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占领武汉后，觉得意犹未尽，又觉得十分失望。是啊，费尽了周折占领的却是一座空城，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而且还让蒋介石溜了。他决定以四个师团约20万兵力，发起长沙战役，将迁至湖南长沙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和第九战区主力消灭干净。
从地图上看，长沙在南昌的西面，两地相距不远。南昌是浙江、安徽、江西的交通要道。薛岳军团仍在南昌附近活动。南昌又是中国空军的主要基地，日军如不攻克南昌，进攻长沙的部队必然会遭到长沙与南昌守军的东西夹击。因此，冈村宁次在进攻长沙前，必须要先攻占南昌。
但是，第十一军机关在研究由哪一支部队进攻南昌时，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军参谋长吉本中将已接到大本营的通知，要他在打完南昌一仗后，赴南京担任华中派遣军参谋长。这是他在第十一军最后一次指挥，他很想打好这最后一仗，为他以后炫耀自己身价增加一个亮点。因此，他很重视这次的战斗。他认为，第六师团在进攻南京、田家镇战斗中立了大功，是一支能攻善守的英雄部队。中国军队重兵集结于南昌，派第六师团去打南昌，他觉得把握较大。如果第六师团能如期占领南昌，他可以高高兴兴地离开第十一军军部，到南京后在上司面前脸上也有光彩。
作战室主任宫崎就不这么想。他认为，第六师团进攻田家镇伤亡较大，是一支疲惫之师，刀刃已倦，不宜担负进攻南昌的任务。他提出，最好是让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进攻南昌。
吉本摇头反对，他说：“如果不用第六师团，也应该使用第九、第二十七师团作为主攻力量，第六师团可作为在高安方向的阻击力量。反正，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在南浔线作战时损失较大，必须作暂时的休整补充，只有这样，才能在进攻南昌战斗中稳操胜券。
宫崎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我认为这次进攻南昌的任务，必须由第一○一师团和第一○六师团担任主攻。我的理由是，这两支部队虽然遭受较大损失，但已作过休整和补充，他们也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有将功补过的强烈要求，这一点，是打胜仗的强大动力。”
各执己见，各不相让，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无奈之下，他们将两种意见上报冈村宁次，请他拍板。
冈村宁次接到报告，虽然觉得各有道理，但他还是倾向于宫崎的意见。为了慎重选择，他来到第一○六师团，找到师团长松蒲淳六郎。在冈村宁次面前，松蒲淳六郎信誓旦旦，发誓要求参战，他说，这个任务非他们师团莫属，他要在这次战斗中报仇雪恨。他还向冈村宁次递交了求战书。在求战书中，他提出用坦克进攻南昌的新建议。
冈村宁次看了他的求战书，大受启发。他认为松蒲淳六郎的建议在战术上是个新突破。因此，2月25日，他下达了由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主攻南昌的命令，并上报南京华中派遣军和东京大本营审批。
几天后，东京大本营的急电转到冈村宁次手中，告诉他进攻南昌的计划暂缓执行。电报中只字不提为何暂缓执行，冈村宁次当然不得而知。
原来，冈村宁次进攻南昌的计划，在东京大本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两种不同意见相持不下时，作战部长桥本只好将两种意见同时上报到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那里。闲院宫载仁对冈村宁次的方案十分反感，他暴跳如雷，大声地吼叫道：“冈村宁次君太轻率，一○六师团在万家岭把皇军的脸都丢尽了，他怎么还想让他们再丢一次皇军的脸呢？如果依照他的方案，南昌必将是他的‘滑铁卢’！”
闲院宫载仁怕冈村宁次不明白，派作战部副部长青木诚一大佐坐飞机到武汉，亲自传达大本营的命令。要青木诚一告诉冈村宁次，第一○六师团是皇军的鸡肋，食之无味，扔之可惜。进攻南昌的任务决不能交给第一○六师团。为了促使冈村宁次改变决心，他要青木留下，担任第十一军副参谋长，监督冈村宁次执行大本营的命令。
青木作为新任的副参谋长，知道自己是无法实行监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任务的，他更怕得罪冈村宁次。所以，青木在到达武汉后，并没有完全地传达大本营的决心，并说，大本营提出不宜使用第一○六师团，供冈村宁次参考，希望他慎重考虑一下。
一向我行我素的冈村宁次听了青木前后矛盾、不清不楚的传达后，十分傲慢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闲院宫载仁不了解前线情况，他只是纸上谈兵，我这次偏偏要用弱兵挑大梁，我相信第一○六师团不会辜负我的重望。”
玩弄两面派的青木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为了能顺利攻占南昌，冈村宁次将第十一军指挥所从武汉搬到了离南昌不远的德安县城内。战前，他几乎每天都到这两个师团指导攻城训练，尤其反复演练坦克攻城。他将全军各师团的坦克和250门大口径火炮集中起来，交给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使用，要求以集团坦克进攻南昌。演练中，驾驶员提出坦克从德安一下子开进南昌，路途远，油料不够的问题。
冈村宁次很重视这个意见，召集联队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发动大家想办法。最后，大家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坦克后面挂备用油箱，二是在途中空投一次油箱。
关于发起进攻的具体时间，冈村宁次同司令部参谋人员反复考证。很多人认为，以往一般是早晨和夜间发起战斗，这已成了不成文的习惯规定。这难以达到奇袭效果，确定在3月20日下午4时发起攻击。他们认为中国人按惯例行事，这个时间比较麻痹轻敌，他们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蒋介石明白南昌处于南北敌人的夹击之中，日军进攻南昌只是早晚的事。而且，他知道南北敌人的装备精良，南昌不一定能守得住。他本不想在南昌和日军作过多纠缠，可是，面对着越来越小的地盘和全国人民的呼声骂声，他必须要在南昌和日军作一次生死搏斗。因此，蒋介石从撤出武汉后，就多次发电报给薛岳，命令他全力守南昌，不要有丝毫的怠慢。
薛岳认为，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在南浔路损失较大，起码要休整到4月，才有力量进攻南昌。他将自己的分析告诉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要他担任前敌总司令，率部在南昌以北构筑坚固工事。
薛岳考虑到南昌以北的守军有12个军30个师，单位多，黄埔一、二期的高级军官也不少。他怕这些人不听罗卓英的指挥，便亲自在南昌召开师以上单位协调会议，研究作战方案，最后确定的部署是：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防守南浔铁路的两侧，包括铁路以东的鄱阳湖沿岸；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防守南浔铁路以西至潦水两岸；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防守虬津市的修水南岸；李觉的第七十军，防守白槎、柘林的修水南岸；夏首勋的第七十八军防守箬溪的修水南岸地区；彭位二的第七十三军防守武宁以东修水以北的建口、金鸡山口一带；李玉堂的第八军防守武宁城；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防守高安至清江（漳树）公路上莲花塘；卢汉的第一集团军防守奉新、高安以西至宜未、上高之间地区。总计25个师，战线绵亘580余公里，东起鄱阳湖，西至洞庭湖，南起长沙，北至武汉。涉及30多个县的广阔战场。薛岳的这个方案，由于防线过宽，造成了兵力分散，加上缺乏飞机的侦察，对日军在德安、永修集结大批坦克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冈村宁次的兵力部署以及战术特点更是一无所知。
1月底，中国军队的防御重点放在修水河，在200多里的河边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3月，江西连日暴雨，鄂赣边界的幕阜山山水如瀑布般冲向修水河，河水在短短的半个月上涨了四米多高，中国军队在此辛辛苦苦构筑的工事，全部泡在了河水中。罗卓英错误地判断敌人的进攻方向来自武汉，又下令在九岭山下构筑防御工事。由于判断上的失误，为冈村宁次进攻南昌提供了机会。
