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大搞“建设新赣南”，各个单位趁此拼命扩编，不断创办新的事业，还经常搞许多大规模的活动，花钱如流水。这笔钱从哪儿来呢？来源有四：一是正常经费，二是捐献，三是罚款，四是交易公店。
这个交易公店是四区专署开办的一个公营商店，贩卖各种物品。从生活必需品到工业、农业、交通、建筑等等各种物资，凡是有利可图的生意都做，反正有的是可以灵活运用的资金，有大量的运输工具，有种种便利条件，因而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交易公店也就成为“新赣南”的“财神庙”，经理外号“财神爷”。专署所属各单位编外人员的工资，无法报销的活动开支、新办事业的经费，多半由“财神庙”支付。
1943年，凡在赣南工作三年以上者，还从“财神庙”里得过一笔数目不小的“特别分红”。“财神庙”的头一位“财神爷”是留苏派的徐季元，后为政校派的黄密。
当时赣南各县都有交易公店的分店，黄密继任总经理后，改名为“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它与“赣闽湘粤四省盐务督运处”都是蒋经国在赣南的重要经济来源。
蒋经国挺会走“群众路线”，不久，他又规定每星期四下午亲自接见民众。从1940年起，蒋经国在专署院内设了一个“民众问询处”，有两个登记员负责接待工作，并由专署贴出公告，公告上说：“无论什么人有什么冤屈苦情或者解决不了的重大问题，都可以来见蒋专员，有冤的伸冤，有屈的叫屈，政府一定给老百姓作主，公正处理。”
这在其他各省、市、专、县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在报上公布以后，轰动赣州，老百姓奔走相告，含冤受屈的人也产生了一线希望。
当时的四区专署，在赣州的新赣南路一号。每到星期四下午，专署、县府十分热闹，接待室门外排着一条长龙，在这个求见专员的队伍之中，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有。无论有什么意见、疑问和要求，都可向政府提出，一定给予公正处理，方式可以书面写，可以口头讲。到了接见时间，由一位登记员唱名，另一位登记员引进接见厅，蒋经国含笑接待，亲切交谈，听取陈述意见，旁有专人记录，每次接见完毕，由秘书汇总记录送请专员审批，分送有关单位处理，有些重要案件，专署另行派人直接调查处理。有意思的是，他对衣着比较差的来访民众的要求比较重视，觉得他们是底层平民，是求告无门的可怜百姓；相反，对那些西装皮鞋衣着漂亮的人的意见就不重视，认为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冤屈。
在蒋经国太忙分不开身或者外出期间，就由专署主任秘书周灵钧代表接见。
起初，小蒋接见民众，听取意见和申诉以后，是解决了一些问题，使某些民众得到实惠，也采纳过一些民众所提的意见，因而颇得民心，博得了“蒋青天”的美称。
默默无闻的葛接福老人成为赣南名人，就是小蒋星期四接待日最大的受惠者。
1940年至1945年的赣州，提起葛接福老人的名字，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因为他是“新赣南”的典型人物。这个典型人物是怎样产生的呢？
有一次，蒋专员接见民众时，一个年纪六十开外的老头儿，不等接待人员按登记顺序唱名，拄着拐棍抢先挤到前头。这位老人虽然弓腰驼背，老态龙钟，但他不管不顾奋力抢先，一脚踏进接待室。一见蒋专员，就丢下拐杖“扑通”一声，双膝跪倒，两手叉地，连连向蒋专员磕头。这老头大概进过旧衙门，对这一套礼数挺熟悉。蒋专员不习惯这个，慌忙起身，双手扶他起来，说道：“老人家，起来，起来，有话慢慢讲，不要下跪磕头！”一边说，一边把老人扶到椅子上坐下。
老人感动得眼眶红湿，迫不及待地结结巴巴地说：“专员啊！我们镇上，有个兵役干事叫张伟的，他把我的一个独子抓去送了壮丁，还想霸占我的媳妇。专员！请你老人家给我作主啊！”
“老人家，慢慢说，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专员问他。
“我叫葛接福，今年63岁，住在城北镇姚衙前。”他喘了口气，又接上说：“我儿……子……叫葛大保……是涌金门挑脚夫（搬运工）。”
“你们的保长是哪个？”专员又问。
“保长陈明光人好，就是奈何不得张……伟。”他一边说，一边擦眼泪，“专员！我就一个独养儿子，给他抓走了，我靠哪个活啊。”说到伤心处老人大哭起来。
