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间，蒋介石的大公子，吃了12年苏联饭的蒋经国终于携一子一女回到了祖国。
这位被苏联人叫做“伊利札罗夫同志”的小蒋，15岁奔赴莫斯科进了中山大学，后来又进了列宁格勒市苏联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然后在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因受反“托派”运动的影响，被下放到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村劳动，被遣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淘金“劳 改”，因“表现较好”，被分配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技术工人，一直当到分厂厂长、厂报主编。时间一晃12年，历经沧桑和磨炼后的小蒋，此时回来站在老蒋面前，让老蒋感到陌生，既喜悦、气恼又头痛，且不说儿子被苏联洗过的脑袋怎么再洗回过来，儿子带回的“洋婆子”和一对混血儿女就一下子使蒋氏家族的关系复杂起来，够老蒋操一阵子心的。
1937年4月19日，蒋经国夫妇坐船从海参崴经香港来到上海，在沪稍作停留，就赶往南京去拜见父亲蒋介石。这是回国后要过的第一大伦理关和心理关。在去南京的路上，蒋经国七上八下，心神不宁，且喜且惧。在苏联期间他曾数次撰文谴责父亲的反革命罪行，尤其是在致母亲的公开信中说：“我对他（指蒋介石）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他先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地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话说得那样绝情、冷酷，现在不知父亲是否能原谅他，会以怎样的面孔对待他。
果然，望眼欲穿期盼长子回来的蒋介石，一听儿子来求见，直接的反应便是大发雷霆，拒绝接见，像平常百姓一样怄气地说：“他到处发表文章，骂我反革命，眼里早已没有我这个父亲。他不是当厂长，住洋房，一个月拿七百卢布吗？还来找我干什么！”
嘴里这么说，他心里还是欣喜的。他在日记里对儿子回国一事记下：“先母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经国回来。”
他的心腹侍从秘书陈布雷最善于察言观色，眼看蒋家父子俩积怨难解，就一再向蒋介石进言缓颊：“先生明察秋毫，不难分析经国在苏俄言不由衷。古训言‘识时务者为俊杰’，经国当时在斯大林的屋檐下讨生活，他那声明也罢，公开信也罢，都不过是被逼迫、不得已的虚饰。退一步讲，即使经国没有被逼迫，那也不过是他年幼无知，一时冲动的结果。现在他已认识到错误，悔恨交加，你不能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啊！”
蒋介石点点头又摇摇头。他的心被复杂的感情交织着、缠绕着，举棋不定，左右为难，默然不语地坐在那里，不知如何与儿子见面是好。
“委座，我看不如先叫大公子到杭州，然后，你们再在那里会面。” 陈布雷献计道。
蒋介石点了点头，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又觉得儿子与夫人宋美龄相认仍是个难题，长叹一声说：“叫庆祥办去吧，他和经国熟识。”
蒋介石虽然点了头，为了给儿子一个下马威，还是不肯立即接见。被拒之门外的蒋经国也是个血性男儿，父亲拒绝接见他想掉头回溪口先见母亲毛福梅。然而，他已身不由己了。陈果夫、陈立夫、杜月笙、虞洽卿、张静江、王晓籁等蒋介石信赖和依靠的人，轮番向大公子进箴言。蒋经国毕竟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孩子了，他想干一番事业，他意识到不能再与父亲闹下去了，他必须在父亲、新阿妈和生母之间的夹缝中寻找一条出路。于是，他勉强地作出决定，先去向父亲负荆请罪，然后再回家与母亲团聚。
这时候陈立夫的点拨使他豁然开窍。蒋经国去拜访陈立夫时，两人互相拥抱之后，小蒋抱怨父亲不讲情理拖着不见他。陈立夫说：“他现在怎么好见你？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骂过他，你必须先写信给他，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
这就是说要先作检讨！的确，蒋经国从没写信给父亲请求宽恕过，声明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及表达恢复国民党党籍的意愿。即使平安返抵中国，他脑子里根本也没有这根弦。父亲无条件要他回国，没有要求他道歉，因此他也没有道歉认错。但是现在回到了父亲统治的中国的土地上，传统的尊父之道要求蒋经国表示浪子回头的忏悔，承认过去的不是，宣布对父亲和他的党的忠诚。这应该是政治家的儿子必做的功课，他在苏联搞惯了“自我批评”式的忏悔，这事干起来驾轻就熟。