3月20日午后2时许，冈村宁次坐着吉普车，到了德安西北的聂桥开设指挥所。4时许，日军布防在沦海、江益、燕坊、梅棠之间的炮兵突然开火，200多门火炮连续轰击了三个小时，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在炮火中毁于一旦，灰尘如雾，遮掩了半边天。这时的罗卓英才如梦初醒，明白了敌人的动机和目标。但是，他又犯了一个判断上的错误，认为此时已近黄昏，没有洞察出敌人在这时发起攻击的目的。犹豫之际，两万日军和135辆坦克开始强渡修水河口。由于日军频频发射烟幕弹，守军第七十九军、第四十九军阵地浓烟滚滚，烽火漫天，将兵们的视线极差，无法弄清敌人的动向。当敌人的坦克冲到面前时，他们才一个个目瞪口呆。那时，中国军队的坦克极少，前面说了，那些金贵的坦克都在胡宗南部队里当宝贝供着呢。所以，很多士兵都不知道眼前的这些怪物是什么东西，问当官的，当官的也摇摇头说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7时10分，天空出现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这是冈村宁次事先规定的报告渡河成功的信号。坦克之后，第一○六师团先头部队最先登岸，即与防守在修水南岸第一线的守军第七十六师、第一○五师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可是，战斗只持续了十分钟，日军就轻易地取得了守军的阵地。此时，日军工兵架设的船桥也已完工，大批量的日军从船桥上开了过来。接着，大炮、卡车源源不断地经过船桥，向南昌方向逼近。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日军的第一○一师团在永修以东的涂家埠渡河成功。由于日军的炮火猛烈，守军第四十二师阵地被摧毁，毫无还手之力，五分钟时间就顺利地过了河，半小时就攻占了大塘、金桥、新祺周，坦克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向南昌推进。
12点50分，第一○六师团、第一○一师团，分别占领了岭下桥、安义、乾洲。这时的罗卓英才明白了敌人的真正企图，立即下令炸毁了奉新大桥，将日军阻挡在河北。接着，他又下令第九师、第一一八师，火速向南昌右翼增援。但此时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官兵们一步三滑地行走在泥水中，速度十分缓慢。
冈村宁次下令工兵架桥，并命令飞机空投小油箱，给坦克加油。23日上午，敌人的桥架好了，两个师团的坦克向南昌攻击前进，24日到达乐化。这时薛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敌人的进攻打乱了他的部署，他原想在南昌以北打一个理想的伏击战，所以，将大部队摆在了南昌以西待机，南昌城内只有保安队500多人在守着，南昌城实为一座空城，危如累卵。他急得两眼冒火，声音嘶哑地急令高荫槐的第一集团军（辖第五十八军、第六十军）及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火速从南昌以西开赴南昌以北东化，堵截敌人，同时命令第三十二军回调南昌，命令罗卓英亲自到乐化督战，下死命令要他无论如何要顶八天。
日军的坦克加足了油，26日早晨就攻到了大城，与调往南昌的中国军队第三十二军期遇，中国军队没有反坦克武器，扔向坦克的手榴弹如卵击石，官兵们不少死在了敌人坦克的履带下。傍晚，日军到达灰埠，被赣江挡住了去路。面对涛涛江水，疯狂了的日军抢劫大量的民船，渡过了1000米宽的赣江。27日早晨，坦克进入了南昌城。日军进攻南昌，总共仅用了七天时间。
中国军队在南昌战斗中，战死者1.4354万人，伤者1.7033万人，失踪被俘者1.0566万人。总计损失官兵4万余人。日方宣布日军战死者约500人，负伤者1700余人。双方损失比例为20:1。
这次战斗，日军充分发挥了坦克的突击作用。日军的这些坦克，是在1925年缩减陆军四个师团，利用这节省下来的军费，当年，他们自己还不会制造坦克，开始想从英国购买，英国人害怕日本装备了坦克超过自己，设法回绝了日本。日本转向法国购买。当时，法国正在生产一种最新式的坦克，便同意将一批旧坦克出售给日本。日本了解了法国人的企图后，只买了一辆旧坦克。大阪、神户的工厂利用这辆旧坦克，仿造出一批自己生产的坦克。1927年日本就制造了150辆，并定名为“八九式”坦克。后来，这些坦克运到中国，参加了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侵略战争和1933年春的侵略热河和长城作战。而国民党政府至1949年败退到台湾为止，一直没有自己生产的坦克。
南昌失守，湖南局势紧张，长沙成了溃兵、伤兵和难民的集中地。鄂南、湘北的大路上，逃难的人群蹒跚而行，长沙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蒋介石此时的心情很坏，动不动就发脾气。一天，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到重庆开会时，特意去请示蒋介石，问他日军进攻长沙怎么办。蒋介石眼睛一瞪，凶声恶气地说：“这也要问吗？一把火烧掉不就结了吗？免得资助了日军。”
张治中一愣，追问道：“委员长，你的意思是一仗不打就将长沙烧掉吗？”他担心敌人还没到，自己就先烧掉长沙，老百姓会反对。
蒋介石大声地训斥说：“你是不是耳朵出了毛病？我这样做，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保存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你快去执行我的命令就行了，不能优柔寡断，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你还迷迷糊糊的，还不快去将能运的东西赶快运走，运不走的就烧，公用的和民用的统统一把火化成灰烬，这就叫焦土抗战，你懂不懂？”
张治中对蒋介石的焦土抗战不解，回到长沙，没有执行他的命令。蒋介石气得叫林蔚打电话给张治中，叫他立即执行焦土政策。张治中在电话中问道：“焦土能赶走敌人吗？如果焦土能抗战，我们还打淞沪战役、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干什么呢？焦土抗战是消极的，作为军人，能对得起生养我们的老百姓吗？”
林蔚被张治中问得不知所措，“啪”地挂断了电话。几天后，张治中收到蒋介石的正式通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烧，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这时，张治中顶不住蒋介石的压力，立即将长沙警备司令丰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召来，研究如何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他俩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张治中认为火烧长沙必须谨慎从事，他要丰悌搞个文字的计划。第二天，丰悌就将一份《焚城准备纲要》递到了张治中的手中。张治中看后，考虑了好一会儿才说：“此方案最好暂缓执行，还是先动员老百姓向城外疏散，敌人确实逼近长沙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再烧吧。”张治中说这番话时，心情十分沉痛。
11月12日，日军打到了平江，离长沙只有300多里了。这时，守军中有人开始焚火烧城，一时间，烈火弥漫。老百姓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前往救火，但被大街小巷的军警阻挡。长沙是个古老的花园城市，有天心阁、开福寺、爱晚亭、岳麓书院、麓山寺等数十处名胜古迹。这些，都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数百万老百姓的房子也在火中化为乌有，他们无家可归，烧死烧伤者不计其数。
这一把火把民众心中的怒火点燃起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舆论的谴责。著名人物冯玉祥等，当面责问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对蒋介石不顾人民生命财产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指责蒋介石将一个好端端的长沙烧成一片焦土，让无数平民死于非命，让无数的财富化为灰烬。而此时，敌人还在300里以外。他们驳斥蒋介石的“焦土抗战”，强烈要求惩办纵火首犯，拨款救灾，处理善后。
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也激起了外国侨民和外交人员的愤怒，纷纷提出质问。
蒋介石似乎也被这一把大火烧得清醒了。14日，他坐车来到长沙视察，映入他眼帘的是房屋被烧光，到处是一片废墟，断垣残壁，血迹斑斑，居民在残壁中绝望地号哭，悲切地呼唤死去的亲人，还有愤怒的诅咒声。总之，悲恸和恐怖笼罩在长沙上空。民众做梦也想不到，这场人为的灾难，却是这个来视察的全国人民的抗战领袖蒋介石一手制造出来的。
蒋介石眼望着这个悲惨的画面，唏嘘不已。为了推卸责任，他突然责问张治中，这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谁下达的命令，是谁放的火？
张治中被蒋介石的这一闷棍打得不知所以然，张着嘴瞪着眼望着蒋介石。此时，在场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不明真相，也跟着追问张治中，这场大火的元凶是谁，强烈要求惩办。
张治中突然明白了，蒋介石的真正目的是为他自己开脱罪责，转移责任。为了让蒋介石下台阶，他只好背上这个黑锅。于是，他以沉痛的心情向蒋介石负荆请罪，要求委员长给予处分。
蒋介石松了一口气，为了平息国人的愤怒，他撤销了张治中湖南省主席的职务，将直接责任者丰悌、警备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逮捕处决。
火烧长沙的风波就这么平息了。
