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说，东北三省的沦陷，是蒋介石拱手让给日本人的。华北抗战，蒋介石的抵抗也不坚决，所以华北的沦陷速度也很快。淞沪战役，蒋介石的抗日态度突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下令从全国调兵，亲赴前线督战。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军队同仇敌忾，万难不屈地抵抗了整整三个月，才取得了歼敌9.778万人(大部分为受伤者)的辉煌战果。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从不抵抗到亲赴前线督战，这180度的大转变是如何演变的呢？剖析他的内心深处，他是不愿同凶悍的日本人交战的。少年时代，他对日本这个民族充满了钦佩之意。他觉得一个小小的日本，民族意识十分顽强，竟敢与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较上劲，曾经几次战胜了貌似强大的俄罗斯。因此，他还是在溪口读私塾时，就十分崇尚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认为，无论国家大小，都要有精神，日本人把武士道精神看做日本大和民族的灵魂，这符合王阳明的“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学说。蒋介石认为中国的文武之道，只讲文人之道，而日本侧重的是“武人之道”。他曾经这样说过:“我以前羡慕日本尽忠报国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孝亲、尊师、尚侠、重义的民族性。”16岁的蒋介石来到奉化县城的风林学堂读书，顾清廉老师同情革命，也羡慕日本，他对蒋介石灌输了“要想国家强盛，必须壮大国家军事力量”的思想，并把《孙子兵法》一书借给蒋介石，希望他好好地读。同时，还向他讲述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由弱变强的历史，鼓励有志青年应出洋留学。19岁的蒋介石正是怀着仰慕日本的心情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到日本后，给他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是日本人不随地吐痰，有痰总是吐在手帕或卫生纸上;二是日本的近代建筑很漂亮雄伟;三是工业很发达。那时蒋介石就萌发了学习日本，赶超日本的抱负。
但是，他也非常痛恨日本人。记得在他9岁时，甲午海战的惨败迫使中国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故乡溪口镇上的人们愤怒地谈论着，都不能理解“四万万同胞的大国，为什么输给了只有三个小岛的日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乡亲们那一双双迷茫、愤怒的眼睛，牢牢地铭刻在他的心上。
日本靠什么“发家致富”的呢？他脑子里的这个问号，是通过在日本读书、了解了日本的发展历史后明白的。原来中日《马关条约》后，中国赔给日本两亿两白银，日本一下子发了横财，致使日本的历史拐了个弯，日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国际信用程度，不仅超过了亚洲，还超出欧洲许多大国。日本正是用中国的这笔巨额赔款，发展了军事，疯狂地造枪造炮，酝酿了再次进攻中国，以掠夺更大利润的野心。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抢占了东三省，又侵占了山海关，争夺热河、长城，直到签订《塘沽协定》，策划华北自治。这时候的蒋介石缘何对日本人一让再让，能够让日本鬼子长驱直入中国的领土？原因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思想作祟。他一心想集中兵力剿共，想等到剿完了共产党，再收拾日本人。可是，事与愿违，日本人不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将侵略的魔爪向中国继续延伸，他们得陇望蜀，占了长城又想再饮长江水。蒋介石一心想剿灭共产党再扛抗日旗。可是，红军不仅没有被剿光，还长征到达陕北，率先打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此时热心内讧的蒋介石仍痴迷在剿灭红军的梦境里，没有清醒过来。直至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蒋介石惶惶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调停下，蒋介石终于答应六项协议，即: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力;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蒋介石被迫同意确立停止内战的国共合作政策。此时，国共两党表面上握手言和，携手抗日，实际上，蒋介石将抗日二字还只是挂在口头上，没有真正放下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早在五年前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海军竟然要登岸保护闸北一带日本侨民，要求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蒋介石当时想的是，中日矛盾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暂且答应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所以，他完全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命令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
蒋介石的软弱给了日本侵略者更大的野心，日本出动飞机，对闸北、真如一带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我许多无辜老百姓。十九路军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国民党十九路军击毙敌军万余，逼得敌人换了三次指挥官。明明是胜利者，南京政府竟同日本签订了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让中国人民再次蒙受屈辱。
卢沟桥的枪声，又让蒋介石寝食难安。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领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中国共产党及全国民众的鼓动及催促下，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就卢沟桥事变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的解决。”蒋介石在讲话中还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四点明确立场: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我国外交最低限度。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次庐山讲话，于7月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负责人，到南京研讨抗日对策。同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心抗日到底。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反蒋派系也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抗日，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此时的蒋介石在抗日态度上，仍在谈与打中犹豫，不过喊打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一意孤行的日军，不管蒋介石采取什么态度，野心不改，我行我素。7月中旬，日军从东北和日本向平津及华北大量增兵，7月28日深夜，日军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第二十九军士气旺盛，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在北平南苑阵地指挥战斗中，以身殉国。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中光荣牺牲。由于蒋介石备战不足，第二十九军节节败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由于平、津失守，日军利用优势装备，采取南北夹击战术，一面以精锐之军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东边上海登陆。企图以武汉为中心目标长驱直入，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抢占中国沿海物资，分割中国应战军队，中国政府的整个抗战部署，就会支离破碎，从而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