蒋经国提笔写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并前往拜访吴稚晖。12年前蒋经国为了前往苏联留学而去请教过他，并得到吴的支持。吴稚晖一副两人不久前才见过面的亲热模样，平静地问他：“你当年非要到苏俄去尝试一下，尝试的经过怎么样?”蒋经国讲了一通在苏联的遭遇和体会。
吴稚晖可能去见过蒋介石，向他转达了蒋经国在苏联的种种际遇。把儿子晾了一个星期，蒋介石终于同意接见儿子，父子会面不在南京，而是安排在杭州市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澄庐进行。工于心计的蒋介石知道儿子脾气固执、倔强，不先打好预防针，担心会给宋美龄难堪。苦思冥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决定，父子在杭州先相会，给儿子打好预防针，再安排“母子相认”。当时宋美龄知道蒋经国已经回国，早已在杭州西子湖边的别墅等候。
蒋经国夫妇在南京逗留数日，“蒋主席”侍从室主任和杭州市长周象贤亲自来迎接蒋经国一家三口，一行人在保镖护卫下直奔火车站，数小时后己抵达风景优美的杭州市，在西湖之滨的西冷饭店安顿下来，准备上演一出导演好的父子、母子相会相认的喜剧。
4月25日，蒋介石在杭州市长周象贤的陪同下，也来到了西冷饭店。
蒋经国一见阔别13年的父亲，就亲热地喊“阿爹，阿爹！”门一关上，蒋介石在椅子上刚坐下，乖巧的蒋经国便上前跪拜，一拜三叩首。但是，蒋介石并不起身，他还在摆父亲的威风。
“父亲，经国不孝，请求父亲恕罪！”小蒋说完泣不成声。芳娜和爱伦也一起下跪，陪着拭泪。
蒋介石心软了，面前跪着的到底是他的儿子、儿媳、孙子呀！他指了指下首的一个位置让儿子、儿媳坐下，有些心酸地说：“我不该把一个才15岁的儿子送出国门，12年了，叫你受了多少苦啊！”
小蒋听了这话有点感动，又大哭起来。哭完将媳妇、儿子介绍给父亲。父亲抱起孙子抚抚他的黄头发，心里酸酸的，嘴里冷冷地问儿子：“这次回国来，你有何打算？”
“不孝儿在苏联学的是政工和军事，后来进了工厂，当过厂长。这次回来，我愿在政治和工业两者之间择一，请父亲定夺。”他本来是想搞政治，但这要看父亲是否认为他合格、忠诚，所以他把“工业”捎带上，请父亲定夺。
蒋介石听后，不冷不热地说：“先回溪口老家休息休息再说。”
小蒋又对父亲说：“我有些主张——进步的主张，希望有机会实现。”他又表示愿意“在最艰巨的条件下”，尝试推动他的构想。
老蒋不想听那么多，他强调，谈论分派工作之前，必须先处理一些基本问题，首先，蒋经国现在已经不太能用中文写东西，甚至“数典忘祖”，忘记了很多中国话、中国字，蒋介石要求他尽快恢复中文程度；其次，他的古文已荒废多时，必须集中一段时间温习功课；最后，蒋介石要求蒋经国利用这段时间把他在苏联的经验写下来。
小蒋一听就明白，他回到了国民党的“炉”，就得先洗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脑。
父子稍谈几句，蒋介石就郑重吩咐：“明天，你要专程到澄庐拜见你的继母宋女士。”
蒋介石对于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高鼻子的俄罗斯媳妇，开始有些不习惯。在此之前，蒋经国就曾写信告诉他父亲这桩婚事，孝文生下来的时候，还寄了一组黑白照片给他，所以他对芳娜还不算陌生。但真正面对这个事实时，心理还是有点不能适应。直到相处二三个月后，他才发现这个俄罗斯媳妇优点多多，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又照顾儿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
却说当时“母子相认”这出戏达到这样好的演出效果，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很高兴。
接着蒋经国从一只皮箱里取出一件用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成的装饰品送给蒋介石，又取出一件精致华美的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宋美龄。蒋介石、宋美龄一一笑纳，并交口称赞。
蒋介石待大家坐定后，当着夫人的面再次问儿子：“经儿，你回国后打算干些什么事呢？”
“我在苏联是学工的，今后我还是愿意在工业建设上为祖国略尽绵薄之力。”
“这个，这个，很好！”蒋介石说道，“不过，你的国文底子太差了，你得先补习国文，别的以后再说。”蒋介石转身看了看儿媳，吩咐蒋经国道：“她要学会讲中国话，我看慈溪县有位姓董的女教师不错，请她当家庭教师挺好的！”
老蒋发现儿子对祖宗的语言已经荒疏，不仅说来不流利，表达不准确，甚至含义深刻的古典诗词竟一窍不通。
最后，蒋介石抱起爱孙，问道：“你们啥时候回溪口？”
蒋经国乖巧地忙上前请示：“阿爹、姆妈的意思什么时候合适？”
蒋介石转向夫人，宋美龄甚解人意，立即说道：“明天吧！明天是你的生日，离家十多年了，一定很想早点回家！”
对宋美龄死要面子的为人，蒋介石是深有体会的，他回头向副官蒋富寿说：“那就照夫人的话去办。请毛庆祥将军陪同经国夫妇回溪口。”
