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蒋“私行察访”上了瘾，一发不可收拾。1938年的元宵节，他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
毛宁邵开车送他到景德镇，刚住下，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都来向蒋经国借钱买烟抽，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蒋副处长兼任着江西伤亡管理处长，找到他就有办法。伤兵们把大门围住了。当时，恰好毛宁邵在 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毛宁邵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吧。伤兵们散了，准备明天再来。晚上毛宁邵和蒋经国商量，惹不起躲得起，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让难缠的伤兵们扑了个空。
他并没有离开景德镇，而是化妆成平民百姓，穿布衣，着草鞋，出没民间。他突然来到乐平。当时彭克勤任县长，酆景福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小蒋不公开拜访他们，悄悄地住进一家旅店里，每日便服简从，出没于城市乡村，混迹在大街小巷，东瞧瞧，西听听，了解民间疾苦，搜集社会弊病。他居无定所，行无定踪，究竟在乐平呆了多久，谁也说不清。弄得专员和县长到处打听他的行踪，惊恐不安。
最后，小蒋终于在县政府露面，赫赫“蒋太子”，突然下访小小县令，让彭克勤这个芝麻官手脚失措，啼笑皆非。
次日，小蒋饬令彭克勤召集保甲长，火速口头通知各家各户，要在县政府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
阴天细雨，又是元宵刚过，乡民们都还窝在家里烤火、打牌，一般都不会出门。这天男女老少齐出动，多半出于好奇心，想瞻仰一下“太子”的风貌，济济一堂，连门口和窗户前都站满了人，大家昂首翘立，静候“太子”驾到。
衙门都难进，老百姓平时也不愿意靠近。这天县府门口却撤去了岗哨，大开正门，任凭自由出入。礼堂不加任何布置，台上不设任何座椅，不摆花卉。只是在讲台上放一张长条桌，后面用个木架撑着一块大黑板，条桌上放一匣粉笔和一块擦子，和课堂一式无二。这大概是小蒋的要求，好让老百姓不感到拘束。
不久，彭县长恭引蒋处长登上讲台。百姓眼中的“蒋太子”中等身材，有点胖，身穿戎装，神采奕奕。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讲写写，写写讲讲，好像教师上课一般，足足讲了大半天。彭克勤则毕恭毕敬以立正姿势侍立在侧，当讲到官吏受贿、苛政虐民等弊端时，彭县长芒刺在背更是汗流额面，无地自容，可怜又复可笑。百姓则窃窃私语，指指划划，好不开心。
他们最开心的还是小蒋的讲话，说出了人民的疾苦和群众的心声，说出了一些平民百姓平素敢怒而不敢言的事，批评了国民党军政部门的许多弊端。他讲得慷慨激昂，痛心疾首，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时间虽长，无一人中途退场。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只间或有人唏嘘嗟叹而已。
小蒋的演说才能当地官吏无人可比，更无人可比的是他不讲空话，痛贬时弊都举出许多实例，亦庄亦谐，形象生动。
实例之一：“克扣粮饷”，不给士兵吃饱。
当时乐平县设有一个自卫大队，队部设在大寺上“上谕亭”（清代迎接圣旨的地方，后改为女子小学）。其中有个军官，南昌人，长着一颗患过癞痢的光秃秃的脑袋，绰号“蕃瓜头”，为人凶悍，常见他打骂士兵和百姓。一天，自卫队开午饭，他手执皮鞭，站在饭甑旁边监督士兵盛饭，一般大的饭碗，不准冒尖，不准压紧，不准再添，多数士兵吃不饱。谁想多盛一点，“蕃瓜头”举手就是一鞭。这个情景正巧被微服的小蒋亲眼看见，这个军官就倒了大霉。蒋处长在大会上火冒三丈地说：“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自卫队连饭都不让士兵吃饱，还指望他们冲锋陷阵保家卫国吗？国家发给每人每月45斤粮哪里去了？不是有一半被你们这些当官的层层吞吃了吗？”
他用手一指彭克勤说：“你们这些当父母官的为什么不管一管？”彭克勤正结结巴巴想解释，他又一拍衣服荷包，“中国这些当地方官的，上任的那一天，的确是两袖清风，口袋里空空的；可是走的时候，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破了，怎么破的？叫金条、银元和钞票胀破了……”礼堂里暴发一阵大笑，把个彭县长整得恨不得钻地缝。
实例之二：“强买蛮夺”，当兵的欺侮老百姓是常事，老百姓怕兵是常理。凡是穿军服的，老百姓都称之为“披着老虎皮的凶神恶煞”。特别是进城卖菜的农民更是吃惯了当兵的苦头，见到当兵的上街买菜，莫不纷纷向街道两旁的小巷躲避，躲不及的只好自认晦气。菜价任凭赏赐，一言不合，不但菜担翻天，瓜菜满地滚，还要挨顿饱打。这土匪江湖场面也叫这位“蒋太子”亲眼看见了。他亦庄亦谐气愤地说：“我们的老百姓太苦了，一担菜也来得不容易呀，辛辛苦苦挑上街来，想卖几个钱，得到的报酬却是‘五吊’（一掌五指，谐称五吊）‘一元’（即一拳）和‘一角’（一脚）。”他边说边比划，引得哄堂大笑。接着，他严肃地说：“当兵的不讲理，欺侮老百姓，这样的兵，老百姓会拥护吗？能拿去打胜仗吗？归根结底，还是要怨当官的，平时教育不严，克扣他们的粮饷和伙食费，他们不敢找当官的，只好在老百姓身上出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麻虾，倒霉受苦的还是老百姓……”这些话国民党的官员哪个敢讲？只有小蒋敢讲，他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人们自然给他热烈鼓掌。
