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有了一种凝聚力，结成强大统一的抗日武装。
“九一八”三个字，历经几十度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了一个遥远事件的标识。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大批东北人，为了避开日军的淫威，流落到关内，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心中的愤懑。留在家乡的东北人，脖子上架着日军的刺刀，眼看着父母兄弟被杀戮，妻女姐妹被奸淫，父老乡亲被残害。
他们难以理解的是，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命令军队不去抵抗凶残的日军。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义勇。他们心中的义，是民族存亡的大义，他们身上的勇，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侵略搏杀的大勇。
乱世豪杰起四方，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政府军不抗日，民众就自发地组成了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过去一年，全东北就涌现出不下三十万人的义勇军。农民抡起大刀，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绿林队伍，即东北人所说的“胡子”，把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东北一百五十四县，九十三县有义勇军活动。
初期的东北义勇军，打出的旗号各不相同：红旗，绿旗，青天白日旗，还有一种旗帜用上了“反日”的创意，把白底红圈的日本旗颠倒过来，在红底上画个白圈，真是五光十色，各显神通。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众手挽手站起来，筑成血肉的新长城。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浴血奋战。
在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三万人的队伍。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打死打伤四百多名日军。他们又攻打额穆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万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大摆口袋阵，歼灭日军三千多人。随后，救国军用火攻围歼逃敌。救国军随后在方正作战，打伤日本侵华先锋多门师团长。
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同一天，本庄繁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四个日本国籍的人，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
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权，但还有东北军的八个旅，由李杜、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分别指挥，一万五千人群龙无首。大敌当前，他们联合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李杜为总司令，积极备战。
2月1日晚约8点钟，两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徐徐开进双城站。日军整队下车，烤火取暖。赵毅旅长指挥埋伏的部队突然从三面发起猛攻，将日军困在站台上下，打死打伤几百名日军。同时，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
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向哈尔滨南郊逼近。3日，自卫军在市郊与日军激战。李杜、冯占海和宫长海等旅长带队冲锋陷阵，争先杀敌。
4日，日军发动总攻，李杜上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丁超等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在日机轰炸和坦克猛冲之下，自卫军只能利用民房和断墙节节抵抗，结果被日军分割包围，损失惨重。5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双方在市区展开巷战。自卫军苦战不支，只好弃守哈尔滨，向宾县和巴彦方向撤退。
日军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日本关东军只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三倍。
在蒋光鼐命令淞沪守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的同一天，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几天后，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在长春与本庄繁签署密约，让日本政府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声明绝对不承认伪满洲国。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打倒伪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为了巩固对东北的统治，疯狂地、次数密集地“讨伐”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向马占山的部队发动总攻，在袭击安固镇以后，造谣说马占山已经战死。关东军把苏炳文的部队打得弹尽粮绝，迫使他们和马占山的部队都退到苏联境内。
1932年9月15日夜里，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凌晨，日军包围了平顶山村庄，把全体村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日军的汽车上和山坡上布满了机关枪。三千多名矿工和平民刚刚站定，机枪子弹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一个小时的屠杀，杀得尸横遍地。有人呻吟蠕动，日军便用刺刀捅死。日军还用汽油将全村房屋烧毁。随后，日军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一百三
十多人，又在东千金寨和西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日军将平顶山被害群众的尸体全部烧毁。
没有统一起来的义勇军，不断遭到日军野蛮的镇压。到1932年底，一支又一支义勇军被击溃，将领们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剩下的极度彷徨和混乱。
显然，义勇军需要一种凝聚力，才能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武装。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积极地行动起来，将一支支义勇军重新组合，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地义勇军的实力，随之而急速地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