8月上旬，日军按预期战略计划实施，主力南下的同时，另一部从上海登陆，淞沪战役应势发生。日军进攻上海也炮制类似狼吃小羊的借口。8月9日下午，日本两名海军陆战队官兵，驾车强行冲入虹桥军用机场，明目张胆地探测中国军队的情报。中国哨兵喝令他们立即停车退出，谁知那两名日军不但不听，反而开枪射击。守军当即予以还击，把那两名官兵当场击毙。驻扎在上海的日军立刻提出“抗议”，要求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拆除防御工事。在遭到我方严词拒绝后，日军就将海军陆战队和军舰集中到吴淞口一带，作好了大举进攻上海的准备。日军虎视眈眈，战争一触即发，京（南京）沪（上海）警备司令长官张治中立即亲率第五军驻守上海周围，同时调集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火速赶到上海，准备迎战。
蒋介石之所以能下定决心抗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代表分别在杭州、庐山会议上，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口头协议及部分条款的文字协议，尤其是8月12日，中共代表在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上实事求是的发言，对蒋介石的启发和鼓舞极大。
8月12日这天上午10时，南京的主要街道两旁增加了一些抗日的标语，从机场到中央饭店的马路上，一下子平添了许多军警、岗哨。明眼人一看便知，今天将有不平凡的人物到来。
果然，先后从西安飞来的飞机，给南京送来的贵宾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苏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将近中午，来自延安的贵宾被邀请到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进午餐。主人当中有军政部长何应钦，蒋介石的代表、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侍从室副主任姚琮，高级将领陈诚、顾祝同、周至柔等国民党要人。昔日在战场上交锋的对手，今天重又举杯共饮。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同饮黄河水、长江水长大的，如今都是肩负着治国重任的一代军人，在民族危难之际，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没有化解不了的历史旧账。
午后3时，中共的三位代表出席了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这是一次难得的会议，议程中有内部关系的调整问题，也有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国共两党在敌对了十年之后，双方高层人物终于坐在一起，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会议开始，蒋介石先说了几句开场白，接着何应钦将他在庐山谈话会上的那篇充满了悲观情绪的讲话，重新在会上搬了出来，而且经过修改加工，悲观主义的论调似乎更加完整。他认为，敌强我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过于悬殊，强调种种困难，特别是缺乏装备，抗战前途令人忧虑等等。
何应钦的悲观论调给国防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周恩来感到问题严重了，如不立即批驳，将给会议和抗战前途带来有害的后果。他迅速站了起来，指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在亚洲是一等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定。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条件。但是，日本是千岛小国，钢铁、煤、石油靠进口，资源先天不足，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极其匮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具有退步性和野蛮性。它虽然和德国法西斯勾结，但失道寡助，不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不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各方面都不如日本。可是，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可以进行长期战争。中国进行的是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中国已经受到并且还要受到国际上广大国家的援助，这和日本恰恰相反。因此，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是没有理由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坚持长期全面抗战，是可以获得胜利的。
朱德站起来补充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获得战争胜利不仅仅由武器装备的强弱决定，主要是人的因素，人的勇敢精神起着决定作用。辛亥革命时蔡锷将军不过是一个协统，他的人数少，而且武器装备差，几乎全是大刀长矛。而当时的总督李经义统帅着近十万人马，并拥有洋枪洋炮，却敌不过蔡锷的一万人马。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战争的胜负往往不是靠装备的精良，也不是靠人马的多少，而是靠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及部队的勇敢精神。李经义是大清王朝的大将军，但他是腐败朝廷的看门狗，代表着反对势力，人少武器差的蔡锷将军却代表着正义和进步力量，得到四川民众的广泛支持。他最终打败了李经义，就是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日本对中国采取的逐步蚕食政策，由于他们国小、地少、物少、人少、兵少，对长期作战不利。他们采取的是速决战，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特点，充分利用地大物资丰富，人多兵多，可以充分动员民众参战，可以坚持持久战。而持久战是弱者对付强者的最佳的选择，持久战是战胜敌人的‘绞肉机’，我们不妨来个以我之长，击其之短，用持久战来消耗他们的力量。当前，我们一要反对亡国论;二要反对速胜论;三要反对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惟有军队和民众相结合，才能战胜日本。”朱德一口气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挥舞着握紧的拳头，充满自信地总结了一句，“我坚信，只要坚持发动民众，坚持持久战，用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将日本强盗拖死!”