蒋经国告退时，宋美龄吩咐副官蒋富寿：“快去给经国夫妇购制衣服鞋帽和其他日用品。”她出手大方，又取出500元大洋作见面礼，为蒋经国夫妇置办“行头”。之后，她还电汇丰镐房法币十万元作为经国荣归的特殊开支。
事后，毛福梅对儿子先拜宋氏，后会亲娘的做法挺有意见，但也只能徒呼“奈何”而已。这自然是毛福梅的“妇人之见”。
蒋介石精心安排的宋美龄与蒋经国“母子”相认，的确十分成功，经得起历史检验。后来，蒋经国和宋美龄之间意见参差，在政治上相互较劲，但是他一直很尊敬她，即使彼此关系紧张时，也都能相互尊重。方良也和婆婆维持适宜、友善又不太亲昵的关系。她绝不和婆婆争风头，也不会模仿婆婆的举止，反而一心一意持家，做个传统的中国妇人。她和苏联以及亲友的关系全都断了，也接受了中国习俗，说得一口道地的宁波话。
杭州父子会面之后，《纽约时报》引述“接近蒋介石的消息人士”的话，指称外传小蒋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诟骂父亲，“全是苏联人编造的故事”。这也未免过分，现实的政治利益往往强奸历史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也算生动一例。
曾经骂得他狗血喷头的儿子虽然活生生地坐到了他面前，但他还是读不懂他。只有历史才能读懂蒋经国。
蒋经国在前苏联经历了太多的事，吃了太多的苦，从事过多种工作，接受过鲜花掌声，也承受过打击和磨难。特别是在1929年至1931年间，曾有过下放农村“劳改”睡教堂车房、没人搭理及自行耕种的农村生活；有过放逐到西伯利亚“劳动集中营”在金矿每天淘金沙、挑柴炭，有过在机器制造厂实习时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的重体力劳动；有过在冻得要命的西伯利亚车站重病之中，没有朋友来探望的伤感；有过被秘密警察监视的晦暗日子；也有过被王明等中共左倾分子批判的经历；当然也有过不少顺利遂心的生活，这些经历并非常人所不能忍受，只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过这样的生活则属不平常。正是在这特殊的环境中，蒋经国从15岁长到27岁，占去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期，并完成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炼期，完成了思想上的定型和心理上的成型，完成了由“拥苏拥共”向“反苏反共”的潜移转变，以至在其父蒋介石身后执掌大权逐渐推行民主进程的光辉，这些显然都与他在前苏联时的经历不无关系，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反思沉淀后的作为。
在苏12年间，蒋经国虽然没有太大作为，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那里，从15岁的稚气少年到27岁的成熟青年，可谓沧桑历尽，爱恨交织，一生都不能释怀，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至为深远。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学到苏联革命的全部基本理论和观点。真是天数，作为后来中国反共势力的总头目之一，竟然掌握了世界革命中心所在国的全部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在国民党逃台后以蒋介石的名义主写、出版的《苏俄在中国》等反共理论书籍中，就能看到蒋经国在苏联学到的理论上的功夫。
宋美龄得知蒋经国回国后，先来到杭州法院路的公馆澄庐住下，等待蒋经国来拜见。澄庐这栋别馆原本是中国招商局已故世的总董事宅第，现在成了蒋、宋的杭州别墅。
蒋介石十分了解宋美龄好面子，争强好胜，很在乎继子小蒋的态度，临别时一再叮嘱：“经国，你一定要孝敬你继母，他为你的回国操了不少心。我在西安事变时能安全脱险，也靠她奔走周旋。”
小蒋说：“是的，经国一定听从父亲教诲！”
“那么，我就走了，明日我在澄庐与你继母一起与你见面。”蒋介石特别叮嘱，“你要注意，不要流露是我叫你去看她，更不要说我已与你见过面了！”
父亲也这样怕老婆？蒋经国暗自吃惊，乖巧地说：“我明白，明天我们是首次见面！”
第二天，小蒋带着妻儿来到法院路澄庐，刚进门还没有上楼梯，就大声亲热地叫喊“阿爹！阿姆！”根据蒋介石的导演，宋美龄正与蒋介石冷坐在房里，不知道戏剧如何发展，猛听得一声亲切的叫声殊感意外，一边柔声应答，一边喜孜孜地迎出来。继母与继子难堪的见面，就这样戏剧性地顺利开始。
蒋介石也是一副笑脸，装作未见过儿子的样子，和宋美龄一起热情欢迎蒋经国回来。小蒋首先跪在父亲膝前，请求宽恕不孝之罪，而后拜见宋美龄，亲切地说：“阿妈，经儿非常感谢你的关心与操劳。”
宋美龄既有了面子，又无须忍受怀胎分娩的痛苦就“拣”了一个儿子，十分高兴，拉着蒋经国的手十分热情地说：“经国，你知道，为了你回国的事，我费了多少心血呵！派人去交涉，公文往来，多少周折！你们的回国手续还是我亲自办的呢！”
这都是事实，蒋经国一个劲地说：“谢谢阿姆！”
小蒋请求把在楼下等待的妻儿带上来谒见。
