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空军在武汉上空构成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
日军调集大军向徐州进攻的同时，他们的航空兵开始了对武汉的空袭，企图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机构、军工生产基地和空军机场，瘫痪中国军队的交通运输，为日军地面部队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
1938年春天，本该是花红柳绿、鸟鸣莺啼的季节。但是，日军铁蹄践踏中国大地，春光破碎，一片战火狼烟。上海的大火，燃烧了半个多月，绵延几公里。南京变成了废墟，大街小巷，陈尸遍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煳味和浓浓的血腥气。
天空也是昏暗的。一群群、一拨拨八八式、九四式、九六式日本战机，像饱食中国人血肉的魔鬼，狰狞地抖动翅翼，飞来窜去，向地面抛洒死神的火药。尖厉刺耳的俯冲，撕扯着中国士兵和平民的神经。成吨的炸弹嘶鸣着，飞向守军的阵地，飞向安宁的城市，飞向大路上蜂拥逃难的人群。大地在震颤中龟裂，横飞的血肉染得天空一片殷红。
人们多么希望中国的战鹰飞上天空，拦截和打击日军的空中魔鬼。但是，中国的机场上已经没有战机可以起飞了。
的确，中国的战机已经打完了。淞沪会战中的中日空军大战，震慑了骄狂的日本空军。他们变得非常谨慎小心，改变了战术，每次轰炸机出动，总有大批驱逐机随队护航，空中袭击也尽量改在夜间进行。中国空军很难捕捉到大规模聚歼日军机群的战机。在持久的消耗战中，中国空军感到自己飞机太少。
蒋介石却没有这种痛感。空军打了几次胜仗，为他带来了国内外军界和舆论界的赞誉颂扬，民心和士气也随之高涨。蒋介石太需要这种效果了，他需要更多的空中捷报吸引西方国家的眼球，而不惜牺牲机数少得可怜的中国空军。于是，他不断向空军总指挥周至柔上将施加压力。当然他也没有忘了给予鼓励，在军事会议上当着众多高级将领夸奖他指挥有方。周至柔决定再接再厉，锦上添花。他向各地的空军部队发出命令，要求他们主动出击，轰炸长江口的日军战舰，拦截日军机群，突击境内外日本空军基地。
中国空军很乐意频繁作战，但是战机的损耗急剧增加，可以说是竭尽所能了。一批空中英雄怀着悲壮的骄傲，无憾地陨落在生养他们的大地上。打到南京快要陷落的时候，中国空军只剩下最后一架战机，告别京城，孤独地向西飞去。
中国空军不乏勇士，却没有可以将他们载上天空的飞机。
蒋介石也知道，没有飞机，何来空中的胜利！德国不会给他援助了，还撤走了军事顾问。英美的飞机也是可望而不可及。他情急之下，写信给斯大林：飞机需要之急，无可与比。
斯大林给予了回应，握住了蒋介石伸过去求援的手。希望在除旧迎新的时候从空中飞来，飞到寒冷的武汉，飞到蒋介石身边。湖北樊城机场和南昌青云浦机场仿佛从冬眠中苏醒，顿时生机盎然。小巧轻灵的苏制И－１５和И－１６驱逐机，庞大结实的СБ轰炸机，结队而来，迎着中国空军将士含泪的惊喜降落到机坪。中国飞行员们欢呼雀跃，扑向将与他们生死与共的战鹰。
２月１８日的武汉，晴空一片，宽阔的长江上，空气清冷，江面风平浪静，舟楫稀疏。这里地处中原，离当时的抗日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但日军的飞机不时靠近，侦察骚扰，空袭警报声不绝于耳。
将近中午１２点，日军的二十六架战斗机和十二架轰炸机，在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会合后，摆着长蛇阵直扑武汉。
日军动用刚刚装备部队的新式飞机进行这次空袭，其中九六式战斗机是１９３６年才正式投产的。该机身长七点七一米，翼展十一米，乘员一人，最大时速四百公里，最大航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机上装有两挺七点七毫米口径的机枪，携带两枚小型炸弹。
汉口机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指挥所。大队长李桂丹命令下辖的三个中队全部起飞，迎战日机。尽管不是第一次出战，李桂丹仍然很激动，他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前任大队长高志航惨死在日军轰炸之下的情景。
第四大队组建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原驻河南周家口机场，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４日，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开赴华东抗日前线。同一天，第四大队在杭州首次与日机交战，取得六比零的战绩。此后，第四大队越战越勇，连续击落几十架日机。
“八一四”空战的胜利，使中国空军一役成名，令世人刮目相看。８月１４日成了中国空军的节日。高志航从这一天起，被中外舆论推崇为“中国军魂”、“抗日天神”。不幸的是，１１月２１日，高志航正要率领转场到周家口机场的第四大队起飞迎敌时，一群日军攻击机突然飞临机场上空。日机炸弹的弹片嵌入高志航的身躯，鲜血染红了座舱。高志航牺牲时，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高志航的牺牲改变了他的同乡和挚友李桂丹。这个原本活蹦乱跳、服饰整洁的东北帅小伙，变成了一个胡子拉茬、不修边幅的怪人。过去笑口常开，如今却像用铅封上了嘴，很少蹦出一句话。一上训练场，他就咬牙发狠，目射凶光。一上天空，两眼便喷出火来。
李桂丹接任了大队长的职务，把第四大队改名为“志航大队”。他发过誓，许过愿：每次空战都要打下一架日军飞机来祭奠高志航，直到有一天自己也和高志航一样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