话音一落，掌声四起。
蒋介石也被他的一番分析所感动，更从周恩来、朱德那深邃的目光中，看到了中共代表的真诚和坦率。会议结束时，蒋介石握着朱德的手说:“玉阶(朱德的字)将军讲得好，如果打持久战能获胜，我一定抗战到底。”
朱德看出蒋介石话里的真诚，笑着说:“此次委员长的话可算数？”
蒋介石听出朱德话中有话，他是对自己说话的诚信度有怀疑，便十分认真地说:“玉阶将军，这次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中共的态度促使蒋介石果断地下了抗战的决心。蒋介石的表态，令朱德十分宽慰，他诚恳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又都是军人，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我们要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明确军人的责任与贡献。只要尽力了，就无愧于天地，无愧于良心，无怨无悔。”
谁知，此时信誓旦旦要抗战到底的蒋介石，时隔不久却又产生了动摇。
8月13日，日军开始向中国军队轰击，大战终于打响了。
淞沪战役之初，蒋介石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他始终牵挂着这场战役的输赢。就在战役打响的8月13日上午10点——离第一枪仅45分钟后，蒋介石的急电就传到了南翔张治中司令官的手里:……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到目的之气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
张治中耐着性子看罢蒋介石的手令，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大战已一触即发，委员长却在南京忧心忡忡地说什么“希再研讨”。刀已架上了脖子，人头就要落地，火已烧到了眉毛，是研讨的时候吗？有研讨的时间吗？
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正在青岛养病的张治中不顾医生劝阻，急驰回京。这时，他的部队第八十七师在苏州、常熟;第八十八师已调到无锡、江阴，江苏省和上海市只有几个保安团队。张治中为抓住战争的主动权，待第二师补充旅到达苏州后，便令其一团化装成上海保安队，进虹桥、龙华两飞机场，加强警戒;一个团化装成宪兵，开驻淞江。又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到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防务。
张治中的意见是一定要争先一着，先下手为强。蒋介石已有吸引日军主力南下淞沪的计划，准备集中主力在淞沪与日军主力决战，一是争取国际舆论与在上海有利益关系的国家和国联出面干涉;二是利用在上海抵抗和封江的时间，掩护国民政府和主力从容退守武汉、南昌，保存实力，并拉开战线，相机破敌。
张治中到了黄埔路蒋介石官邸，主动请缨，恳切地说:“委座，我有个观念，一定要先发制人，中国对付日军，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是他要打我而我不还手，‘九·一八’便是这种;第二，是他先打我，我才还手，‘一·二八’、长城抗战属第二种;这次淞沪作法，应是第三种，就是先下手为强。”
蒋介石十分赞同张治中的意见。
8月11日晚上，根据统帅部的命令，部队当夜开进了上海的预定阵地。并在13日的拂晓做好了攻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据点的准备。
就在部队准备出击时，天气突变，拂晓时分便下起了暴雨，七级大风伴着豆大的雨点，张治中正准备下令出发时，却接到了统帅部的命令:“不得进攻！”
统帅部的脸也和老天一样说变就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张治中迷惑不解，立即向统帅部发电报，报告说:“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
可是，统帅部那头硬是坚定不移地命令他不得进攻。
敌人张开了血盆大口，我军剑拔弩张，统帅部却出尔反尔，不准出击。张治中头脑中一片空白，为了准备这个战机，他废寝忘食，含辛茹苦，为了抗击日军的疯狂侵略，他整整等了五年。五年前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当时，为了支援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他主动向蒋介石提出带兵增援的请求。于是，张治中率领沪宁沿线的第五军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炮兵一团等官兵，火速赶赴战场。出征前夜，他给妻子留下一份遗书，书中写道:“……这是一次反抗强暴的民族战争，也是我生平作战的第一次，我必以誓死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从高级将领做起，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这份遗书，体现了张治中抱定了马革裹尸的决心。
第五军在蒋光鼎、蔡廷锴的指挥下，参加了吴淞、庙行、浏河、葛隆、严家桥的殊死血战，第五军的忠勇奋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悲歌！