芳娜神经紧张地在楼下等候着晋见公婆。这位22岁、略敷胭脂的苏联女郎置身异国，即将谒见语言不通的中国第一家庭的家长，怎能不紧张？芳娜是个率真、羞涩、相当单纯的人，只有技术学校的学业水平，只有两三套简单的衣服，加上莫斯科中国大使馆送给她的那套华服。现在她要见的新婆婆可是雍容华贵，举世闻名，这不由她不犯怯。
芳娜拜见公公婆婆，也用刚学的中文别扭地叫了“阿爹”“姆妈”，孝文孝章也以奶声奶气的中文叫过祖父、祖母，哄得蒋介石夫妇咧着嘴笑嘻嘻。会面进行得十分平顺。宋美龄对这场家庭团聚可费了不少心思，携着媳妇的手尽量让芳娜放轻松。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给媳妇取了中文名字“芳娘”，后来小蒋生母觉得叫儿媳“娘”乱了辈份，便改成了“方良”。
台湾的一些传记作家站在他们的立场写道：12年的光阴，对蒋经国来说并非艰难空度，他有两个受用一生的巨大收获。一是有了个金发碧眼、忠实于他的妻子芳娜；二是认识了共产主义的虚伪、残暴和不人道。
留苏期间，蒋经国的政治素养得到良好、集中的锻炼。他当时确实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又为热气腾腾的革命环境所感染，他的言和行都充满了革命的气息，给自己涂上 了一层层有效的政治保护色，并与学习革命理论相配合，对苏联社会的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的详尽的正反两面的调查了解，这为他以后在赣南地区从政发迹积累了政治资本，也为他更以后的反共活动准备了很有威力的炮弹。他在苏联的12年里，与他同时代的苏联人，也罕有人像他这样对苏维埃社会有如此广泛的体验。蒋经国现在已经是27岁的成熟男子汉，他的眼光和命运将再次投注到中国这块土地及其人民身上。
作为政治家的蒋经国，在苏联学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手法。留苏期间，他对无处不设的基层组织及强调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如何实行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和监督，对如何为实现既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目标去宣传、鼓动、组织群众，对如何把秘密警察纳入国家行政、党务和监督体系等具有苏联特色的统治方式，是感同身受的，内心深处是赞赏和厌恶兼备，但他在潜意识里又产生将此移植到中国、由他来改造推行的打算。可以说，以后在赣南和台湾，蒋经国的所作所为就是苏联方式的形式翻版，只是社会性质不同而已。当然，他在苏联也学到了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断的一套严密的制度和办法，使他形成事无巨细都要独断的执政风格，直至死前坐在轮椅上还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在中国有影响的政治家，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没有白呆。这12年为他积累了一生的资本，注定了他一生的走向，铸造了一位政治家的磨炼平台，创造了一个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的命运传奇。他这段悲喜交集、五味俱全的特殊经历，给他后来的为政生涯打下了深刻而鲜明的烙印，是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那个蒋经国”的关键经历。
蒋介石明显感到儿子变了，当务之急是要把他变回来。他让蒋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次的用心。溪口非常安静，蒋经国可以慢慢地洗脑，从容不迫地修心养性；脱离政治漩涡的暄嚣，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由调整而适应。如果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共产党找他的麻烦，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冲突。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蒋经国尽点孝，慰籍她冷寂的心灵。真是一举数得。
蒋介石重点关注的还是洗脑。他认为，蒋经国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长时间的陶冶，中“毒”很深，洗脑的任务十分艰巨。为了全面实现自己的意图，前妻毛福梅按照中国民间传统给蒋经国补完婚礼不久，蒋介石来到溪口，他是特为安排儿子的前途回来的。说实在的，他对惟一的亲生儿子蒋经国一直很钟爱，从小管教也很严。他懊悔自己走错了一步棋，把儿子送到苏联，受到了十多年马列主义的熏陶，走了一条与父亲相反的道路。儿子人是回来了，可思想还没有回来。国民党的字典里，虽然找不出“思想改造”这个名词，却并非说，国民党人压根不搞思想改造。尽管蒋经国一再在他面前表白，忏悔自己在莫斯科“攻击父亲的叛逆行为”，表示要改信三民主义。但是蒋介石总是不放心，洗脑哪是那么容易的？