实例之三：“贪污舞弊”。抗日战争初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因而田赋改征实物。这便给承办人员大开了贪污之门，收进以优为劣，压级压秤，扣潮扣杂，百般挑剔，千般盘剥。这种情况也被小蒋打听得清清楚楚，举出实例，使得彭克勤面红耳赤。
实例之四：深夜搜查，借故勒索。夜深人静，当人们一天疲劳进入梦乡时，突然响起一阵砰砰的急促敲门声，人们都习惯地知道“查户口”的来了。赶忙披衣起床，全家列队静候 点名应卯，经过一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角头角落的搜查，如果有漏报人口的临时来客，就成了他们的“猎获物”，机警的户主懂得其中奥妙，塞点烟酒钱，也就化险为夷，万事大吉。否则，也许当场像变戏法一样，会在床上搜出一块大烟土（鸦片）来，或者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把你一锁就带走了。这些社会黑幕，小蒋以生动的描画和诙谐的语言形容得淋漓尽致，听众捧腹，笑中带泪。
实例之五：“抓丁抓夫”和“捆绑壮丁”。政府只管要兵，不重视士兵福利，不保障军属生活。进了兵营，吃不饱，穿不暖，不死也得脱层皮。人人不愿当兵，兵源愈来愈困难。终于变成了“抓丁拉夫”，被抓去的壮丁形同囚犯，剃光头，受禁锢，行动不得自由，连大便都有人监视。送部队点交时用根又粗又长的麻索缚住手臂，像蛤蟆一样串成一长串，走不动的就拳打脚踢，视之如猪狗。这些丑恶场景恰好也被小蒋撞见，他痛心地说：“这些被抓来的壮丁是人，人不是牲畜，却受到这种种非人的待遇。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就因为穷，没钱行贿，就被抓来当兵，这样抓来的兵又怎能敌忾同仇去保家卫国呢？”
官员们哪有把老百姓当回事的？偶尔把老百姓呼来不是训斥打骂，就是摊派勒索，而蒋处长既不训斥打骂又不摊派勒索，说的都是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听了叫人痛快。只有站在一旁的彭县长灰头土脸，被奚落嘲讽得好不自在。
小蒋视察乐平之后，开车前往五区专署，视察国防工程。五区专署设于景德镇，这国防工程所在地距景德镇有十余华里，不通汽车，按当时官场惯例，已备好轿子伺候。蒋经国对于象征腐化的轿子看都不看一眼，拒绝乘坐，坚持步行。这可把当地官员整苦了。陪同视察的五区专员酆景福、浮粱县长屠孝鸿、波阳县长吕伯荩、乐平县长彭克勤等，各自都有自己的轿子，蒋处长不坐，他们哪敢坐？只好随同步行。这班专员县长们平日养尊处优，被伺候惯了，一个个身体肥胖，行动不便，对于这往返约三十余华里的步行，叫苦不迭。蒋经国哪管这些，何况又成心要他们难堪，他健步如飞，除运动员出身的波阳县长吕伯荩勉强能跟上外，其他人均远远落后。小蒋看到这种情形更是乐不可支，更加快步奔走，专员、县长们不得不拼命跟随，累得气喘嘘嘘，疲惫不堪。被小蒋整得心神交瘁的乐平县长彭克勤一不小心，“扑通”跌倒在地，幸亏侍卫急忙扶起。
蒋经国没有放过他，又在集会上演说：“国难时期，凡我公务人员均应加倍振作。现在有的县长连路都不会走，跌跤了，这怎么行呢？”
蒋经国整得县长跌跤，在江西官场一时传为笑话。
地方党政首长被整得狼狈难堪，他们不敢跟“蒋太子”公开较劲，只有秘密告状一途。因为小蒋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弄得地方官员个个紧张，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和告状信件，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不过，那时候他的确与共产党打得火热。他不仅经常参加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活动，还担负了另一个任务，为在南昌的苏联航空大队做翻译，照顾他们的起居。
为了帮助缺少空军和飞机的中国抗日，苏联飞机不断地飞来南昌，而且越来越多，南昌和武汉两地，经常驻有一百几十架各种类型的战斗机。接待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任务，原由江西励志社负责办理，办理得不好，因蒋经国在苏联多年，并一度学过空军，对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了如指掌，便换了他来办理。由于他参与此事，使接待工作做得更为周到。蒋经国常组织些联欢节目，激发了苏联空军人员的战斗意志。抗战初期武汉空战大捷，苏联飞行员一举歼灭敌机十余架。
后来在苏联空军担任少将的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回忆说，那时，他也在南昌航空大队，几乎每天都见到蒋经国，那是个卓越的人，关系处得很好。小蒋还悄悄告诉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的党证，他从未退出苏共。在小蒋的努力下，苏联航空大队跟他夫妇一起看过一场电影《夏伯阳》。那是小蒋从苏联大使馆弄到的，由他本人担任翻译，中国年轻的飞行员边看边欢呼，挺崇拜苏联英雄的。
蒋方良跟苏联飞行员也处得很熟，常在一起喝茶。苏联飞行员发现，小蒋跟妻子一起时，都是说俄语，从不说中文。
1938年8月，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临回国时，蒋方良来看他，感伤地对他说：“阿廖沙，你要走了，替我亲吻祖国的土地！”阿廖沙劝她：“你也回来看看吧！”