可是，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战而无功，并接令后撤。官兵虽然想不通，却只好按命令一夜间退到常熟，千千万万的忠勇将士壮志难酬，张治中在带领第五军离开上海时，心中很不平静。
五年后的今天，张治中厉兵秣马之时，又接到蒋介石统帅部“不得进攻”的命令，这令他万分沮丧。
蒋介石下达完“不得进攻”的命令后，在办公室内来回地踱步。
这时，侍从室副主任姚琮敲门走了进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曾经同姚怡诚生活了一段时间，虽然蒋后来与姚不再来往，因爱子蒋纬国是姚怡诚带大的，蒋介石对她还有着很深的感情。那时，姚怡诚的哥哥姚琮从学校毕业无事可做，蒋介石便让他到自己的身边工作。姚琮对蒋十分忠诚，只要听到有关对蒋的议论，他会私下里给蒋介石打小报告，提醒蒋注意。
蒋介石见到姚琮，转身劈头问道:“上海这一仗要不要打？你在外面听到别人怎么说？”
姚琮望了望犹豫不决的蒋介石，回答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胃口很大，他们有备而来，大有势在必夺之决心。他们装备好，如果我们不抵抗，可能只需两个月就会亡国。所以，所以……”姚琮开始吞吞吐吐。
“所以什么？这里又没有什么外人，有什么尽管放心大胆地说嘛！”蒋介石有点不耐烦。
姚琮只好硬着头皮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主张打而不主张和。而且，他们还主张要打就在上海打。”
“为什么？”蒋介石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上海打。
“上海是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外国租界多，是国际观瞻的战略要地，不打就退，政治影响太坏，弄不好就会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而且，我们在上海打，完全能拖住日军的步伐，原因是上海市内钢筋水泥建筑多，明清时期，吴淞口、杭州湾造了不少炮台，我们都可利用抵抗日军。还有，江浙水网地区，日军的现代化武器用不上。”姚琮打开了话匣子，也顾不得蒋介石生气不生气，滔滔不绝地把听到的和自己的想法都说了出来，“还有人说，我们在上海打起来，可以使日本整个战略轴线发生改变，让敌军从‘由北而南’的俯攻之态改变成‘由东向西’的仰攻，丧失其主宰战场的时机。”
姚琮一席话，坚定了蒋介石抗日的决心，他一拳击在桌子上，大声地说:“好！我们就在上海和小日本干一干！拼个你死我活！”
从这天开始，蒋介石丢掉了和谈的幻想，指挥中国军队，和侵略者开始了一场拼死的战争。
8月13日深夜，蒋介石下达了全线攻击的命令。其实，这天下午4时，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八字桥地区的伊藤茂第三大队，袭击了中国军队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步兵哨，孙元良怒火中烧，他没经请示，立即命令士兵还击，拉开了大战的序幕。
14日战况空前激烈，地面、空中、海上全面开战。这天清晨，南京光华门大校场空军司令部收到蒋介石的电令：
在长江中的日本50艘兵舰和轮船，正向东逃跑。你们大队应即带上炸弹，于拂晓前将其炸沉。倘若日舰已经驶进吴淞口，停泊于黄浦江内，就不准轰炸，以免引起国际纠纷。
这份电令迅速传到扬州第五大队。当时的值班室是临时用帐篷搭起来的，第五大队刚刚从南昌转场来扬州备战，精明的王倬值夜班，他将蒋介石的电令立即向丁大队长报告。
丁纪徐是1925年广州航空学校的飞行教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作为广东空军的混合机队队长北上参战，现在是空军第五大队大队长。这时，他接过电令，当即命令中队长刘粹刚率领18架霍克三式驱逐机，每机带500磅炸弹一枚，立即追击长江中的日舰。
飞行员王倬听到战斗命令，一跃而起，飞快地穿上飞行服，登上战机。与他一起上天的还有梁鸿云、雍沛、袁葆康、董庆祥、姚杰、余腾甲、胡庄如、董明德、张伟华、宋恩儒、刘依均和邹赓等飞行员。天刚蒙蒙亮，飞机如利箭划破浓雾快速向前。机翼下的山川还在沉睡，笼罩着一片白雾。
霍克式驱逐机编队飞行，越过江阴要塞，长江像一条白练闪闪发光。机群沿着长江向东搜索前进，但波光万里的江面上没发现一艘军舰。直到机群飞近长江口时，他们才看到吴淞口以东的白龙港停泊着一艘飘扬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舰。
长机当即下令改变队形。面对仇敌，战机一架接一架地向着鲨鱼似的舰艇俯冲投弹。刘粹刚带头用一个半滚动作，从空中直冲敌舰，炸弹带着尖啸激起了冲天的水柱。第二架是25岁的副队长梁鸿云的座机俯冲轰炸，500磅的炸弹命中了敌舰的尾部，随即浓烟四起。其他的战机一架又一架陆续投弹。舰身渐渐下沉，沉入了滔滔的江涛中。全队凯旋时，初升的太阳从浓云中透出淡淡的阳光。
对中国军队威胁最大的是由“出云”舰为旗舰的第三舰队。它是一艘指挥舰，日军派遣军总司令白川就住在这艘舰上。白川不断地向其他炮舰下达用舰炮支援陆军在虹口战斗的命令，还命令运送并掩护后续到达的日军在上海登陆。因此，消灭“出云”舰队，是中国空军重要的紧迫任务。从广德起飞的21架美国造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穿云破雾，来到波光粼粼的上海黄浦江上空。但是，他们只能轰炸日本军舰，万万不可炸错了目标。而黄浦江上停靠的不仅有日本军舰，还有美国、法国、英国的军舰。
