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打巴彦县城很顺利，游击队又与“绿林好”联手打进了东兴县城，在城里住了下来。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一千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游击队孤军奋战，伤亡将近五十人，赵尚志左眼下留下了三个弯月形的伤疤。游击队用两张大马雪橇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汤原也是一个令日军十分头痛的地方。1932年春天，共产党在汤原建立的反日同盟会，有了一千多名会员，建立游击队的条件成熟了。秋天，冯仲云和李福臣相继奉命来到这里创建抗日武装。
成立游击队需要枪，县委号召党团员捐款买枪 兵荒马乱的岁月，枪太值钱了，一支大枪能换六千斤黄豆！大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硬是弄到了二十多支枪。这些枪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但游击队只要有了枪，就可以去打仗了。
10月10日，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成立，李福臣任队长。这支队伍是由四十名党团员组成的，其中七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
1933年下半年，由于叛徒告密，日军发动大搜捕，逮捕了县委书记裴治云等十二名党团员和爱国青年。日军严刑拷打，然后把他们活埋在深坑里。日军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搜出县委委员高庆云和他的儿子，当场用刀砍死。骤然间，汤原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
这场浩劫中，只有一个幸存者，就是县委委员夏云杰。他秘密联络汤原各地的党组织，担负起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要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夏云杰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建反日游击队。
11月末，夏云杰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团内部，又派徐振江和队员老曲，装成卖大烟土的商人，混进伪自卫团的营房。他自己带着二十多名队员，拿着一支大枪和一把没有撞针的小撸子，隐蔽在院外。团丁们围上来买大烟土时，徐振江和小于发出信号，游击队员一拥而进，徒手缴了团丁的枪。这次行动共缴得大枪十四支，短枪两支。
有了枪，汤原游击队再也不用玩“空手道”了。
夏云杰的游击队里有一对黄金搭档，都是朝鲜族战士。一个叫徐光海，遇事沉着，通晓日语，一脸的络腮胡子，长得有几分像日本人，扮日本指导官谁看都像。另一个叫裴敬天，汉话流利，日语流畅，最合适扮成翻译官。1934年秋天，夏云杰派他们除掉经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药房先生王风舞。
他们来到药房里，扮成日军大佐的徐光海，知道王风舞不懂日语，便用朝鲜话问他：“你的，内嫩摸儿哈那？”
王风舞回答说：“太君，我是行医看病的。”
“啊！你是给马胡子看病的！带走”
王风舞赶紧说：“太君，你可别把我当外人，我和佳木斯宪兵队有联系。前天有三个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徐光海一听，气得大喊：“死了死了的”
他们第二次行动是在火龙沟，大地主姜海泉组织秧歌队，准备欢迎日本守备队到来。日本人还没到，姜海泉就落到了徐光海手里。徐光海见大街上等着看热闹的人来得不少，便还了真面目，给民众做了一通抗日宣传，押着姜海泉、带着秧歌队，又装成日本指导官，来到舒木河，顺顺当当缴了伪自卫团的枪。
此后没几天，除了“领衔主演”的两位，还有二十多名“警察”，出现在一个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何木林急忙把“日本指导官”徐光海和“警察署长”戴鸿滨迎进上房。何家有钱有势，几个儿子各有两个老婆，枪就更多了。戴鸿滨估计他们的枪没领枪照，便到下屋找出一支枪，交给“日本指导官”，使着眼色说：“太君，他家窝藏枪支，求皇军治罪”
徐光海会意，冲着“翻译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便对何木林说：“枪的，执照的有？”
“有哇，有哇”
“统统的拿出来，验照”
何木林吓得冒冷汗，赶紧交出家里的四十多支枪。戴鸿滨对“翻译官”说：“报告皇军，这些枪大都没有枪照。”
“翻译官”和“日本指导官”嘀咕一阵，对何木林说：“皇军念你忠心，不予治罪，把枪都拿到集贤镇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赶紧叫儿子备上三匹好马，驮上那些枪，把“皇军”送走。
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也是有声有色。1931年11月，童长荣奉命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很快就建立了几支抗日武装。朝鲜人金日成来到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游击队。游击队从日军手里夺取枪支弹药，自己也制造武器。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汇，叫做“牛皮步枪”。日军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就会断口粮。他们把农民的牛抢来宰了吃，先把牛皮剥下扔掉，等到牛肉吃光了，又把牛皮捡来烤着吃。游击队埋伏在附近，等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来捡牛皮时，把他们干掉，夺取武器。用这种办法夺来的步枪，就叫做“牛皮步枪”，夺枪的游击队员，叫做“牛皮步枪同志”。
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有的还生产出自己的拳头产品。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生产出了日军最害怕的“辣椒面炸弹”和威力更大的“延吉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