这次回乡，他给儿子带来了一位先生，此人四十开外，长袍马褂，一副学者派头。他就是前北洋政府大臣徐世桢的儿子，现任江苏省民政厅长的徐道邻。
在客厅，老蒋对小蒋说：“你十几岁出国，一去就是12年，对我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了解。我们中国自有好的东西，从孔夫子到曾文正公，道德文章，足为后世楷模。我这次给你请来的徐道邻先生，是当今名士，博学多才，古文底子厚实，且又留过学。1935年他曾经在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担任过设计委员，那时我还经常向他请教呢，这次我特地请他来教你四书五经，你要好好跟他学。”说罢就叫人请来徐道邻，监督蒋经国拜见了先生。
说透了，老蒋是要小蒋在家乡溪口熟悉因在苏12年间已生疏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国民党的理论、蒋介石的主张，进行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历史和哲学的补课。其中，孙中山博士和曾国藩理家治国的学说是必修课，带有一定强制性。一些古诗词则必须学会背诵。蒋经国后来回忆说：父亲对我最大的担心是多年的国外生活令我忘掉传统，背弃祖宗，怕我对中国传统失去兴趣。
正在这时，方良抱着爱伦也进来向公爹鞠了一躬，用生硬的宁波话叫了一声：“阿爸，你好！”还逗着爱伦说，“快叫阿爷。”爱伦结结巴巴地叫了一声，叫老蒋哭笑不得。
老蒋皱了皱眉，对小蒋说：“方良和孝文不会讲中国活，这总不行。我准备到宁波请一位女先生来专门教她母子俩学国语。”
最后蒋介石还嘱咐蒋经国好好研读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他说：“先总理学说，实为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
说穿了，老蒋是要把小蒋脑子里的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洗得一干二净。他还要要求儿子写一份“旅俄报告”，当作蒋经国的思想检查，让他自己先清洗一下自己的脑袋，看他自己洗脑的程度如何。
蒋经国通常不睡在丰镐房，而是住在他父亲在城门下小石山上文昌阁下，临溪而盖的三间待客小洋房。这个地方山水相连，环境优美、清静，是蒋介石回溪口时经常下榻的地方。蒋介石给儿子亲挑的老师徐道邻，也搬到小屋和蒋经国一起住。徐道邻是个德国留学生，为人敦厚，也很负责，他的老婆是德国人，夫妇俩只有一个女儿。
从此以后，蒋经国便在这环境清幽的小洋房内，跟着徐道邻学中国传统文化。蒋方良则跟着一个慈溪籍姓董的女先生学“人之初”、方言之类。陪伴“蒋太子”的除老婆、儿女外，还有老师家人，又有武装和便衣卫士保护他。当时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还有三个便衣卫士。这三个便衣卫士后来一真跟着他，可以说是他的心腹。一个叫曹崧，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都是南京侍从室侍卫长派来的。溪口一时热闹起来。
开初给小蒋开车的是他的堂兄蒋瑞祥。蒋瑞祥开车不慎，在一次送蒋方良和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的老婆到宁波时，稀里糊涂把车子撞到坟墓上，出了事故，把蒋方良的牙齿碰掉了，王世和的老婆当时有孕，把胎撞伤了，结果小孩胎死腹中。蒋瑞祥被辞退了，换上了毛宁邵。
毛宁邵原籍奉化县溪口区岩头石门长龙头，和小蒋生母毛夫人是同族的两个村庄，论辈份，他称毛夫人为姑母。他家里祖辈是种由的，而他在22岁学会了开汽车，次年便到蒋经国的舅舅毛懋卿开办的邹奉长途汽车公司开车。1937年9月间，公司车务主任毛文亨要他到溪口去给蒋经国开小车。毛宁邵便欣然从命带着毛文亨给的介绍信，回到了溪口。到溪口后，他连自己的家门也没进，先到蒋家去，首先拜见了毛夫人。毛福梅高兴地说：“哦！那很好，你就留在我这里给经国开车吧！”
毛宁邵开的是“皮而克”小汽车，是侍卫长王世和从南京买来的。
小蒋的性格活泼贪玩。门前有一条水面很宽很浅的小溪，他做完功课之后经常在那里玩，光着脚下溪捉鱼。他家的后面有山，他有时也去爬山。在溪口呆得闷了，就要毛宁邵开车送他到宁波、奉化去走走，到四明山脚下的鄞江桥看看。
一次，方良提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国去。小蒋孝顺听母亲的话，结果，只有蒋方良和其他人去了。
小蒋开始以俄文将他的回忆录《冰天雪地》写在10页纸上，作为给父亲交的第一份思想检查。据说蒋介石看得很用心，还加注眉批。先后邀请的教师徐道邻、黄寄慈，则专注地教他读《四书》《古文观止》《曾文正公家书》等古籍和练习书法。据说，当时老蒋对他的读书要求很严格，不容懈怠。他要按时把作业寄去审阅，后来在赣南工作还是如此。曾在蒋经国身边工作、朝夕与共的表侄毛彭初说：“一次，多天没有写字，到时补足寄往重庆。被其父看出不是逐日完成，来信训斥了一顿。”