飞行员们只好低空飞行，仔细寻找挂着太阳旗的目标。可是，日本军舰上有无数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组成的纵横交错的防空网，低空飞行，日本军舰很容易发现。所以，要消灭“出云”舰队谈何容易？
有一架飞机眼看就飞到“出云”号上空时，被日军的高射炮击中，中国勇士抱着拼一个够本的大无畏精神，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拉杆跃升，拖着浓烟向“出云”号怒吼着俯冲下去。只听一声巨响，勇士驾驶的飞机在“出云”号舰上爆炸了，炸死了一大片敌人，而又大又坚固的超级乌龟壳“出云”号舰，只受了一点损伤。
同一天，日本木更津航空队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了15架飞机。他们的目标是轰炸上海的中国军队。蒋介石接到情报后，命令杭州笕桥机场的第四大队出击。高志航大队长率机组起升，快到上海上空时，他看见一架日机腆着大肚子，像个不安分的孕妇，在低空寻觅着目标。这些日子以来，这架日本重型轰炸机每天都肆无忌惮地飞到上海上空，疯狂地丢下一大批大炸弹，使无数中国军民倒在血泊之中。高志航满腔怒火地瞄准这架恶魔后，猛然开炮。只见火光闪闪，不见敌机坠落。原来，狡猾的敌机发觉了跟在后面的中国战机，猛地一个跃升，躲进了一块黑云。高志航见敌机逃跑，紧追不放，他冲过黑云后发现了目标，便紧跟机尾，100米、80米、50米……他已清楚地看到日机飞行员的后脑勺了。“这次绝不能让它跑掉！”他暗暗地较劲，沉着地一按炮钮，“轰”地一声爆炸声响，如万束礼花在空中形成一个大大的火球，敌机一头扎进了滚滚长江中。
另外几名飞行员在高志航的首战命中鼓舞下，越打越勇，越打越猛，炮声、机枪声不绝于耳。东边天一堆火，南边天敌机拖着浓烟扎进大海，西边天一道光，北边天敌机追着中国飞机报复，整个天空在沸腾。二十一中队郑少愚瞄准一架敌机开炮，敌机升空向西逃跑，又急转弯向南逃去。郑少愚岂肯让到嘴的肥肉失去，他咬着不放，距离越拉越近了，终于咬住了！郑少愚兴奋地一按炮钮，咚！咚！咚！连开了三炮，一串串火舌飞向敌机。那架狡猾的敌机终于没能逃出灭亡的命运，如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翻滚着，一头栽在稻田里。
木更津航空队重型轰炸机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幸存的飞机仓皇逃命。高志航估计飞机里的油不多了，发出信号，率队胜利返回笕桥机场。
当晚，日本广播电台报道说:“大日本皇军台湾新竹的木更津队15架飞机，今日出击上海，同中国飞机遭遇，交战结果，13架飞机失踪……”
中国空军一战成功，一战成名，各大城市轰动了！自“九·一八”事件以来，中国人民满腔怒火，全国充满了怨声、骂声。8月14日空战告捷，中国人见到了光明，扬眉吐气，有了笑声和赞扬声。
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更是兴奋不已，她带着慰问团，到几个机场进行慰问，并向蒋介石建议，8月14日这天定为中国空军节。
继“八·一四”空中大捷之后，15日，不甘失败的日军木更津航空队、鹿屋航空队、海军航空队共计出动60架飞机，对上海、南京进行轰炸。中国飞机升空迎战，再次击落敌机17架。
世界各大报纸、通讯社发出消息，报道说:中国空军军魂高志航首建奇功，中国骑士式英雄乐以琴，一举击落敌机四架。
空军连战皆捷，着实让中国人兴奋了一阵。各地、各团体的贺电如雪片般飞来: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电文如下:
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其他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数日后，日本木更津、鹿屋航空联队队长，海军航空大佐石井义，剖腹自杀。
与空军相比较，地面步兵的战斗很不理想。尽管第一线官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进展却不尽如人意。
日军重点在江湾路、北四川路、吴淞路至江山码头一线防守。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设在江湾路。张治中向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下达作战命令，要求他们力争在一周内消灭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其部队。
第八十八师二六四旅担负右翼主攻任务。旅长黄梅兴是黄埔一期生，参加过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庙行保卫战中，时任团长的黄梅兴带领官兵冲杀两天两夜，守住了阵地，被日本兵称之为“黄老虎”。淞沪战役结束，劳苦功高的黄梅兴因战功卓著，被晋升为少将旅长。
此后，他奉命转战江西、福建，与工农红军作战。因是打内战，他的部队无论开到哪里，都被老百姓指责。在一片骂声中，他自己也觉得每次都败在红军的手下，这样的仗打得没有意思。
五年过去了，他重新回到了当年的战场，回忆起往事，心潮难平。那时他的部队与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明明取得了胜利，可以乘胜追击，上面却下令停战转移战场，使他费解而又气愤。今天终于又等到报仇雪耻的机会了，他拍拍副旅长王长兴的肩膀说：“老弟，这一仗同五年前的仗大不一样了，那时上面打打停停，束缚了手脚。今天，我们可以放手地大干一场了。”