蒋介石下令由第九战区代司令官薛岳兼任湖南省主席一职。薛岳在到职之前，蒋介石找他谈了一次话。蒋介石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告诉薛岳，长沙与重庆相隔不远，敌人要进攻重庆，必先拿下长沙。他估计日军在10月中旬开始南犯，以主力由湖北直趋长沙，于赣江、鄂南同中国军队作战。他希望薛岳明白，湖南乃我国著名粮仓，是我持久战必保之地，如让日寇占领，则如虎添翼，对我构成极大威胁。蒋介石说：“我军的方针是诱敌深入，力争在长沙以北地区歼灭敌人主力。”
薛岳受命到了长沙，开设指挥所。他首先熟悉地形和了解敌情。日军由武汉南下，必然经湘北。湘北的地形是河流纵横，群山环绕；南高北低，恰如一个畚箕。洞庭湖居中，湘、资、沅、澧四水及浏阳、新墙、汨罗、捞刀河等河流，纵横形成天然屏障。湘北除了水就是山，这里有幕阜山和湘赣交界的九岭山、罗霄山、万祥山，它们一般都高达300米至2000米。
薛岳摸清了湘北的地形后，对保卫长沙充满了信心。他认为，湘北处在江湖河网和崇山峻岭之中，和地势平坦的南昌不同，敌人的坦克在此无法横行霸道，也不利于敌人的炮车行动，敌人的优势无法发挥，只能与中国军队面对面作战。
蒋介石为了加强对长沙作战的指导，派白崇禧和陈诚到长沙，与薛岳商讨作战方案。由于三个人掌握着不同的敌情，因而对作战方案发生了分歧。
白崇禧认为，武汉地区的日军分驻在长江两岸的江南、江北，由于占领的面积大，必定要分散兵力。敌人要想进行大规模作战，只能抽出一半兵力，而且持续作战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如想消灭敌人主力，最好采取且战且退的战法，将敌诱至衡阳一带歼灭之。他还认为，如果在衡阳一带歼敌，我军驻幕阜山、九岭山的部队西进，驻湘北以西的部队东进，即可截断敌人陆上交通和水上退路。而且，我军驻武汉以北的第五战区、南昌以东的第三战区，可以配合进行牵制作战。
薛岳的主张却不同，他认为在湘北地区作战为好。他的理由是：一、我军在湘北有15个军兵力可参战，第五战区不需要参战，仅自己的九战区投入，兵力就足够对付；二、我军熟悉湘北的地形，可进可退，行动自由；三、湘北水多山多，敌人机械化兵团行动受限，相反，衡阳是平原地区，适合敌人机械化兵力作战，同时广州的安藤利吉的第二十一军部队，可以北上衡阳，直接配合南下的敌人与我作战。
就在白、薛二人发表意见时，陈诚久久地盯着地图，一边听他俩的分析，一边思考着。最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同意薛岳的方案，还为这个方案总结为八个字，这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翼。
白、陈离开长沙后，薛岳看到了一份来自武汉地下工作者送来的情报，情报说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准备在9月底进攻宜昌。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反复的论证，薛岳认为这是敌人搞的声东击西阴谋。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在部署兵力时，他还是作了适当的准备。湘北、鄂南、赣北都要兼顾，重点放在湘北。他的作战指导大纲定为：
（1）湘北方向逐次抵抗，诱致敌于长沙附近地区，包围歼灭之；
（2）赣北方面及鄂南方面侧击或围攻敌军而击破之，以利于我主力方面作战。
在兵力使用上，将第十九、第三十两集团军，部署于赣北的高安、奉新、靖安、武宁、修水地区；将第十五、第二十七两集团军，部署在岳阳以南的新墙河和湘鄂、赣边界的幕阜山区，及汨罗江南北两岸；将第二十集团军部署在湘江以西洞庭湖以南地区；将第七十军放在长沙附近，作为战区机动部队。
方案上报重庆，不料重庆的回电要薛岳放弃长沙。电报说，保卫武汉，武汉没能保得往，保卫南昌，南昌也丢了，所以，长沙是保不住的。与其空提口号欺骗人，不如放弃长沙，将主力放在铁路两旁，敌进攻时逐步抵抗，逐步后退，退至株洲、浏阳、醴陵地区。
十分自负并自信的薛岳，掂量着代表蒋介石意图的这份回电，考虑后拿起电话，与陈诚通了电话，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强调说：“我的方案部署是根据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五行确定的，我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俗话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我还是那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叫我当第九战区司令官，我就要凭我的脑袋办事，指挥打仗。别人的脑袋毕竟是别人的，代替不了我薛岳。如果我整天用别人的脑袋说话办事，那还要我薛岳干什么呢？一个人的精华在脑袋，在灵魂，没有脑袋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算什么人？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
陈诚明白，重庆的这份回电，多半代表了白崇禧的意图，是他说服了蒋介石接受了他的意见才发的这份电报，于是说：“其实，你的方案也兼顾了重庆的意图嘛，兵力放在武汉以南以西，处在可东可西可南的机动位置，是以静观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案，我看可以拭目以待。”
薛岳本来就对自己的方案充满了自信，听了陈诚一番话，心如铁、意如钢的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准备在湘北同敌人大干一场。
日军在攻占南昌以后，国内政局发生了变化。平沼内阁仅执政了七个月就垮台了。阿部信行内阁上台后，希特勒以闪电战术进攻波兰。接着，英法宣布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阿部信行利用欧洲战争全面爆发之际，狂称要全力解决中国事件。为了达到此目的，阿部信行同陆军部协商，撤销了原华中派遣军番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由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统一指挥在华日军的行动。西尾寿造和坂垣征四郎分别从日军教育总监和陆相的位置上下来，他俩提升后，都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决心，都想打一个大胜仗向天皇报喜。他们想打的这个大胜仗就是进攻长沙。两人联合向冈村宁次下达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明确规定第十一军出动三个师团，于赣北牵制，两个师团及两个支队向湘北进攻，要求在9月底占领长沙，控制四川门户，年底将中国军队压迫至川黔边境。
冈村宁次接到命令，要求进攻长沙的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在洞庭湖举行半个月的登陆演习。
9月中旬，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由南昌附近、赣江东西岸及武宁、张公渡方向，逐次向靖安、安义、奉新集结后，向铜鼓、浏阳日夜蚕食。
几乎同时，鄂南、赣北的日军配合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的进攻，积极向当面的守军攻击，造成全面开花，达到迷惑中国军队的目的。
9月15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从司公山至大路王一线，疯狂向守军第三十二军、第五十八军攻击；第一○六师团在桥下向守军攻击，第一次长沙会战首先在赣北打响了。
双方开始接触，不停地打炮。炮击以后，日军以联队为单位发起冲锋，中国军队利用断墙、壕沟进行阻击。子弹打光了，便与敌人个顶个地拼刺刀。由于中国军队刺杀功夫差一点，上去两批拼刺刀的士兵都阵亡了。战至16日晚，守军第五十八军、第三十二军退守若头岭、缺夫岭。会埠方向中国守军打得艰苦，因力量单薄，与阵地共阵亡，日军占领了罗坊。
冈村宁次同薛岳的情绪如同跷跷板，初战冈村宁次先发制人，占了上风，一直冰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此时失败的薛岳一脸忧愁。他急令第一八三师由靖安以北南下，夹击罗坊之敌，命令第七十四军由分宜向上高推进，阻击第一○六师团西进。
17、18日的战斗十分惨烈，敌人的炮弹铺天盖地，落在守军第六十军的阵地上。炮击过后，第一○六师团几乎倾巢而出，扑向第六十军阵地。第六十军禁不住如巨浪般的冲击，整个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出现了军长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士兵找不到长官的混乱场面。接着，第五十八军阵地也被突破。日军一个师团编制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师的编制，由于武器装备和官兵训练质量的不同，中国军队两个军六个师顶不住日军一个师团。17日这天，薛岳心急如焚，头上大汗淋漓，手心也湿漉漉的。总体的败势已定，不服输也得服。他决定调整战术。23时，他下令放弃富安，全线后退。第四十九军、预备第九师守备锦江右岸原阵地，第一○五师退至雷公岭、牛毛岭；第三十二军退至锦江右岸；第七十四军退至泗溪、官桥、棠浦一线；第一集团军自行交替掩护，后退至宜丰。
全线后退后，薛岳召开作战会议，向各师的长官打招呼，强调后退不是为了再后退，而是为了站稳脚跟，继续前进。并说，要发挥人多的优势，采取轮番作战。他要求各师做好反击准备，请他们为每个官兵带足干粮和子弹。接着又向各师下达了战斗任务。