老蒋望子成龙心切，开始频频写信，指示已经28岁的儿子如何学习。照蒋经国的说法，父亲担心他“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没有深刻了解”。他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恨不得蒋经国亦父规子随，拜曾国藩为师。
老蒋不光写信，还派了邵力子到溪口来看小蒋，其实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子临走时，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此外，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公司的董事长、宁波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来看过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官员经常造访，弄得小蒋忙于迎奉各方来客，不胜其苦。
蒋经国后来回忆道：“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很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出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
蒋方良则比丈夫惬意得多。春、夏之季，方良喜欢骑自行车在镇上逛，有时还骑马，甚至还换上泳衣，跑到溪中游泳。这些行为在外国人看来是稀松平常，可镇上居民看不惯，背后指手划脚，风言风语。好在婆婆毛福梅开明，挺身而出替媳妇辩解，说玩水有什么不好，在西方国家的富贵人家妇女也都这么做的，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蒋经国在跟徐道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离经叛道的倾向，苏联的影 响哪是轻易能洗掉的？据徐道邻回忆，蒋经国对于西汉末年的争议人物王莽（前54－23）推动若干社会改革的历史，特别感到兴趣。徐道邻又说，小蒋一再称赞苏联社会的平等精神及不重物质享受的特色，也钦佩苏联重视青年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支持政府行动的做法等等。蒋经国在老师面前并不隐瞒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还把他离开莫斯科前夕写下的他在苏联生活体验的文集，送一份给徐道邻过目。
他还把这些文章，配上他新写的回忆录，一起呈送给父亲。老蒋对儿子表示，阅后“非常感动”。老蒋有自己的理解和引导：“当你记得曾经经历的折磨，就更能体念回到祖国的可贵。”蒋介石要求蒋经国亲自把回忆录译成中文，他认为要别人帮儿子把回忆录译成中文“很难为情”。
蒋经国回到溪口后不久就到雪窦寺去参拜，由雪窦寺再往山里走，就是蒋介石用来软禁张学良的一幢西式洋房，他是专程去看望他父亲的“囚犯”张学良的。张学良虽然冒犯了他的父亲，却有恩于他，没有他闹起的“西安事变”，他到现在恐怕都还在苏联受罪。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是老蒋的仇人，却是小蒋的恩人，而今，两人结局却是如此反差，施恩者身遭缧绁；受恩者，位极尊荣。小蒋是知恩图报的人，他当然会来拜访落难的张少帅。
这天傍晚，张学良正在捧读《明史》，卫兵前来禀报：“蒋经国公子前来拜见。”张学良一愣，随即迎了出去。蒋经国见了少帅立刻迎上前去客气地说：“张副总司令，家父让我来看看您，您身体可好？”
张学良只是苦笑了一下，一边寒暄，一边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蒋经国面对着这位心情忧郁的将军问道：“张将军在山上生活还过得惯吗？”
“还好，在禁之身，焉敢奢望。”张学良说，“只是小日本得寸进尺，东北三千万同胞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东北人，作为军人，我张某不能为家乡父老效犬马之劳，却在这里吃闲饭，实在于心不安啊！”张学良说完沉默不语。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离开东北军送蒋介石返南京时，还以为仅仅是短暂一别。岂知一到南京，蒋介石马上变脸把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从此便遭软禁身不由己。回想起这些往事，心情不好的张学良长叹一声起身告辞，临走又邀请蒋经国、徐道邻等改日上山相聚，同游妙高台，蒋经国等当即欣然答应。
这时，又增加了一个陪伴“太子”读书的人，是蒋经国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高理文。他虽姓高，个子却很矮，湖北人，说话声音很尖很急。他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跟国民党19路军陈铭枢一伙人交谊很深，是福建中华人民革命政府的要角。