黄梅兴指挥五二七团、五二八团的炮兵，向江湾路的日军据点开炮。他的命令刚一落音，从四面八方就传来了大炮的轰鸣声。隆隆的炮声响成一片，好似暴风雨前那滚滚的炸雷，震得大地在颤抖。随着一发发炮弹的爆炸声，许多敌据点被炸得千疮百孔。黄梅兴的冲锋命令一下，官兵们冒着密集的弹雨，在街巷中冲杀。当冲到据点前时，鬼子立即不顾一切地从据点里跳出，号叫着与中国军队拼刺刀。中国军队在疯狂的敌人面前，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如猛虎下山直扑敌群。呐喊声如滚滚春雷，像大海怒涛。日军一批一批地倒下。中国军队用的是人海战术，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了上来。
一个个小据点被拔掉后，就要逼近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进攻的难度加大了。敌人屋前屋后都用钢板挡了起来，发出去的炮弹“咣当”、“咣当”地响着，却不是被弹了回来，就是被弹到别处爆炸了。据点内吐出长长的火舌，一批又一批的官兵被机枪击中倒下了。两个多小时的进攻，战斗没有丝毫进展。黄梅兴请示孙元良后，率部队转移到持志大学。
黄梅兴指挥部队迅速包围了持志大学，在高大坚固的建筑物面前，黄梅兴首先命令部队炮击。持志大学内的敌人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开始边打边向上海法学院逃窜。第五二七团三连连长陈永水抱着一挺机枪，向逃跑的敌人一阵猛烈的扫射。他摆动着枪身，东扫西点，打得日军鬼哭狼嚎。陈永水兴奋地扫射之际，被飞来的一发子弹击倒。副连长见陈永水牺牲了，不顾一切跑上去，拿起他手中的机枪，继续扫射。
这时，黄梅兴命令第五二八团抄近路，拦阻这股敌人。逃窜的日军见身前身后都有中国军队，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便如一群受惊的兔子，东冲西撞。半小时后，这股敌人被歼灭。
黄梅兴又指挥部队向爱国女子大学里的敌人进攻。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疯狂还击。第五二八团冲到这里被猛烈的机枪阻挡。黄梅兴视察完敌情，命令团长方雨章派人用炸药炸据点，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方雨章皱着眉说:“没有现成的炸药包，只有几箱零散的炸药。”
“那就赶快组织官兵赶制炸药包！”他一边说，一边如此这般地向他传授制炸药包的方法。
方雨章令士兵从敌人尸体上扒下几条棉裤，扎住两条裤腿，再往里面装上炸药，两头扎得严严实实的，再装上导火管。不出一个小时，十几个炸药包就做好了。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士兵们手抱着炸药包，向敌人的据点冲去，紧接着便传来一阵阵爆炸声，敌人的据点一个个飞上了天。官兵们随之向爱国大学冲锋，喊杀声阵阵，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扭打在一起，这股敌人被消灭。
黄梅兴站在阵地前，兴奋地拿起步话机，准备向孙元良报告喜讯，突然飞来一颗炸弹，黄梅兴倒在血泊中。
这天的战斗，第二六四旅伤亡1200余名官兵，其中18个连长殉国，黄梅兴旅长阵亡。
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旅长殉国了，二六四旅的官兵们心情十分沉痛地等待着上面派新的旅长来指挥。
张治中在指挥部听到黄梅兴殉国的消息，眉头皱成了大疙瘩，他一方面因黄梅兴的殉国而伤心，又为战斗如何继续下去而担忧。
“八·一三”之前，日军驻上海的兵力仅5000余人，从建制上说，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当时，张治中分析敌情后，曾上报蒋介石，要求集中三个师兵力，在敌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举歼灭这股敌人。如果蒋介石接受他的建议，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八·一三”后，敌人经过充分的时间准备后，有了坚固的防备，再要打这股敌人就不是一件易事了。更让他担心的是日本到上海的海上距离，军舰三天可以赶到，也就是说，日军的增援部队8月19日就可抵达上海。如果日军的增援兵力赶到，就会抢滩登陆。他想起这些，不由埋怨起优柔寡断的蒋介石错失良机。
怎么办？张治中急得团团转。他想派兵堵截日军的增兵，却不知道敌人选在何地登陆。再说，自己又有多少兵力去堵截敌增兵呢？他拿起电话，向蒋介石报告了自己的想法。蒋介石回电说:一、力争在日军增援到来之前结束战役；二、正在向全国各地调集部队向上海增援；三、可请教德国顾问团，如何歼灭现有的5000日军。
在张治中来电话的前三天，蒋介石接到军统局长戴笠的密报，8月10日，日本陆海军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向上海增兵一事。8月12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一致举手批准了陆海军的增兵报告。8月12日下午，陆军省和总参谋部提出向上海增兵的方案，计划动员30万兵力和8.7万匹战马。8月14日午后，先头两个师团接到命令，在大阪、长崎集中，15日登舰。