会议结束后，各师的师长们迅速赶回部队。
19日晚，薛岳下令反击，当晚全线出击。日军占领高安及锦江北岸，以为中国军队伤亡过大，无力再战，放松了警惕，当晚召开篝火晚会，为庆祝胜利弹冠相庆。正当他们欢呼雀跃之时，中国守军杀了过来，日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战至22日拂晓，中国军队收复了高安，向马形山、斜桥推进，高安日军被肃清。中国军队在鄂南、赣北的反击也同时获得成功，收复了原来日军占领的地区。
日军虽然装备良好，但数量有限，尤其是兵力补充受限，人员伤亡后越战越少。薛岳分析敌我情况，决定乘胜前进。他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在汨罗江南岸运用诱敌深入战术，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一次就消灭敌人2000余人。
这一下，忧愁的跷跷板重心倒向了冈村宁次。他苦着脸思考着对付中国军队的良策，越想越觉得拖下去凶多吉少，伤亡会更大。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此次出征作战，碰到的是一个硬钉子，这个对手不好对付。因此，他决定撤退。10月5日，全线撤退的命令下达后，日军慌张后退。这一切，被手持望远镜的薛岳看得清清楚楚。他立即下达了全线追击的命令，首先采用大炮袭击撤退的日军。一阵阵撕破天宇的炮击，给日军致命的打击。日军后尾的部队被打得死伤大片，幸存的东逃西散，一片狼藉。中国军队奋勇直追，越战越勇，他们扫荡了长寿街、龙门厂一带残敌后，又攻占了平江县城，还渡过湘江，攻克了夏营田、湘阴、新墙、杨林街、荣家湾等地。10月9日，薛岳这才鸣锣收兵，停止追击。
第一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失败而落下了帷幕。
由于日军内部出现人事变动及兵力上的不足，第二次长沙会战与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时间，相隔了两年之久。
日军在进攻南昌时，冈村宁次没有采纳大本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意见，一意孤行地使用第一○一师团和第一○六师团，令闲院宫载仁大为不快，对他耿耿于怀。此次长沙失利，旧仇新恨令他一怒之下下令将冈村宁次调回了日本，担任军事参议官。军事参议官是日军
高级职务中咨询和顾问性质的职务，位尊而无权，俗话说，是个闲差。
闲院宫载仁派青木担任第十一军副参谋长，本来是要他监督冈村宁次的行动的，结果青木到任后，不但没能达到他的要求，反而倒向冈村宁次，时常在同僚们中间散布对闲院宫载仁的不满情绪。隔墙有耳，这些都一一传到了闲院宫载仁的耳中，此次长沙失利，他乘机撤了青木的职务。
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和副参谋长木下勇，接任后必须有个熟悉情况的过程。
这一年，日本国内发生了罕见的旱灾，粮食普遍歉收，有的地区颗粒无收，政府不得不花钱从国外购进大批粮食。由于农业歉收，产生了一系列的副影响，工业和商业同时受累，电力不足，煤矿倒闭，通货膨胀加剧。军工生产难以维持，坦克、大炮几乎停止生产。战场上缴获的装备由于口径不一，一般不好使用。此时，日本与美国的矛盾加剧，《美日通商条约》废除，进口数量骤减，使日本原本萧条的经济雪上加霜。因此，日本政府提出削减军队，减少军费开支。大多数的军人听到这个消息，提出反对意见，政府与军人之间的僵持局面一时难以打破。
令日军更为头痛的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大发展，他们频频出击，弄得日军在华北、华中无法招架，不得不采取分割、封锁和“扫荡”等手段，轮番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肃清作战”，企图实现由“点”、“线”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八路军针对敌人的战术，以三个师的主力挺进冀鲁平原，挫败日军对冀中、冀鲁和鲁西北等地区的大“扫荡”，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华中连续举行棋盘岭战斗、马家园战斗、袭击官陡门、芦家庙战斗、东湾战斗、狸头桥战斗、谢家垄战斗、夜袭虹桥机场等一系列著名战斗，华北、华中大批日军被牵制，使日军无法从华北、华中抽调兵力增援湘北。因此，湘北前线的日军面临诸多矛盾，只得由进攻转为防御，等待时机复苏。
蒋介石很珍惜这一短暂的停战机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在南岳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提高官兵军政素质。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带领一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了训练班的教学工作，训练班主任由蒋介石兼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训练班的成员来自各战区营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他们毕业后回原部队再举办训练班，层层办，一直训练到连、排长，目的是使训练的军官学会游击战争。汤恩伯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他对教育长一职不感兴趣，很少管事，教学工作落在叶剑英身上，他几乎每天都有课，重点讲人民战争大纲及游击战争概论。每次两小时上课中，学员们听得入神，常常提出延长时间。下课后，学员们将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仔细认真地回味，深深地印在脑中。学员们十分钦佩叶剑英的才华，议论他才智过人，是游击战的专家。游击训练班共培养了3500名学员，他们结业后，如春天的种子，撒向三湘四水，播向长江两岸及鄱阳湖边，为后来发生的长沙会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1941年9月，日军第十一军阿南认为，经过两年的调整和准备，进攻长沙的条件业已成熟。便同木下参谋长及岛村作战室主任筹划后，确定了攻势计划，并将计划定名为“加号作战”。计划从9月18日展开攻势，击溃新墙河、汨水之间中国军队，同时做好由长乐附近向汨水下游一线推进的准备。汨水右岸地区得手后，再向汨水左岸推进，重点歼灭这里的守军第四军及第九十九军。汨水左岸得手后再向栗桥突击，围歼栗桥以西至湘江的第九战区主力。
阿南一直在大本营机关工作，来到前线对能否打胜这一仗，心里一直没底，他想在计划方案上报大本营没有回复前，先让少量部队出征练练兵，目的是试探一下中国军队在大云山方向的兵力部署情况。9月7日，他就指挥第六师团出击湘赣边界的大云山。
大云山属幕阜山脉，横亘于湘鄂边、平江以北。
薛岳对大云山的情况十分敏感，这里是湘鄂交界，长沙的门槛，是敌人必争之地。在考虑部署时，他决定将第四军摆在这个极端重要的位置。那天，他捏着自己下巴下那刺猬样的胡子，严肃而充满希望地对军长欧震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们四军自北伐以来，一直是国军的一把钢刀，是一支信得过的部队，我这次将他们安排在大云山，你是知道我的用意的，希望你们发扬铁军精神，拼死也要守住大云山，要做到寸土不让。”
欧震激动地攥着拳头说：“薛长官，你就放心吧！我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你只管看我的行动吧！”
“好！”薛岳一手握住他的手，一手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大云山防务我就拜托你了！”
大云山既是第九战区的主阵地，又是第九战区的前哨阵地，薛岳将看守长沙东大门的任务交给了欧震，欧震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欧震指挥各师在横溪达至羊楼司，以及北港至通城一线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第四军有25名军官参加了南岳济南干部训练班，训练一结束，他们就回到了第四军，将刚学到的游击战知识运用到了这次作战中。他们首先深入到老百姓家中，宣传游击战思想，把民众也发动起来，军民携手共同抵抗敌人。
7日上午9时许，敌人同以往一样，以飞机、坦克、大炮和步兵为一体，由桃林出发，从东、西、北三面，围攻大云山。他们先用18架飞机将守军辛辛苦苦构筑的工事炸了个底朝天，然后是步兵紧跟着坦克，向守军阵地冲锋。第四军的官兵们伏在被炸毁的工事泥土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敌人的动向。当敌人的步兵冲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如下山的猛虎，从泥土里一跃而起，来不及抖掉身上的泥土，就端着枪冲向敌阵。双方胶着一上午，战至中午，第四军将敌人推了回去。下午3时许，日军派出35架飞机，再次轮番轰炸守军阵地，然后派出三个联队近万名步兵，从东、西、北三面再次蜂拥而至。双方在鸡婆岭、草鞋岭反复拼杀四个回合，仍不分胜负。这时，阿南命令荒木支队赶来增援，欧震恐被日军包围，黄昏时分下令后退。敌人不知欧震用意，怕中计而停止追击。
