。凭依崖石猛攻猛打的七百战士，扔掉棉衣和帽子，身上只剩下短褂，猛力朝日军扔手榴弹。
补充团打得正来劲，负责堵口子的地主武装悄悄开溜了。李延禄接到报告：日军在狭路口外停止前进，动向不明。他念头一闪：日军随时可能从背后袭击，便果断下令：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