蒋介石接到这份密报后半小时，戴笠又送来一份密报，8月15日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司令谷川清，向日本海军第二次求援，海军军令部为了救急，急令驻中国旅顺口的横须贺镇府第一特别陆战队、吴镇守府第一特别陆战队共1400余人，和佐世保海军陆战队两个大队1200余人，立即开赴上海。
蒋介石连接两份密报，同军政部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紧急研究决定，命令第十八军、第五十四军、第三十九军、第七十四军、第六师和炮兵第十六团开往上海，担任蕴藻浜以北至长江岸边及浏河以东地区作战，既防日军在上海登陆，又便于迅速歼灭5000余日军。
根据各方面情报，蒋介石预感到淞沪战役规模将会扩大，时间也会延长，参加兵力也会逐渐增多，便下令成立了大本营机构，下设六个部。大本营六个部长天天开会研究对策，大幅作战地图上画满了红蓝箭头。他们讨论攻守策略，常常争论不休。尤其是晚上，大本营内灯火通明，常常持续到拂晓。
由于战争规模扩大，蒋介石接受了秘书长张群的建议，由蒋介石亲自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原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职。第三战区司令部由宜兴移向苏州，协调上海的海陆空军的作战。
早在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便请德国军事顾问作军事指导。尤其在对红军作战期间，蒋介石更是对德国顾问敬重有加。第五次“围剿”，就是采纳了德国顾问赛克特的建议，用堡垒战术对付红军。恰巧，中共负责人博古也请了一位共产党的德国顾问李德。李德的战术与赛克特的战术是一样的，只是红军经济实力差，无钱购买钢筋水泥构筑工事，用的是树枝泥巴。蒋介石凭借他当时的经济实力，第五次“围剿”成功，红军受挫，进行战略转移。从此，蒋介石对德国顾问更加崇拜和信任。抗战前，赛克特因年事已高，返回德国。蒋介石又请了一批德国顾问，同时从德国购买了一大批武器弹药。上海前线的各部队，基本上全是德式装备。在国民政府内，德国顾问共有60人，分甲乙丙三等，甲等每月月薪800元，乙等500元，丙等400元。加上来华离华旅费，甲、乙每人每次2000元，丙等每人每次1200元。这些负担，对财力乏匮，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蒋介石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对德国人开出的巨额“劳务费”咬着牙批准。
德国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住在南京炮标，天天上班似地一早就赶到蒋介石那里报到，为他出谋划策。其余顾问都分到各军，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当然也有德国顾问。淞沪战役打响后，总顾问法肯豪森主动提出到上海前线指导，便住在张治中的司令部内。
蒋介石来电要他请教德国顾问，张治中便到了法肯豪森那里，将情况向他作了详细汇报。其实，法肯豪森对军情了如指掌，听了张治中的报告，他指着地图对张治中说:“现在贵军攻击受挫，日军伤亡也很大，时间对双方都很宝贵，他们急切地等待援军，援军一到，他们便可以守为攻。我们必须在大批日军到来前歼灭这股敌人。”
张治中当然明白，焦急地说:“这我知道，我就是想请顾问先生说说如何采取特别战术，在短时间内一举摧毁日军据点。”
法肯豪森以肯定的口吻比画着说:“我建议贵军采取铁拳战术。日军的阵地从汇山码头经吴淞路、江湾路曲折如一条长蛇，我们选择一点，用铁拳头拦腰一刀，斩断这条蛇的中部，然后从中间开始，分别向将被截断的两部分敌人包围歼灭！”
张治中听后，正思索着他的这一战术如何进行，一时没有吭声。法肯豪森以为张治中对自己的战术表示怀疑，便解释说:“我的铁拳战术在欧洲是十分流行的，我德军在魏森堡战役、汉诺威战役、兰登堡战役中，均采用了这一战术，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拿破仑就很欣赏这个战术。”
张治中被他说动了，他决定试一试。
按照洋顾问的意见，他从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中挑选了500名勇敢精壮的官兵，组成敢死队，每人携带冲锋枪和10枚手榴弹，并为敢死队配备了30挺机枪。
万事俱备，到了后半夜，敢死队就要出发了。张治中来为他们送行，他站在整齐的队伍前，严肃而又认真说:“弟兄们，为了四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我们要敢于拼刺刀！希望你们用生命和鲜血坚决消灭这股敌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他动情地说，“弟兄们，你们现在先走一步了！”
敢死队队长刘宏深举着拳头，带着500名队员向张治中宣誓，誓死保卫国土，消灭敌人！宣誓完毕，张治中将右手用力地向前一挥，大声地命令:“弟兄们，出发！”
天还没亮，东边的天空中有几朵白云在飘浮着。四周一片寂静，偶尔有几声枪响划破天空，接着便一片宁静。敢死队快速一溜小跑，他们沿着曲曲弯弯的小巷，不出半小时，就到了北四川路交叉的虬江路上。这里是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前沿防线。是洋顾问精心选择的突破口。洋顾问认为，从这里撕开一个口子，向两翼发展战果，一定会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乱其方寸。