阿南见大云山方圆几十里，且树多林密，第六师团上万名官兵冲了进去，却不见效果，担心被中国军队吃掉，又派出第四十师团前去增援。两个师团会合后，协商战斗方案，决定派出第四十师团的重松支队向沙港进攻。重松支队受命，可是，还没到达沙港，在甘田的北侧就迷失了方向。他们向南行进，遇到了大河过不去，只好向西，走出20里，天就黑了下来，没想到遇到中国军队。他们见前方有部队，以为是自己人，大声地问：“什么人，哪部分的？”
回答他们的是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此时，两支队伍如两列对开的列车，在这里相撞，激起惊天动地的轰响。一时间，爆豆般的枪声，占领阵地的命令声，短兵相接的拼刺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如连连响起的滚雷，此起彼伏。
中国军队是第五十八军，他们奉命前往鸡婆岭增援，不想在此与日军的重松支队遭遇。双方如几千条蛟龙相缠，一直扭打到天亮。这时第五十八军的预备队也赶到了，重松支队也频频呼叫支援。第四十师团派了两个联队，双方的人数越战越多，战场由甘田扩大到了白羊田河。日军的大炮成了战场上的摆设，飞机来了看到双方胶着在一起，也无法丢炸弹，只好飞走了。
第五十八军是滇军，他们原来生活在大山丛中，既能吃苦，更善于山地作战。在崇山峻岭中犹如一只只机灵的猴子。矮小的日本人装备再好，也无用武之地。
连续战斗两天，阿南得知两个师团的伤亡越来越大，他怕陷得太深而影响以后的正式战斗，下令撤退。
阿南从试探性战斗中，观察到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虽差，但官兵们的吃苦拼命精神特强，不可小看。为了加强进攻长沙的兵力，他下令从湖北、江西调来第三师团、第四师团，加上原有的第六师团、第十三师团、第三十三师团、第四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总兵力达15万余人。加上飞机、坦克的配合，他认为半个月之内一定能攻占长沙。
阿南同大部分日本军官一样，头脑里有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只要有了独立指挥权，就不顾任何闲言碎语，我行我素，上面就很难控制指挥他。9月16日下午，阿南收到了大本营发来的批准进攻长沙的电报。但电报的最后说：“如果战役准备工作不周，还可推迟时间。”
可是，阿南对进攻长沙计划很感兴趣，虽然大云山初战碰壁，他认为那只是局部性小战斗，只不过多死了几个官兵，只要进攻长沙的大战役胜利，大云山战斗的损失一定能弥补，大醇小疵，不足为怪。因此，他决定9月17日攻击日期不变。
这天后半夜，风雨萧萧，满天乌云密布。日军第十一军所属的第三师团、第四师团、第六师团45个步兵大队和322门各种类型的火炮，从扬林街到新墙河下游的25公里的正面发起进攻。战前，阿南在电话中要求各联队检查各大队是否到位。结果荒木支队迟到，原因是什么呢？原来，荒木支队在集合时，有三个士兵将从周围几个村子抓来的20个10岁至15岁的小女孩带到一个村子里，将她们的衣服剥光后，一个个强奸，然后将她们的心挖出来，放在熊熊的木柴堆上烧，三个士兵吃着她们的心，喝着酒。他们听人说，战前吃女孩子的心可以刀枪不入。当他们吃得兴高采烈时，荒木派人寻来了，听到他们的无耻怪论，荒木竟然赞赏他们的行为，并向全支队推广。
荒木集中部队，摸着黑夜向新墙河一带行进，他想给呼呼大睡的中国军队来个突然袭击。拂晓，他们刚接近新墙河，炮还没来得及架好，队伍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一阵猛烈的炮火袭击，顿时倒下了一大片。前面的倒下，后面的鬼子红着眼冲上来，中国军队勇敢地迎了上去，他们和敌人拼刺刀。鬼子见中国军人要和他们拼刺刀，为了显示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一个个将子弹退出枪膛，准备硬拼。就在他们退子弹时，守军官兵猛地扑上去，结束了一批鬼子的生命。
开始，阿南就被中国军队搞了个下马威，他便命令部队暂缓冲锋，先派飞机轰炸，接着再用大炮轰炸。他以为这样狂轰滥炸后，守军肯定被炸光了。他想着步兵上去，只是去打扫战场而已。
事与愿违，当他的步兵冲上去后，全被隐蔽在工事里的守军打得东倒西歪，惨败不堪。
原来，不少官兵们在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过训，他们听了叶剑英关于军民开展游击战的报告，从中受到启发，此次战斗，他们发动老百姓在16公里宽的新墙河边修筑了河岸阵地，河岸阵地深三米，上面用门板盖着，门板上堆上厚厚的土，栽上草。河岸阵地每隔100米便用砖石砌了伙房，粮食仓库，准备与敌人打持久战。由于河岸伪装巧妙，敌机发现不了，就是敌人来了，站在面前也不知道下面是守军的防线。河岸阵地筑好后，第九战区司令部的官兵以薛岳的字“佰陵”为名，起名为“佰陵防线”。
阿南并不是一头笨猪，他站在大云山上，用望远镜观察，又用报话机与最前沿部队联系，了解到薛岳构筑了“佰陵防线”。立即用飞机对“佰陵防线”狂轰滥炸，烟尘滚滚，守军官兵死伤不少。
“佰陵防线”被炸，薛岳分析敌人会越过汨罗江向我追击，便命令部队按第二套作战方案行动：第四军向右转移，与杨汉域第五十八军和孙渡第九十五师一起，对敌人进行侧击；
陈沛第三十七军和傅仲芳第九十九军向汨罗江畔长乐街、新市、归义一带转移，准备伏击敌人；萧正楚第二十六军、李玉堂第十军也向福临铺、金井转移。
不出薛岳所料，阿南部被薛岳牵着鼻子走，薛岳十分亢奋，但也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敌人的兵力是三个师团近10万人马，加上飞机、坦克、大炮助战，自己手下只有几个军，很难吞下这块硬骨头，吃不下又吐不出，自己将会被撑死。他认为当务之急，一是稳住敌人，二是迅速增兵。他发电报命令欧震、孙渡、杨汉域三个军，迅速堵住敌人退路，但暂时不能与敌人发生激烈战斗，等待增援部队到达后，统一行动。他还命令湘西、粤北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邹洪的暂编第二军赶赴湘北参战，命赣北的第七十二军进入捞刀河待命。
随着薛岳的一份份电令，接到命令的部队纷纷向湘北增援。这时，天正下着大雨，道路泥泞，日军的坦克、大炮在糨糊一样的路上行动艰难，要人推着向前。19日下午，敌人的大队人马来到了汨罗江准备渡江，他们派工兵下河架设木桥，步兵在江边架起锅灶烧饭。
阿南正想喘口气，情报参谋送来了一份刚从守军阵地上缴获的电报。这是一份薛岳发给各军围歼敌人的命令。阿南虽然十分兴奋，却也怕中薛岳的计，所以，派飞机前往电报中提到的李家墩、麻峰嘴、彭家坳、金井、通城等地侦察。飞行员一边侦察一边报告，这些地方确有大量中国军队在移动。阿南确认了这份电报的真实性后，立即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他设想了一个大的歼灭仗，第一步围歼向捞刀河运动的第七十二军。
日军大部队赶到捞刀河埋伏，企图守株待兔。22日上午，到达捞刀河的不是第七十二军，而是前往瓮江路经这里的第二十六军。这天下午，第二十六军盲目地向日军设下的大包围圈里钻，阿南手持望远镜，命令部队必须在中国守军全部进入包围圈后才开始攻击。
傍晚，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突然发现部队被日军包围，吓出一身冷汗，急忙发电报，向薛岳请求撤退，或者要求派部队接应。薛岳回电，要求他待命行动，暂时就地作战。23日、24日，萧之楚命令部队还击，杀开一条血路向外冲，可是，敌人的包围圈如同一个严密的桶，左冲右突，瞎子点灯白费蜡，根本没有用。这时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怕伤到自己人不敢开炮，也不敢用坦克开路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第三十七军一个团从大云山开往高塘岭归建，正好路经这里。他们发现兄弟部队被围，从北面猛烈攻击，还吹起了冲锋号。
第二十六军见有部队接应，顿时精神大振，和第三十七军的这个团里应外合，终于撕开了一个缺口，25日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第二十六军如泥鳅从阿南的手中溜走了，到手的肥肉没有了，阿南又气又急，正在叹息之际，接到捞刀河上游部队的报告，说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到达浏阳河。他顿时又生一计，设想了一个歼灭第七十四军的方案。于是，他命令神田师团和青木师团向浏阳河奔袭。25日，王耀武率领的第七十四军先头部队五十七师到达浏阳河，见两路日军围追而来，当即命令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迅速占领春华山，构筑工事，一边阻击敌人，一边等待其他两个师赶来。10分钟不到，日军来到春华山脚下，向山上进攻，炮弹在空中呼啸，子弹在守军官兵耳边穿过。春华山是一个圆形的山，两个师团近两万人向山上进攻，第五十七师虽然居高临下，但毕竟敌众我寡，山头很快被敌人占领。第五十七师残部向东南方向转移，途中碰到来增援的第五十一师、第五十七师立马杀回马枪。这时敌人从西边下山，第五十七师和第五十一师从南边攻上了山，牢牢地占领了山头。下了山的日军见状，又想重新攻上山。中国守军已组成阻击阵形，敌人无论怎么进攻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且死伤无数。日军派来飞机助战，可是，双方混战，敌机无法轰炸，只得低空盘旋，却无机可乘。
26日，阿南坐着吉普车到春华山附近观战，神田向他报告说，日军为了争夺一个小小的山头，伤亡3000余人。阿南气急败坏地拿起电话，调兵遣将。半小时后，开来了15辆卡车约500余士兵。他们从车上跳下来便投入战斗，他们有的端着冲锋枪，有的拿着毒气瓶，一窝蜂似地向山上冲。眼看就要冲到山顶，敌人开始放毒气。中国守军毫无防备，大部分官兵中毒倒地，少数边打边撤，傍晚时日军再次占领山顶。
