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日本兵，强令难民脱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鱼，看着一个个难民在水中寒冷抖颤，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在南京街头，日本兵把割下的难民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
日军最毒辣的几种虐杀，可谓洗刷了酷刑的世界记录。有一种暴行叫“狗吃刑”，
日本兵将市民的下半身埋在地下，命令狼狗扑上去撕咬，受害者鲜血淋漓。另有一种“钓鲤鱼”的酷刑，用铁钩钩住受害者的舌头，把人吊起来。还有一种“烤全猪”，燃起一堆柴火，把铁床架在火上，将受害者捆牢在铁床上。
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说，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外，还对中国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用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有一次，日军将已经放下武器的三千多名中国军警人员集体解送到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然后焚化尸体，负伤未死的便被活活烧死。又有一次，日军将华侨招待所里的五千多位男女难民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将他们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然后弃尸江中，让尸体随波逐流，企图杀人灭迹。这五千多人当中，只有白增荣和梁廷芳两人在中弹负伤后游水到达对岸，才幸免一死。后来，梁廷芳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
在南京城外的幕府山，日军囚禁着从南京城内逃出来的五万七千多名中国战俘和难民，其中包括男女老幼。12月18日夜间，日军将他们全部用铅丝捆扎，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五万多人倒卧在血泊之中。没死的人在呻吟挣扎，日军便乱刀砍杀，不留一个活口。事后，给尸体浇上煤油，点火焚化，目的也是毁尸灭迹。五万多人当中，只有一个伍长德侥幸没被烧死，等到日军离去后，才从死人堆里钻出来。这位幸存者后来也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的证言令人惊心动魄，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南京大屠杀的高潮，自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远东国际法庭认定，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日军在南京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凌辱了多少中国妇女？国民党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说，日寇残杀南京同胞总数超过四十万人，其中青年学生占百分之六十，约二十万人；老弱与幼童约十万人；被害妇女达十多万人。又据平民控诉登记，已寻得尸体及获得证据的，也有三十多万人，仅掩埋的尸体就有十五万五千人。如果把无从寻觅尸体的死者也计算在内，那就超过了四十三万人。至于受日军凌辱的中国女性，至少达到两万名，受辱妇女愤恨羞愧、跳江自尽的不计其数。
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件。这次暴行的规模，在法西斯的所有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程度，决不亚于德军的大屠杀。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并非在毒气室内统一实施的，受害者也不是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死去。它的受害者，在死前受尽了凌辱和创痛，它的实施者随时随地随意地进行屠杀，对被害者先加侮辱、虐待、抢劫、殴打、戏弄或强奸，才以死亡来结束他们杀人的游戏。因此，南京大屠杀的狂虐和残暴，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就连日本法西斯的德国盟友看到了日军在南京的丑恶表演，也向他的政府报告了一个结论：日军是“兽类的集团”。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侵华的日军是兽类，他们野蛮、残忍、到处发泄原始的本能，他们的狂热中还有无论人类或兽类都不具备的一种邪恶，这种反生命的邪恶具有冷酷的智能，它蔑视人的尊严，把所有的生灵当成儿戏，它玩弄自己的猎物，从猎物的恐惧和痛苦中享受乐趣，从猎物的死亡中求得自身的升腾。这种邪恶的人兽，只有一个词可以准确地描述他们，那就是人间的恶魔。他们闯入美丽的南京城，在善良的中国人和平居住的都市里，书写了“现代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是尚武的。也许，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人们求得有限的生存资料需要靠武力夺龋幕府将军们靠着等级森严的武士制度，维持着在弹丸之国的统治。192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在日本国民中引起生存的恐慌。这个岛国的武士们，要到别国的领土上去强取豪夺，因为他们继承了对于穷兵黩武的迷信。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一种酝酿侵略的文化，那么日本的文化就值得爱好和平的人们做一番探讨。极具特色的日本民间传说中充斥着关于幕府将军、武士、浪人和隐者的传奇，其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内容。轻视和虐待妇女也是日本文化中一个特殊的遗产，包含着一些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变态性风俗。至于全世界议论最多却又拿不出合理解释的日本武士文化，更令人有理由相信，在种种文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支撑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它一度公开露面，表现出对法西斯主义铁血的情有独钟，一拍即合，制造出一批批张牙舞爪的魔兽。它在南京大屠杀中演示了一出残暴的作品，震惊了整个世界。如今世界和平的潮流使它不能见容于光天化日，但它并未灭亡。它在过去的所作所为，足以使所有善良的人类，包括日本人民，一代又一代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