刘宏深伸手看了看手表，夜光表正好指在5点上。按事先的约定，他猛然摔出一枚手榴弹，并大喊一声:“弟兄们，打啊！”
随着他发出的这一战斗信号，敌营内一片火海，敢死队员们发起猛攻，火焰冲天。刘宏深从地面上一跃而起，带着敢死队冲进了敌据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只见火光中人影晃动，敌我混战一团，刺刀撞击着刺刀，枪托撞击着枪托，手榴弹一颗接着一颗地发出“轰轰轰”的爆炸声，浓烟淹没了敌群。刹那间，敌群一片混乱，哭着、喊着、骂着，你推我搡，不慎跌倒的被践踏着发出惨叫声。敢死队为扩大战果，向粤东中学、爱国女校、日本坟山等据点一路冲锋，一路扫荡。
刚入伍的新兵张小玉，是刚从专科学校毕业的。原来父母替他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可是，“八·一三”事件爆发后，他为了救国救民，毅然从军。听说要成立敢死队，他又第一个报了名。连长嫌他是新兵，对打仗的事摸不清，刺杀的技术又不过硬，怕他吃亏，不同意。他缠着连长，辩解说:“技术不过硬可以临阵磨枪，我一定行！”为了参加敢死队，他在发起冲击前练了两个小时的刺杀。当他冲到爱国女校附近的日本据点时，猛地被一具尸体绊倒了，一刹那，他见一个鬼子正蹲在地上装子弹。便猛地扑过去，“扑哧”一声，他的刺刀捅进了鬼子的背心。他拔出刺刀，用力将鬼子的尸体翻过来，又补了一刀才解恨。可是，望着鬼子的尸体，他突然觉得两手发麻，他望着自己这双手发愣，这双连小鸡也不敢杀的手，现在竟敢端起刺刀杀敌人了。
敢死队逼近虬江路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突然从一个巷口冒出一队敌骑兵。敌骑兵挥舞着大刀，向敢死队杀来。许多队员躲闪不及，在一刹那被鬼子的马队踩死，被鬼子的大刀砍死。刘宏深队长也死在敌人的马蹄下，一时间，敢死队失去了指挥，顿时乱成一团。危急时刻，后续部队赶到了，上海保安团第二团率先冲了过来。他们用机枪扫射，击倒了一大批骑兵，然后与日军形成对峙局面。一直到天黑，双方休战。
三中队住在一家木炭店内，中队长吴羽军看到一个个装炭的篓子，联想到家乡的水牛耕田时，为防止牛偷吃庄稼，用小篓子套住牛嘴。他突然一拍脑袋，大叫有办法了。
他发动士兵将一个个竹篓子用麻绳穿起来，摆在街中央，把穿篓子的两头绳子系在路两边的电线杆上。他想用这种办法阻止骑兵的步伐，便于歼灭。
吴羽军为防止骑兵天亮后发现这些篓子，一把火就会将竹篓子烧成灰烬，决定在拂晓前行动。后半夜，吴羽军派出一个班，向敌人骑兵据点发起主动进攻，他们朝敌人据点内连甩十几颗手榴弹，敌人被炸倒一大片，不一会儿，敌骑兵果然中计，开门出击。这个班佯装后退。敌骑兵挥鞭猛追。他们追到竹篓的地方，突然失去了目标，不甘心的敌骑兵不知有陷阱，闯进了吴羽军的“竹篓阵”，马蹄被竹篓绊倒，顿时人仰马翻。说时迟那时快，埋伏在路两边的官兵们向马群甩出一枚枚手榴弹，机枪班也朝敌人开火，吐出一串串火舌，仅15分钟解决了战斗，这股骑兵被歼，还俘虏了五名鬼子。
敢死队成功破敌阵，消息传开，军心大振，各师仿效。第八十七师组织了一支敢死队，由第五二一团团长陈颐鼎率领部队，由北向南横扫，所向无敌，他们占领日本海军操场和海军俱乐部。但是，当攻到公大纱厂时，前进受阻。这里的敌据点用的全是钢筋水泥结构，炸药和平射炮轰不动。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令何应钦想办法。何应钦授命后，想到组建不久的化学兵总队，总队刚从法国购来了12门抛射炮。这些抛射炮可能用得上，但是，使用这些抛射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把炮的圆形底座埋进工事固定好，再将炮与炮用电线连接起来，计算好目标距离，然后操纵电钮开关，12门炮便可同时发射。由于刚从外国购买运回来，还没有使用过，何应钦派了两名机械工程师，带着炮赶到上海，照说明书边学边操作。负责开炮的总指挥李忍涛带着50名官兵将炮抬到虹口公园前的江湾路上，依照工程师说的操作要领，装置好抛射炮。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李忍涛下令开炮。谁知操作失误，方向偏了，弹着点距离目标差了50米。立马修正后再次按动电钮，炮弹不偏不倚，对准目标爆炸了。随着阵阵闪耀的火光，敌据点的围墙炸倒一大片。但是，狡猾的鬼子在据点的外围建起了五层围墙，抛射炮只炸倒了三层。而且，12门炮进口时配备了36发炮弹，25分钟时间就打得光光的，一发不剩了。
张治中急得叹气说:“洋顾问的铁拳战术不行了。”
洋顾问听到张治中埋怨自己的铁拳战术不灵了，一边唱着一口啤酒，一边认真地解释说:“这种战术在德国百发百中，此次失败不是方法不灵，而是铁拳的力量不足。我建议现在要加大攻击力量，铁拳战术一定能行！”
张治中不知需要再加大多少力量。洋顾问说:“要以师为单位，组成三个大铁拳，砸向一个方向才行。”
张治中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洋顾问的建议，并提出了具体战斗方案。因为是洋顾问的建议，蒋介石不假思索，立即批准了他的战斗方案。8月18日晚，张治中把第三十六师师长、第八十七师师长和第八十八师师长叫到司令部后，向他们面授机宜，要求他们三个师在19日傍晚前夺取汇山码头，向两翼扩大战果，力争在20日上午彻底歼灭日本海军陆战队。
19日凌晨，灰紫色的云层在天空飘动。张治中在电话中对三个师下达了出击令。这三个师如三把锋利的钢刀，向汇山码头直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