27日，日军渡过捞刀河，占领了春华山东南十里的永安镇。当时的永安镇很小，离长沙只有一步之遥，永安如失守，长沙岌岌可危。长沙是湖南及第九战区抗战的一面旗帜，薛岳急忙调整部署，采取诱敌深入战术，组织第七十四军、第十军、第三十七军，向永安反击；又将远在湘西的第七十九军调入长沙市。
27日下午4时许，薛岳下令全线反击，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官兵们端着枪向敌群冲去。日军被击溃，退入永安镇，守军官兵尾追进镇，与日军展开了巷战。进入永安镇的是日军第三师团花谷旅团的石井联队，全联队1200人，被歼灭800余人。幸存的400余人仓皇向东逃窜。此时，日军主力四个师团已到浏阳河北岸，其中第四师团一部已进入长沙城东北角。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薛岳冷静地分析敌情，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让敌人进得来出不去。首先，他号召所有部队立即向敌人后背攻击，各部派出小分队断绝敌人交通，伏击小股日军，专门袭击日军的运粮运弹车队，造成敌人供给困难。其次，他向蒋介石报告，要第六战区在宜昌向敌人发起攻击，调动进攻长沙的日军，向宜昌增援。
28日各部队开始出击，日军交通、通讯被切断，各联队失去联系，处处被动挨打，一般100多人的分散小股日军，成了主要攻击目标，第九十九军之九十九师冲进沙市街，一举歼灭掉了日军第四师团一个中队的兵力。
第七十四军之五十一师冲进北仑盛小镇，日军第三师团一个中队正在吃午饭。他们以扇形队形，包围了这个中队，日军一片混乱，第五十一师官兵上去，分别把日军围住，三五成群地对付一个，经过短时间的白刃格斗，解决了这股日军，中队长板田肩胛骨被击中，由于失血过多，他躺在路边哼哼着。
薛岳调来三个军兵力，专打长沙日军的屁股，市中心的守军拼命反击，造成两面夹攻。此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为配合第九战区在长沙作战，集中15个师部队，进攻宜昌。守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长内山，频频向阿南呼救，要求派部队向宜昌增援。阿南认为，长沙、宜昌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10月6日，阿南指挥三个师团，从长沙突围出来，逃向新墙河以北。第六战区攻击部队进至宜昌城，距日军第十三师团司令部只有35米，扔一颗手榴弹都能击中目标。突然，天下起了大雨，不知情的陈诚仓促命令部队停止进攻。第十三师团因老天爷帮忙，侥幸逃脱了被歼灭的命运。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日本大本营得知第十一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的消息，电令中国派遣军，责令阿南作出深刻检讨。阿南被逼无奈，只好灰溜溜地到南京的萨家湾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在大会上检讨长沙战役失利的原因，然后又受到其他司令官的批评指责，纷纷说他打仗不动脑，造成顾此失彼，弄得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抬不起头来。战后，不仅武汉、九江、南昌，就连南京的野战医院，也住满了第十一军的伤兵。
司令官会议结束后，阿南出了会议室，来到饭堂就餐。他低头吃饭时，听到炊事兵田山二郎对另一个炊事兵说：“你知道吗？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是个打败仗的专家，这个饭桶今天如果来就餐，我们不要给他饭吃。”
阿南的脸上又是一阵红一阵白，他恨不得一枪崩了这个炊事兵，但他忍住了，放下碗筷就走。他的好朋友，派遣军副总参谋长野田谦吾追出来，他气愤地说：“人一倒霉，鬼都来欺。连总部一个小小的炊事兵都敢欺负我，你说我窝囊不窝囊？”
野田谦吾安慰他说：“你是堂堂的司令官，不要和这些小人物一般见识。”
“唉！”阿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服地说，“军部的参谋人员和那些司令官不了解我们第十一军所处的特殊情况就瞎批评，湘北是水网地区，又是丘陵山区，没有一条平坦的大道，我们的坦克、大炮在那里无用武之地，反而成了我们的累赘。我们失利是情有可原的嘛。”
他还提出，如果有人愿意和他换个位置，他倒贴200万给他。野田谦吾笑笑说：“别说泄气话了，你回武汉后重震雄风，力争第三次出击，拿下长沙，给他们瞧瞧。”
阿南憋了一肚子气回到武汉，在作战会上，他提出12月份第三次进攻长沙的设想，参谋长木下勇和其他几个师团长认为，湘北地形复杂，不适合坦克、大炮行动，暂时不宜进攻长沙。可是，报复心切的阿南，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猛地敲着桌子说：“我在南京说话如同放屁，但这是武汉，是我主持召开的作战会议，谁反对我的计划，请他辞职！”
木下勇解释说：“我不是无缘无故反对进攻长沙，我的意见是这次进攻如无新战术，还是前两次的老战法的话，可能收获不大。”
第三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是阿南的同乡，又是他的军校同学，关系密切。这时，他站起来说：“我赞成阿南司令官进攻长沙的主张，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我认为，只要发扬皇军的武士道精神，没有闯不过的难关。”他表示，他的部队已集合待命，进攻姿势已摆好，只等阿南司令官一声令下。
木下勇忍不住拍起了桌子，他说：“前两次进攻长沙，你的部队畏首畏尾，畏敌如虎，始终在后面，损失较小，未陷泥潭，所以，你才站着说话不腰痛，不知深浅。”
阿南勃然大怒，桌子拍得更响，大声地说：“我这个军司令官不是受气包，你们懂得什么叫战争？什么叫胜之在勇？你们怕这怕那，能干什么事？”
会场一时静得怕人，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木下勇觉得争论继续下去要伤了和气，便转变了态度，来了个一180度大转弯，同意阿南进攻长沙的决定，僵局这才缓和。
12月中旬，阿南和军部参谋人员来到岳阳开设指挥所，指挥部队进入出发地。
薛岳并没有因为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而自满，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贺电，他看也不看。他知道阿南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敌人一定会再次卷土重攻长沙。他认为，日军第十一军在武汉不走，就是架在他脖子上的一把钢刀，稍一麻痹，就会造成人头落地的局面。他把自己关在作战室内，天天看着地图，看烦了就翻一翻《孙子兵法》或者翻一翻《曾胡治兵语录》。在这本语录中有一段：“军旅之事，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的话，令他特别感兴趣，他时常回味着，对这句话，他悟出三层意思，一是防御战要时时掌握主动权；二是只有主动进攻才是主动权和胜利权之关键；三是攻击的兵力必须由进攻、迂回、断后等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缺一不可。回顾前两次长沙战斗，没有能全歼敌人的原因，就是迂回、断后两部分兵力不足造成的。
薛岳最后决定，在捞刀河开设战场，诱歼日军。
为什么选择捞刀河？他在作战会议上对大家说：“古代大军事家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胜利者之所以胜利，粤妙在巧妙利用地形。齐魏马陵之战、楚汉成皋之战、吴魏赤壁之战，都是因弱者利用地形而取胜的。湘北的地形，新墙河道路宽，利于敌人发挥坦克、大炮的优势，这里开设战场不利于我而利于敌。汨罗江虽有一两条大路，但也有山，这里开设战场，敌我双方就地形而言，是均势。没有大道的捞刀河，才是最理想的战场。”
在部署兵力时，薛岳按各部队的特长和战场需要划分为：挺进、消耗、尾击、诱击、侧击、守备、预备等七个兵团。他还把他的方案归纳为“天炉战法”。
战斗的准备阶段，双方都在秘密操作中，保密性极强，谁也打探不到对方的一点情况。1941年12月24日下午，天气暖和而且晴朗。日军开始向新墙河进攻。傍晚，天气突变，下起了大雨，半个小时后又下起了大雪。气温骤然由零上的12度下降到零下五度，雨后的道路结成了薄冰。道路泥泞，寸步难进。日军到了新墙河，坦克、大炮无法行驶，只好停在一边。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四十师团，在新墙河边遭到守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的阻击。薛岳给第二十七集团军下达的任务是在新墙河阻击四天，目的是消耗敌人的主力，四天以后必须后退。
由于第二十七集团军炮火猛烈，敌人无法在新墙河上架桥。夜晚，敌人偷渡，行到河中间时，被守军的炮火击入河内，新墙河水顿时成了暗红的血河，上面漂满了尸体。阵风吹来，河面上出现一个个血涡、血浪，将成群的尸体推向下游。个别侥幸冲上对岸的，也被守军雪亮的刺刀推入河中。敌人大炮虽然炸毁了守军的工事，但步兵无法冲上对岸。