数日后，蒋经国带了方良和“太师”徐道邻、“伴读”高理文，应张学良之邀，一同爬山去了。他们出了飞雪亭，向青松掩映的山间小径走去，约一刻钟就到了妙高台。这妙高台就是以其山顶平坦，其形如台而命名的，妙就妙在高而且平。这里有石窦，飞泉如乳如雪，喷激而出，因而叫雪窦山。从山上俯看，下面的房屋如水螺壳一般，点缀在阡陌间。举首远眺，则东望太白，西连天姥，南引天台，北跨四明，千山万水隐隐在云雾之中。眺望大好河山，张学良仰天长叹：“山河壮丽，天地广阔，可惜我张某再不能任意驰骋！”
这时岩下飞起一只老鹰，盘旋在山峰之上，蒋经国那位同窗伴读高理文即景生叹说：“汉卿是只雄鹰，可惜被囚在一只大笼中，不能展翅翱翔。”
徐道邻说：“唉！人都有难言之事，难怪宋朝陈著到妙高台上来叩拜九天，他在一首七绝诗中写道：
不到兹台四十年，临风独立意悠然。
胸中多少难言事，便欲凭高叩九天。
爱国热血青年蒋经国听后，似有无限感慨，又难于启齿，不愿意再得罪父亲了，遂默默无声地向前走去。待他们来到御碑亭，张学良吩咐停下休息。他看了看宋理宗题的那块“应梦名山”之御碑，无限感慨地悦：“我近日翻阅史书，见书中载有北宋时，北有辽，西有夏，边境不宁，辽军、西夏军连连入侵。但宋真宗、宋仁宗诸帝不厉治图强，而是纵情于酒色山水之乐，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屈膝投降，造成积贫积弱之局面，最后导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成为金兵之俘虏。 北宋灭亡，宋理宗偏安于江南一隅，专权用事，政治混乱，不思光复， 却题‘应梦名山’之类，引起后人责骂。”
蒋经国听出少帅有感而发，有所影射，内心虽然同情，嘴里却有苦难言。
张学良越说越激动，停了少许又说：“我读到明朝宋琰游御碑亭时所写的诗句感慨万分，诗中说：‘万里侵疆尺未还，报仇雪耻合相关？如何德寿高眠夜，不梦中原梦名山！’今天神州大地，和当年宋朝局势，甚为相似。如今东北沦亡，华北危在旦夕，我却身处此地，唉！”说完悲愤难禁，告辞而去，蒋经国等人也中途默默而归。
蒋经国对张少帅内心向往已久。他们俩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人的父亲都是著名的军阀，两人都是爱国者，都有权威和领袖性格。少帅也跟蒋经国一样，为了自认崇高的理想，都敢于背叛蒋介石。他们俩人也都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毫不矫情，没有架子，又精力充沛。张学良曾对小蒋敞开心扉，表示他誓将忠于国民党，但对其当时的领袖的人格却不敢苟同。当时的领袖就是他过去骂过的爸爸，他现在当然也不敢非议父亲了，两人只好求同存异。
蒋、张两人交上了朋友，时常相偕在树林中散步。徐道邻偶尔也陪着小蒋上山，对蒋、张两人讲授孔孟之道或中国历史。少帅和蒋经国闲暇之余，也爱喝酒划拳，有时也打打麻将。
蒋经国在这段时间遵父命认真读了《阳明全书》《曾文正公家书》《论语》《朱子纲目》和《中山全书》等等，灌了一肚子传统文化，记下一摞摞笔记。同时，他不忘父亲的嘱咐和向苏联当局有关人员的承诺，回顾总结了在苏联13年的经历，写成《冰天雪地》和《去国十三年》两书，送给父亲批阅。
他父亲蒋介石本来对他洗脑方面的进展不太满意，收到两本书后，在军事、外交万分繁忙紧急之际，还是挤时间看了他的留苏书面报告，感到马马虎虎可以过关了。6月4日写回家书勉励：
经儿知之：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痛苦，应知以后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省览，现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作宝贵材料。我身体大好，可问培甥即知其详。你今年一年内安心在家读书，与研究农村利弊，如有余暇，或可从易处略加改进，造福乡人。但不可开始即有勉强方式，只可劝导之，使渐能改良，使之信仰，则以后当易为力也。你身体不甚健康，应于暑期注意体育运动，务于此半年内使身体强壮为要。其他读书办法，已述于徐先生信内，你可照办。暑期将到，应即上妙高台或相量冈避暑，如徐先生住妙高台或雪窦寺，你们住相量冈，则每日可彼此朝往夕归，亦健身之法也。
（《父亲手谕》，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07－108页）
蒋经国在溪口舒适安逸的生活，持续了大半年。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在芦沟桥的枪炮声，打破了他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
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溪口这个小镇，那已是7月10日的事了。蒋经国从收音机中听到，日军在北平南郊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拒绝，日军就炮轰宛平县城。一场全民族的抗战由此爆发了。