“不，这不可能！”
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阿廖沙理解她是没有自由的。蒋方良从不干预丈夫的工作，从不参政，好不容易适应了在中国金丝笼似的生活，好不容易获得周围中国人的尊重，她也爱着自己的丈夫，回苏联是不可能的，她只好把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愫深埋心底。
在南昌这段时期，蒋经国为人随和是人所共知的。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适应。对爱歌唱跳舞的，他能随同合唱或参加表演；对好讲笑话的，他也能说些引人哄堂大笑的故事；对商讨问题的，他常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已作出决定的安排，他也从不变更。这一切，无疑是受人欢迎的。
有人欢迎就有人怨恨。小蒋在南昌呆着是越来越让熊式辉头疼。小蒋因为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的集会上演讲，招待苏联航空大队看苏联电影，又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种太过进步的举动招来嫌疑。连蒋介石也接到报告，指控小蒋过分热心，采取左派做法在南昌搞得翻天覆地。熊式辉会做官，他心里虽然不满小蒋的言行，但表面上却为小蒋辩护，在老头子那里为蒋公子开脱，说他的言行基本上符合国民党的规范。不过，这些指控还是起了作用，戴笠奉蒋介石指示，召见安徽省“忠义救国军”（戴笠控制的另一个特务组织）负责人文强少将，布置特别任务。文强出身于湘江岸边的世代为官的豪门大家，是文天祥的23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他作为共产党的早期干部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连营团旅师长，也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和军委代理书记。他脱党后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他和蒋经国有类似红色经历，年龄也差不多。戴笠告诉他，蒋介石要他定期和蒋公子谈话，讲解中国国内政情，继续洗脑，这样“太子”才不致于继续受到共产党影响。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文强每个月和小蒋见面谈话一次。
蒋经国倒很欢迎这种谈话，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就被幽禁在溪口洗脑，对中国国情和官场习气实在了解甚少，有人来谈谈还不好？他和文强见面时很注意聆听，借此机会了解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以及重要人物的习性、根底和特点。但是在谈话中，小蒋在苏联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依然影响他的思想，对苏联的好感也不是一下子能从脑海里抹去，一不小心就从他嘴里溜出来。他经常以“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蒋家姻亲，对这些当时的大人物显得很不恭敬。后来他接受文强建议，在谈及知名人物尤其是亲戚时，不要用这种不屑的说法。不过，蒋经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借用他父亲婚姻关系带来的方便。文强虽然同情敬佩小蒋的观念，但职责所在也必须提醒小蒋，不要对苏联屡有好评。文强每次和小蒋谈完话，都做下笔记，呈交戴笠，戴笠再转呈给蒋介石。可怜贵为蒋委员长的儿子又是少将保安副处长的小蒋，仍然受到监视，不能随便说话的。
后来他发现，这种监视是太普遍了。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中国后，很快就发现国民党编织了相当广泛的情报特务网。当时最大的两个情报单位，一个是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军统），一个是陈氏兄弟主持的中央统计调查局（中统）。此外，各军种、中央警察、省政府、中央银行及其他官僚机构，也全都设有特务组织机构，互相窥伺，也侦查日本及中共的活动。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不但监视军人，也针对特定民间人士进行侦察监控。这种普遍的特务情报网络，他倒不感到新鲜，他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任务，而是它们和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秘密帮会关系密切，像藤缠树树缠藤一样，错综复杂。他厌恶这种现象，蒋经国以后在他自己的辖区内，努力清除与黑社会的关联。不过，他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维持一支秘密警察，情报网络也要搞，只是不要跟黑社会有瓜葛。
“蒋公子”不同凡响的行为方式令南昌百姓感到新鲜，也有好感，却令地方官员越来越头疼，告状的越来越多，甚至告到了重庆他老子那里。熊式辉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寻找机会，把爱管闲事有些共产党味道的小蒋调出南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