过了第四天，薛岳又出一计，他想让日军尝一个小小的甜头，麻痹一下日军。下令第二十七集团军后退，但不能让敌人看出是故意后退，而是战而不胜的溃退。29日上午，第二十七集团军照计划放弃新墙河。这时天气放晴，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一个下午就渡过了新墙河，来到汨罗江。他们在河对岸没有发现中国守军的踪迹，很顺利地渡过了汨罗江。撤出战斗的中国军队迅速占领两翼，阻击部队加入了侧击部队的行列。汨罗江南，全是泥泞的田野，所有道路被动员起来的老百姓挖得高高低低。日军过了汨罗江就像水牛掉进了泥井里，大炮推不动，坦克在原地打着转转，步兵到了田野，陷进了泥潭，艰难地移动着脚步。雨雪还在下，没有一个鬼子不是满身的泥浆，活脱脱一只只泥猴。这就是薛岳为敌人安排的“天炉”，也是薛岳为进攻长沙的日军预设的坟墓。
一心想着报复的阿南，待三个师团全部过了汨罗江，12月31日下令向长沙攻击。日军行军途中没有碰到一个中国兵，阿南像服了兴奋剂一般，认为占领长沙指日可待。1942年1月1日中午，打头阵的日军第三师团兵临长沙城下。自出征以来，他们一直在野外露宿，吃够了西北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一直巴望着攻击长沙城，庆祝一下元旦，安稳地睡上一觉。
下午3时许，突然从长沙城内飞来无数炮弹，爆炸后，一大片鬼子被炸得抛向空中，城外敌人的密度大，一炮都能炸死炸伤几十人。炮火急袭20分钟后，守军一队一队杀出城外，双方绞在一起，厮打着。经过两天的反复冲杀，日军第三师团如一片片被割的麦子，成批地倒下。
阿南接到丰岛的求援电报，命令第六师团前往增援。3日赶到长沙东门的第六师团，因大炮、坦克上不来，也没有携带炸药包，在城下无法施展。而守军打的是有准备之战，他们屯集了几千箱炮弹和手榴弹。第六师团挨了守军数不清的炮弹、手榴弹的轰击。
日军连攻三天无望，处境十分尴尬，阿南为了顾全面子，不想让部队无功而归，便命令他们在这里等候转机。可是，转机会不会有呢？他十分盲目。
此时的薛岳忙得不可开交，他将日军引到了“炉底”接下去就是要给“天炉”加盖了。不能让到手的鸭子飞掉了。罗卓英的第七十九军、第二十六军和第四军接到薛岳的命令，从江西边界向长沙快速运动；王陵基的第三十七军、第七十八军、分两路从平江、铜鼓方向向长沙快速运动；第七十三军守卫在湘江西岸，准备由西迂回到长沙东面，侧击日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向汨罗江赶，准备断敌后路。还有湘江的20万民众，也发动起来了，他们的任务是配合正规军，破坏桥梁，袭击小股掉队的日军。
阿南见第三师团、第六师团和第四十师团攻城无望，粮食又送不上，天气又奇冷无比。再也顾不得面子，下令部队撤退。1月4日，三个师团交替掩护着向后撤。然而，进攻容易后退难，由于伤病员增加，每个师团都有800多伤病员，一个伤病员要两三个人抬着，这么多伤病员就要2000多个士兵抬着，大大地削弱了战斗力。他们从原路返回，第三师团的一个联队在汨罗江边被罗卓英部队截住，守军拼命向敌群中扔手榴弹，日军不敢久留，的野联队长命令丢下伤病员，向东突围。这样，一个联队1500人，边走边丢，过了汨罗江，清点人数只剩下500余人了。
傲气十足的丰岛师团长出征时大氅高靴，气宇轩昂，在参谋们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巡视各联队。现在，他的右手不再握着指挥刀或袖珍手枪了，而是紧紧地握着一根树棍，腿部负了轻伤，一瘸一拐地赶着后撤的路，累得鼻子里喘着粗气，其声音如同拉风箱似的。他已两天没有吃饭了，卫兵找不到粮食给他充饥，不知在哪里拔了两个红萝卜递给他。他这时全没有了威风和面子，在衣袖上擦了擦，便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他正吃得起劲，一颗炮弹飞来，在他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气浪将他掀倒在地，不知是累是饿，他倒在地上站不起来。卫兵走了一段路，回头一看不见了丰岛，连忙回头寻找，然后由十几个卫兵抬着向后撤。
第二天，第六师团在栗桥被第七十三军、第九十九军团团围住。第三师团刚刚摆脱罗卓英部队的追击，走到青山又进了第四军的包围圈，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军也赶来，加入围攻行列。两个师团频频向岳阳的阿南呼救，阿南命令第四十师团前往救援。第四十师团回电说，他们已在白沙桥被守军第三十七军围攻，自顾不暇。阿南只好派九七式飞机掩护。18架飞机来到前线，低空向守军扔炸弹。这样才让日军的三个师团有了喘息的机会，丢弃下大批伤病员及尸体，狼狈逃过了新墙河。
1月16日，举世瞩目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又以中国守军胜利而结束。此次会战，敌重伤2.3003万人，阵亡3.3941万人，俘虏139人，伤亡遗尸共5.6944万人。
长沙会战的辉煌战果，震撼了全世界。英国、美国的首脑，致电蒋介石表示祝贺。湖南省在长沙召开了万人庆功大会，蒋介石在南岳，向薛岳颁发了国民政府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派人向薛岳授予独立勋章。
国民党军举行长沙会战期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杨成武率部击毙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此消息轰动全中国，敌人震惊万状。阿部规秀是日军战争骄子，是所谓游击战术专家，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位游击战专家，尽管被吹得神乎其神，黄土岭战斗成了他的滑铁卢。
河北涞源以南，群山莽莽，奇峰重叠。雄伟的内长城，从八达岭蜿蜒曲折到此。这里的古战场遗址有祭刀岭、插箭岭、将军岭、斗军湾、点将台，还有60座烽火台，42座古炮台，
150座瞭望楼。古书记载，战国燕昭王在此修筑黄金台，以高价招揽人才而扬名天下；杨六郎与韩昌曾在此大战九天九夜，至今六郎庙仍雄风未减。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把泥土，都浸透了古代士兵的鲜血。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甚至可见古代士兵的遗骸。
这年的11月3日下午5时，从拂晓开始的雁宿崖战斗已经结束，夕阳西坠，山色血红，枪声稀落，部队打扫完战场，押着俘虏，沿着崎岖的山路向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驻地——管头镇走来。此时，一分区司令部会议室里召开总结会议。25岁的杨成武司令员主持会议，平均年龄不足22岁的指挥员们，正聚精会神地听参谋长黄寿发讲话。他说：“今日一仗，歼敌600多人，这是我分区抗战以来歼敌人数最多的一仗。我认为，经验有三：一，情报准确；二，从三路敌人中选择打东路，决策正确；三，地形选得好，雁宿崖两侧高山，我们两侧伏兵，一头一尾扎口袋，关门打狗，打得痛快……”黄参谋长的话代表着大家的体会，与会的指挥员们虽然一个个刚下战场，浑身沾着硝烟和血污，军装的布眼都看不清了，可是那满脸红光和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却透出万分的喜悦和兴奋。清秀潇洒、文质彬彬的杨司令员在昏暗的油灯下，认真地记着每个人的发言，并不时地提问。
“报告！”
“请进！”杨成武一抬头，见是一团宋玉琳营长手拿一件大衣，走了进来。
“宋营长，有什么事吗？”杨成武问。
“杨司令员，你看！”宋营长递过大衣，杨成武在油灯下一看，大衣的布料相当好，胸前披佩着一条金黄色的绸带，带子两边是大红色穗子，两肩分别佩有四颗闪光的金星。“啊！”杨成武吃惊地叫了一声。
宋营长说：“司令员，还有一把金柄指挥刀呢！”
“哦！”杨成武看了一眼军刀，目光又回到手中的军大衣上。他急速翻开大衣，只见那绿色的里子上有一黄框，写着：姓名辻村，血型A型。他急忙问，“这件大衣是在什么地方缴获的？”
“这是七连连长钟茂华，迂回到敌人炮兵阵地后侧，用步枪打死的一个胖军官，然后他扒下大衣，穿在身上，拿着这个鬼子的指挥刀。你没见他那副怪模样，我和教导员郑三生可给他逗得把肚子都笑痛了！”顿了一下，又说，“我们不认识衣服上的这个字，”他指指“辻”字，说：“我们分析一定是个大官，就急忙送来了。”
“这是日军辻村大佐的军大衣，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杨成武急呼呼地问。
“一起埋了！”
“不好！”杨成武站起身，反剪双手，在屋内快速地来回踱着步。副司令高鹏、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及黄参谋长也凑在灯下，仔细翻看着大衣，小声议论着。大约3分钟时间，杨成武突然止步，大声说，“诸位，请立即回部队，作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随时听候作战命令。”
陈子端参谋瞪着惊奇的眼睛问：“司令员，你不是神仙，这大仗、恶仗从何而谈？”
“日本这个民族报复心强，鬼子死了个大佐，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的。”杨成武用肯定的口气说，“鬼子的特点是失败越惨，报复得越凶，而且是败兵刚归巢，报复的人马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是想乘我们庆祝胜利之时，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
各位指挥员都赞同杨司令的分析，纷纷起身，火速返回部队去了。
散会后，杨成武立即抓起电话，向聂荣臻报告了战斗情况及所缴获的辻村的大衣。聂荣臻听到此处，立即对杨成武说：“部队要立即转移到银坊、司各庄一带隐蔽待命，有情况立即报告。”
“知道了，我立即作出安排！”
“好！”聂荣臻赞赏说，又交代他说，“我就守在电话机旁，你们要密切注视日军动向，有情况立即汇报。”
