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用机械化纵队和火炮群攻打南昌。
蒋介石草草处理了长沙大火的事件，又到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国民党军队的三百多名高级将领到会，中共方面有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在会上，蒋介石重新划分全国战区，设立八个战区和两个敌后战区。会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干部教导游击战。南岳训练班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担任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
南岳会议结束不久，12月21日，一架飞机诡秘地从昆明飞抵河内，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走下飞机。他带着陶希圣、傅斯年、周佛海等人出逃了。
汪精卫此行目的何在？是否得到了蒋介石的密令，在演一战一和的双簧？社会上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充斥街头巷尾。
此刻，蒋介石正在西安，忽然接到云南省主席龙云来电，询问他是否预先知道汪精卫出走的事情。蒋介石复电否认，并说目前绝无与日本谈判和平的余地。
24日，蒋介石从西安飞回重庆，部署辟谣。当晚，他请端纳通知英美驻华大使，声明汪精卫绝对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还说，中国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并且正在准备做大规模的抵抗。
29日，汪精卫的意图明朗了。他在香港的《南华日报》发表对日通和的“艳电”，向蒋介石建议与日本罢战言和，携手防共。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消他的一切职务。
二十天后，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一共开了十天。蒋介石在会上重新解释“抗战到底”，说这个“底”不是打到鸭绿江边，而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接着，他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还成立专门从事反共工作的特别委员会。
中共中央1月24日发出《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25日发出《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重申坚持团结抗战方针，并指出磨擦现象最近更加厉害，不应任其发展，使国家民族陷于不利。
但是，在这一年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势力，遵照蒋介石的反共指令，向八路军、新四军挑衅和进攻，残杀和迫害共产党人，先后制造了山东博山惨案、陕西旬邑事件、平江惨案、张荫梧在冀南的反共磨擦、河南确山惨案、晋南“十二月事变”、陇东事件等一系列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端和案件。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从领导全国抗战转移到取消中共上来。但是，汪精卫叛国投敌，使蒋介石面子上非常难堪，心里笼罩着一团阴影。他决定动用蓝衣社特务组织，将戴笠手下的能人陈恭澍派到河内，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趁热打铁，干掉这个党内的老对手。
曾经指挥刺杀吉鸿昌的陈恭澍，跟随军统头子戴笠，领着从国内不同地方抽调人员组成的特务组，来到了河内。戴笠对他们再三叮咛：“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戴笠走后，特务组联系到一个叫做魏春风的人，他的女朋友有个亲叔伯哥哥是警察局的，恰巧就被派在汪精卫的住宅附近巡逻。特务组侦察到汪精卫的住所，在高朗街二十七号，是坐落在小花园中间的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汪精卫夫妇住着三楼的大卧室，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夫妇则住在三楼的小卧室。
这座洋房的二楼有个会客厅，还有几间卧室，住着汪精卫的随从人员。一楼除了车库以外，就是服务人员和卫士的住所。
陈恭澍并没有急于动手。他们在汪精卫住宅的对面租了一所房子，住在里面观察汪精卫的动静。一个多月后，他们对汪精卫及其随从的起居和各个卧室内的情况，全都了如指掌。
3月19日，陈恭澍接到戴笠从重庆发来的急电，要他们对汪精卫采取行动。21日夜，他带领其余五名刺客，用斧头砍断小花园的竹篱，潜进花园，搭起人梯，攀上窗门，然后甩出钩索，攀着绳子爬上三楼，进入走廊。
职业刺客们身手麻利，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当，可惜他们疏忽了一个细节。前一天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带着小孩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他自己搬到小卧室了。
刺客们似乎都不知道这个变化，特工唐英杰一口咬定汪精卫就是住在大卧室。于是，刺客们冲过去，砍开房门，几支枪对准床上的人射击。刺客们以为得手，立即撤走。曾仲鸣胸中三枪，在医院里强撑着把所有的支票都签上名，因为汪精卫潜逃时所带的钱都是以他的名义存入银行的。他把钱留给了汪精卫，自己一命呜呼，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而汪精卫本人在一个月后，由日本特务严密保护，从河内到达海防，然后秘密乘坐日本轮船“北光丸”号抵达上海，策划组织傀儡政权。
特务组刺杀汪精卫失误，是否有人误导或是给刺杀对象通风报信，史学家们至今仍在考证，尚无定论。
就在陈恭澍特务组准备刺杀汪精卫的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发现武汉的日军正在蠢蠢欲动。他从种种迹象判断，日军即将进攻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