“老人家，你不要哭，我会派人去查清楚的。要是你儿子确是独生子的话，我一定派人去把你儿子找回来送还给你，好吧？”蒋专员挺讲政策。
“那还有什么话讲，谢天谢地谢专员！专员是青天大老爷！”
“行了，行了，不要这样讲。”专员对接待人员说：“送老人家回家去。”
“不用送，不用送，我自己能走，多谢！”
葛接福老人出了门，蒋专员立即写了一张手谕：“城北镇葛接福的儿子葛大保如是独子，必须火速追回，不得有误。张伟是否真有霸占葛大保之妻的情况？交徐区长立即查办。”
赣州区长徐浩然接过手谕，一言未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这件事情出在他所管辖的
赣州市区，送壮丁也是赣州区所送，葛老头这一状虽然告的是城北镇兵役干事张伟，显然连他也牵连进去了，真是学剃头碰到连鬓胡子，弄不好要触大霉头，因此，他心里忐忑不安。
徐浩然迫不及待地跃上自行车，直奔濂溪路城北镇公所。到了城北镇公所，他把镇长邹冠洲和兵役干事张伟找来，问清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张伟很直率地说：“葛大保是独子，确是事实。但是，并不是抓来的，是他得了两百块银元安家费（约值一百石谷），自愿去应征的。”那就是卖壮丁，并不是抓壮丁。葛老头显然隐瞒了事实真相。
“那葛老头为什么又去向蒋专员告状呢？”
“那大概是葛老头的媳妇，看见丈夫当兵去了，就要离婚，葛老头因为年老无人照顾，不答应媳妇同儿子离婚，所以吵闹不休。我去调解多次都没有结果，还被葛老头骂得狗血淋头！”张伟这样解释。
张伟走后，徐浩然又私下问镇长：“葛老头告状，还说张伟想霸占他的媳妇，可有这种事？”
“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为了他媳妇要离婚，葛老头来吵，张伟去他家调解过几次，是挨了老头的骂。”镇长说。
徐浩然回避了男女之间的事，斩钉截铁地说：“强征独子是违反兵役法的，葛大保既然是独子，不管他是强迫，还是自愿，都要追回来，要不然无法向专员交代。”
邹镇长为难地说：“人都早已送走了，到哪里去找哇。”
邹镇长也的确无能为力，徐区长只好另想办法。他当即奔回区里，要兵役指导员张学诚检查送壮丁的花名册，查出葛大保早在一个月前就交由赣县政府兵役科转送赣县团管区司令部，拨给接收新兵的部队去了。
顺藤摸瓜，他又去找赣县团管区司令刘镇国，把专员的手谕给他看。他看过手谕忙令参谋处查找接兵部队的番号与接兵花名册档案。经查葛大保已交九十三师接兵部队带走，己离开赣州不知去向。刘司令当即亲自写了一封信给九十三师的师长，说明赣州新兵葛大保是独子误征，现在蒋专员严令追回，请他帮忙查出此人交给来人带回。
当晚，徐浩然就派区署的军事干事喻文禄携带二函去追踪寻找。喻是中央军校特训班学员，久经军旅，办事干练，交这个任务给他，徐是有信心的，临行时一再嘱咐他：无论花多少路费，一定要把葛大保追回来。
徐派的人刚刚出发，认真的蒋专员就来电话催问，语气严厉地责成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追回葛大保。徐只有硬起头皮答应。实际上，他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当时接兵部队军官的心肠十分恶毒，虐待新兵不当人，甚至连牲口都不如，经常非打即骂，还要受冷挨饿，生了病也不给医治，行军时走不动就打，有不少新兵还未送到部队就拖死在半路上。葛大保是否能保住性命送到了部队，只有天晓得！即使送到了，这个部队又不知开到哪里去了。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喻文禄衔命出发以后，到处打听，跟踪追寻。从江西到浙东，就跑了一个多月。结果，当真让他把人找到带了回来，圆满完成任务。
喻文禄回来以后，无限感慨地说：“这趟出去，好比是大海捞针，实在不容易呀！”
“结果这针硬是让你捞到了，辛苦！辛苦！”徐浩然松了一口气。
“开头，我跑到宁都、广昌、南丰、南城一路过去，都找不到那个接兵部队的影子。到了金华才发现，有一个番号不明的部队开往浙东，又听说番号带一个‘九’字，我就一路追到浙东。兜来兜去穷追苦找，好不容易追到余姚县五夫镇，终于找到那个接兵部队九十三师的驻地，见到了他们的参谋长。”
“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找到了！”徐浩然感叹道。
“找到了也老碰钉子呀！我拿出刘司令的信，他随便看了看摇头晃脑不说话。我再拿出蒋专员的信，他才重视起来，并带我去见师长。师长看过四区专员公署的公函，就在上面批：‘立即查出赣州新兵葛大保（独子），交来人带回，不得有误。’