不出所料，当天夜里，地下党侦察参谋崔喜峰从涞源城送来情报：张家口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四个大队，共1500人，分乘90辆卡车，向涞源急驰。涞源城内彻夜不宁，日军到处抓夫，弄得鸡飞狗叫。
接着，侦察参谋崔明贵又从易县发来情报，内容与崔喜峰的情报吻合，说敌人要沿辻村的进攻路线，经银坊到雁宿崖，寻找八路军主力，决一死战。
杨成武阅罢情报，思索片刻后，拿起电话向聂荣臻汇报，要求再打一仗。
聂荣臻问：“部队情绪怎样？”
“很好！”杨成武信心十足地说，“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小，士气鼓得足足的，正在银坊、司各庄一带休整。”话说到此，他怕聂荣臻不放心，追加一句说，“这一带地形我很熟悉，极似平型关，有利打伏击。”部队刚到那里，杨成武怎么就那么清楚那里的地形？
俗话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杨成武多年养成个职业习惯。每到一地，总是首先摊开那五万分之一的军用挂图，仔细地看，认真地记，决不放过一条小沟，一棵树木，然后，便是马不停蹄，立即着手考察实地，让两者合而为一。举凡山川河流，村镇桥梁，针叶林、阔叶林，他均一一牢记心中。记得有一次，侦察员向他报告倒马关地形后，他问：“倒马关南面有一条水沟，你怎么没讲？”
那参谋一拍脑袋，记起来了。他惊异地问：“首长，你是怎么知道的？”
杨成武严肃地说：“这种事马虎不得，一沟一坎，均不能忽略，这关系到战争的胜败。”
杨成武就是这样，所到之处，首先掌握准确地形，然后，考虑战斗部署时，脑子一转，作战方案就应运而生。
杨成武在电话中向聂荣臻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后，聂荣臻略略思索片刻，回答说：“很好，彭真、贺龙、关向应正在这里开会，我们马上研究一下，再答复你。”
杨成武大约等了五分钟后，聂荣臻就来电话：“成武啊，我们一致同意你的意见，赞成再打一仗。11月7日，是军区成立两周年，同时，又是十月革命22周年纪念日，我们准备召开纪念大会。你们打个大胜仗，是向大会最好的献礼。贺龙同志怕你兵力不够，已通知杨嘉瑞特务团，连夜开到你那里，还通知三五九旅六一五团开到涞源牵制敌人；孙参谋长已通知二分区、三分区、四分区部队，大约10个团兵力，赶到管头，归你统一指挥。我们吃、住在电话机旁，你有什么情况，随时可以打电话来。”
杨成武放下电话，立即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战斗方案后，用电话向各团传达了战斗任务，动员大家打一个更大的歼灭仗。各团领导听说要打大仗，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这次率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出征作战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现年52岁，早年毕业于陆军教导团，是由下级军官逐渐晋升的中将。他的巨大声誉来自他潜心研究战术。他曾撰写过《战争论》、《战争学》、《现代战术探讨》等，被日本军界称之为：人间少有，天上不多的战术名将。前任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一年前被王震的三五九旅击毙在邵家庄后，阿部则以蒙疆驻屯军总司令身份，顶替了他。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担任，师团长由中将担任。当时，关东军司令东条英机也只是中将军衔。
11月3日晚，阿部得知部下辻村大佐在雁宿崖命归黄泉，心里又气又急，这次失败，对他的自尊心是一次强烈的打击，他是个视荣誉比生命还贵重的军人，他咬牙切齿，决心与杨成武决一雌雄。为出这口气，第二天一早，他就率领部队向雁宿崖扑来。
当晚，他们到达雁宿崖。阿部立即召集作战会议，这时，先遣部队的绿川大佐来向他报告，说在司各庄一带发现了八路军。阿部立马停止了会议，指挥部队向司各庄前进。拂晓，他们到了司各庄，阿部却没见到八路军一个人影，不由得怒气冲天地问绿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绿川神气活现地说：“八路军害怕皇军，打了几枪便向黄土岭方向去了。”
阿部立即拿起望远镜，果然，黄土岭上空浓烟滚滚，碎石飞溅。他立即挥挥手，说：“快，命令部队向黄土岭进攻。”
待到他们赶到黄土岭，已是黄昏，淡淡的紫霞映红了山峰，山谷光线渐渐暗淡，夜色越来越浓。阿部又冷又饿，心里又不愉快，他左顾右盼，仍不见八路军一个人影，这一下，把他气得吹胡子瞪眼，骂道：“八路的，太狡猾。”
这时，参谋长听阿部说还追，便走上前，小心翼翼地说：“将军阁下，现在天黑路滑，小心上八路的当，我们还是就地宿营，等天亮再说吧！”
此时的杨成武身在何处呢？杨成武此时正守在电话机旁，敌人的一举一动他了如指掌。可是，他只知道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主力1000多人向我进攻，却不知道为首的是阿部这么一个日军大人物。半小时前，他接到担任诱敌深入的一团报告，鬼子已全部在黄土岭、司各庄宿营。他立即与高鹏、黄寿发分别通过电话，下达命令：一团、二团、十五团在寨沱、煤斗店集结，卡住敌人东进道路；一二○师特务团、三团占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地；二分区的二团绕到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就这样，五个团1万兵力瞬间将黄土岭、司各庄围了个水泄不通，此时鬼子却正在呼呼大睡呢！
第二天早饭后，鬼子如爬行的蜗牛，向东移动，直至下午3点，才全部脱离黄土岭。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一队人马迎头杀向敌人，就在敌人惊慌之时，早已守候在敌两侧与后尾的部队也同时合击，把敌人团团围住。敌人退无去路，只得就地抵抗。打了一会儿，阿部带着指挥所到了路边校场村，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一，立即发电报给桑木师团长，陈述被围实情，请求派兵解围；二，集中兵力向来路方向突围。
电报发出半小时后，保定、石家庄方向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敌人派出20架飞机增援，可是，黄土岭、司各庄上空硝烟弥漫，加之细雨蒙蒙，整个天空犹如一团团吹不散，赶不走的棉团，飞机的能见度极低，只好盘旋了十几圈后，摇晃着翅膀飞走了。
一团长陈正湘，手持望远镜，正在向校场村方向瞭望，他发现一群敌军官正在观望前方山头，其中一个满脸胡须的军官，手持军刀，坐在湿漉漉的大石头上，在他的左右有两个军官正在跟他说什么。陈团长分析，这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所，立即命令炮兵连长杨九秤，向敌军官群开炮。
陈正湘分析得不错，这群人正是阿部和他的下属。
阿部正欲说话，“轰隆隆”几发炮弹从天而降，在敌军官群中开了花，敌人顿时倒下一片，阿部也倒在血泊之中，两腿被炸断，肠子流在地上，臀部飞进一块弹片。这时，一条狼狗在阿部的周围窜来窜去，结果，它的一条腿拉住了阿部的肠子，堤赴大佐幸免没有负伤，他拍拍身上的尘土，抽出指挥刀，一刀将阿部的肠子斩断，狼狗获得了自由，摇着尾巴给赶走了。这时，一群士兵围上来，阿部用力睁开双眼，无力地说了句：“快发电报给桑木，派兵来……”话没说完，就断了气。这个在日军中雄功赫赫，52岁的老将军，做梦也不会想到，他败在一个25岁的中国年轻指挥官杨成武的手中。
敌人失去了指挥官，极度恐慌，几次突围未成。第二天清晨，桑木派来10架飞机，投下几十个降落伞，送来了粮食弹药，桑木的副参谋长——少将片山伍郎带着5名军官，也降落下来。他们是奉命来指挥突围的。
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上午。战斗结束时，除少数日军突围外，共歼灭日军1500名。11月12日，《朝日新闻》用第一版整版报道了阿部阵亡的消息，在粗粗的黑框中，刊登了阿部的戎照、生平，以及日本国降半旗致哀，政府官员和军界20多位将军亲赴东京车站，迎接阿部中将的骨灰和吊丧的消息。消息内容是：
本报华北前线记者川崎秀子报道：11月7日，富有山地“扫荡”经验的阿部规秀中将，亲率精旅，冒雨酣战，官兵争先冲杀，战至中午，皇军完全置于必胜位置。下午4时，不料敌军炮弹从天而降，将军右腹和双腿负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大声疾呼，要坚持打下去。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军人的本分啊！”中将负伤后半小时，晚7时50分，一代枭雄，壮烈阵亡。
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拿着电话，对杨成武说：“成武，毛主席、朱总司令打电报祝贺你啦！”
“是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电祝贺？”杨成武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重复地问了一句。
“是的，这次黄土岭战斗，你立了一大功啦！”
“什么大功？”
“延安听到东京电台广播说，黄土岭战斗，你们打死了阿部规秀中将，了不起啊！”
“中将啊，我的乖乖！”杨成武惊喜地大叫起来。他说，“聂司令，这是军区首长亲自指挥的战果啊。”
“小鬼，我们可不与你抢功哦！”聂荣臻开玩笑地说。
黄土岭战斗后，全国各地贺电如雪片般飞向杨成武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