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份，冀中军区司令部从深泽的大堡撤出，日军飞机一直紧盯不舍。走到安平的宗佐，司令部在紧靠村边的一座院子住下，作战室在正房，程子华住东厢房，吕正操住西厢房。人刚进屋，日军飞机就冲下来轰炸，一颗炸弹击中正房，值班参谋和通信员被炸身亡。吕正操和程子华都趴在床底下，四五架日机轮番轰炸、扫射一阵，呼啸而去。两个人互相呼唤着，从一片废墟中爬出来。
同年春夏，华北各根据地的八路军纷纷派出武装宣传队，进入敌占区，组织民众，揭露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实施“蚕食”的阴谋，坚定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分化瓦解伪军和伪组织。这种在日军占领区开展小型武装活动的组织形式，得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肯定。此后，武工队在各抗日根据地都活跃起来。
对于武工队的成员，中共北方局是有规定的。他们是从军分区或野战军旅部抽调出来的营以下基层干部和优秀战士，以及从地方党政机关抽调的优秀干部。一支武工队一般有三十到五十人，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和组织员。他们的任务，是深入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建立秘密的人民政权，运用各种斗争方式，打击和瓦解日伪，摧毁伪组织和伪政权，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把日军的“治安区”变为游击区，使游击区变为根据地。小说《敌后武工队》记述了他们和日伪斗智斗勇的惊险刺激的战斗故事。
这一年8月初，八路军刘伯承师第三八六旅和决死第一纵队各一部，组成太岳南进支队，进入临汾屯留路的南面，在沁河西南孔滩地区创建了岳南抗日根据地。9月20日，日军调集主力两万多人，向岳南新区发起大“扫荡”。
根据地刚刚创建，还没有充分发动民众，日军大兵压境，八路军处境危险。南进支队派出小部队与日军接触，消耗日军的体力，主力避免与日军拼消耗，使日军的合击行动达不到目的。
10月2日，南进支队撤出岳南地区，岳南反“扫荡”结束。
第二天，从岳南撤出的日军，动用三万多人的兵力，采劝铁壁合围”、“反转电击”的战术，对岳北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岳北地区的军民，在岳南反“扫荡”时，就做好了空舍清野的准备，并分派干部加强对各区游击战的指挥。当日军进入根据地时，民兵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打击和钳制日军。
这时候，八路军主力实施分遣作战，适时转移到外线，在安泽县的疙瘩沟和沁源县的将军沟连续重创日军。各地人民武装在同蒲铁路大力开展破击战，在平遥和灵石之间毁掉日军机车三辆。日军连遭打击，无法执行寻歼八路军主力的计划，在18日撤出抗日根据地。岳南和岳北历时一个月的反“扫荡”结束。
10月底，日军企图寻找八路军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的军工建设。他们派出七千人的兵力，使用“捕捉奇袭”的战术，对太行区发起“扫荡”。31日，从潞城和襄垣等地，四千多名日军出动，连续奔袭八路军总部驻地西井，以及刘伯承师师部驻地赤岸和黎城等地。11月3日，日军两千多人分别从辽县和武乡出动，奔袭大有、贾豁和宋家庄等地。
太行区的军民通过备战演习，已经熟悉游击战、麻雀战和地雷战的要领，游击集团和民兵游击队的组织得到加强，家家户户空舍清野，做好了反“扫荡”准备。日军不断遭到突然来临的打击，伤亡非常严重。南北两路日军在6日分别撤退到黎城、武乡和辽县。
9日，撤退到黎城的日军突然向北面奔袭，推进到黄烟洞和水腰地区。八路军总部为了保卫水腰兵工厂的机器设备，派出特务团等部队抗击进犯的日军，命令刘伯承师四个主力团配合作战。
特务团占领了险要的阵地，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拼死坚守，日军冲上来，战士们就扔手榴弹，和他们拼刺刀。在八个昼夜里，日军发动几十次进攻，付出了八百多人伤亡的代价，仍然不能前进一步。16日，八路军主力转移。
日军好不容易进入黄烟洞镇，镇上已经空无一人。他们每走一步都得万分留神，但还是吃了满地地雷的苦头。他们唯一的收获，就是捣毁了兵工厂的几台机器。
刘伯承师在水腰地区配合作战，从日军侧面和后方不断发动袭击。游击集团用地雷杀伤日军，有一百多名日军被地雷炸死。日军顶不住四面八方的打击和天气的寒冷，只得缩回黎城。八路军又在他们撤退的路上打伏击，毙伤日军三百多人。八路军一路追击到黎城，日军在20日夜里又撤到潞城。日军二十二天的“扫荡”，没有伤害到八路军的首脑机关，而是狼狈地退回了出发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1941年南边发生的战事。
这一年2月，日军开始调兵，企图攻占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军事要冲和著名贸易港口福州。从2月到4月，日军集结了两艘航空母舰、三十多艘军舰、一百多艘帆船和四十多架飞机。
18日，二十多架次日机轮番轰炸连江、长乐等地。第二天清晨，日军以华南方面军土桥勇逸第四十八师团为主力，由百武晴吉第十八师团四个步兵大队配合，在海军第二分遣舰队协同和三十多架飞机掩护下，从闽江口的长乐和连江两县沿海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