“第二天上午，我就在师部看到了葛大保，参谋处还招待我们吃了午饭，陈参谋长把师部的复函连同葛大保交我带回，并说师长另外有信给蒋专员和刘司令。”
“我查了日记算了一下账，连去带回，足足跑了两千里路！”
徐浩然大受感动：“好好好，明天慰劳！明天慰劳！”
“慰劳不敢当！你给我下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你也好向专员交代了。”
人找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徐浩然立即飞车驰往专署向专员报告。
“葛接福的独子追回来了。”徐浩然报喜般地说，又扼要地陈述了派喻文禄穷追苦找的经过。
“人回来了，这件事办得很好！”专员高兴地说。
“请示专员怎么处理呢？”徐问。
“第一，要镇长、保长亲自把葛大保送回家去交给他父亲葛接福，还要他们向葛家赔礼道歉。”
“是的，一定做到！”
“第二，城北镇兵役干事张伟撤职查办。”
“是！”徐勉强答应，他觉得张伟有点冤。
葛接福真是把“福”接进了家，十分体面风光了一回。镇长、保长和喻干事送葛大保回家时，放了鞭炮赔礼道歉。葛接福父子见了面抱头大哭。邻居、街坊、亲友、熟人都来道喜、看热闹，他家大门几乎让看热闹的人们挤坏了。来道喜和看热闹的人们纷纷赞叹：
“这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抓错独子已经送了兵，硬是派人跑了两千里路追回来了。”
63岁的葛接福时来运转。葛大保卖壮丁的钱，两百块现洋早已到了手，不需要退回去，人又回来了，可算得是“人财两得，双喜临门”。难怪葛老头激动得又哭又笑，大叫：“蒋专员真是青天大老爷！”
从此以后，葛接福便到处宣扬蒋专员的恩德，赞扬新赣南的好处。
会抓典型的蒋专员，此后在开什么各界代表会时，都请葛接福参加，还常常让他上台讲话。他一讲话就介绍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颂扬蒋专员和新赣南的好处。外面来参观的团体或记者也都饶有兴趣地要去访问他，报上也经常登他的名字。在蒋专员亲笔写的文章里，也多次提到过葛接福。于是，葛接福成了新赣南的“知名人士”，而且刻名列于蒋专员建立的“正气牌坊”上，风光了好一阵子。
由于蒋专员接见民众，解决了不少问题，为老百姓办了几件好事，蒋经国的传奇色彩就更浓厚了。不但赣州的老百姓有什么冤屈之事来见蒋专员，就是赣南各县的老百姓也纷纷到赣州来见蒋专员，甚至邻区的老百姓也来赣州找蒋专员。
蒋专员在群众接待日直接处理了不少案件。赣南地方法院徐院长曾说：“蒋专员接见民众解决了不少问题，减轻了我们法院一些负担。”可是，他仅凭个人权威老是绕过法律程序也会乱套，碰到棘手的问题，阻力太大搞不动时，他也是拖延了事，不了了之。到了后来专员的面都见不到，申诉的事情也得不到很好解决，民众对于“专员接见民众”一举，渐渐失去信心，不感兴趣。到了星期四下午也没有几个人登记求见了，1944年后这项工作就中断了。
据统计，他1942年接见人数为1023人。美国记者傅尔曼1943年到赣州采访，访问了蒋经国，曾经于该年7月在美国《柯里尔》杂志上撰文报导他见到的几幕情景。
一幕：一名店主囤积了12匹布，遭到没收。这位店主便去上访，他向蒋专员陈情说布匹全部没收，全家5个子女将因之生活困苦。蒋经国命令部属调查此人财务状况和家庭生活，如果他所言属实，他会准予支付布匹成本，但是要把布匹发放给穷人。
一幕：又有一名妇女带着三个行乞的儿子，找到蒋专员诉苦，希望有饭吃。他指示她到施粥处去找饭吃。
这位妇女怀疑地问：“那里真的有饭吃？”
“是的。”
“每天都有饭吃？”
“是的，每天都有饭吃。”
蒋经国派一名童子军带领她和三个儿子去施粥处，果然喝上了粥，她脸上绽开了笑容。
一名手上抱着婴儿的孕妇走进“群众问询处”，请求蒋经国帮她还债，因为丈夫被抓去坐牢，她实在无力赏付债款。蒋专员觉得这种要求过分，一口就拒绝，声称私人欠债怎能要政府负责帮忙，那政府岂不要背上山一样的包袱？但是他也法外施仁，主动表示可以免费提供医院服务，直到胎儿平安落地。
又一幕：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手里提着鸡蛋和鸡，到专署接待室讲述着她病倒马路上，蒋专员把她送到医院并代她付医药费的种种恩情，因此送些鸡蛋表示感谢。
傅尔曼也参观过蒋经国证婚的一项34对新人集体婚礼。蒋经国推动的种种社会改革中，有一项就是禁止传统的铺张婚礼（新郎家人往往要耗尽积蓄甚至举债来办一场婚礼），赣南地区只准办理集体结婚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