蒋经国关了收音机急忙来到雪窦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张学良这位被囚禁的将军。少帅一听十分振奋，把桌子一拍，慷慨激昂地说：“日寇又占我东北，又侵我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我要求委员长派我出征，收复失地，收复家乡！”
蒋经国对这位爱国将军是非常尊敬和同情的，他知道少帅的血管里奔腾着满腔热血，可是他亦知道严厉的父亲的态度，张学良带兵抗日的要求肯定不会被允许的，他连自己在苏联住了13年的儿子都放心不下，难道会容许这样一头猛虎归山？蒋经国只能说些空洞的安慰话。
1937年入夏以来，被日本人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很少顾及溪口的事。蒋经国把“闭门思过”的《旅俄报告》送去后，蒋介石只来过一封信，对儿子在溪口读书心得和反省报告表示满意，说“溪口读书似有进步，还望按照王阳明先生‘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之意，深切体会。”信中继续写道“近日形势紧张，日方在华北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还说什么“应付困难首先要承认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弱国，国家为进行建设，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蒋介石直到7月24日最后一封家书中还说：“你应该专心学习中文、练习书法……不必为日本侵略分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蒋经国关注着父亲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办法”。蒋介石把德国军官训练的精锐师团，以及几乎全部炮兵投入上海保卫战，于是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这就是他在7月24日给蒋经国信上提到的“办法”。蒋介石在上海一役，折损了六成的精锐部队。上海沦陷之后，中国守军向南京撤退，中国和苏联在日内瓦呼吁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国联”以及美国等民主国家敦促日本撤军，也表示同情中国际遇，可是除了教会团体捐助粮食、药物之外，西方国家并没有伸出援手。
“八·一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溪口这个山镇。《申报》和宁波的《时事公报》每天以整版篇幅大字标题，报道了淞沪抗日的新闻，上海守军姚子青营长率全营战死在宝山城，谢晋元团长的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宁波人民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有几个青年学生深受上海前线战士杀敌报国英雄事迹的鼓舞，书写血书，要求当兵上前线为国尽忠。蒋经国看了这些消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在苏联初期那种激进的奔放的气质又发作了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我还能在溪口闭门读书，过着幽静的隐士般的田园生活？当时杭州北岸的京 沪三角洲，已经沦陷，日冠铁骑四布，人民备遭蹂躏；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济南、太原相继失守。继八路军在平型关全歼坂垣一个旅团后，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又获得大捷。面对着战火连天、民众沸腾的局面，蒋经国心潮起伏，坐立不安，跃跃欲试。
“国难不报，非男子大丈夫也！”一天晚上，他向母亲毛福梅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离别了13年的儿子，刚刚回到自己身边住了大半年，又要出去报国，毛夫人心情很不好受，含着眼泪说：“这事需要问问你父亲，一切由他来定夺。”
小蒋只好向父亲写信，再三表示他已放弃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宣称那不符合中国国情，并说：我有很多设想，请给予我实现的机会。让我到艰苦环境中去，检验自己，效忠国家，我们必须前进。但他毕竟滞留苏联多年，父亲和别人都不敢轻易相信他的口头表示。可老把他幽禁在溪口也不是回事。蒋介石正在思考如何“定夺”儿子的去向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来了措词极其到位的请电：“委座与中共五年鏖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
老练政客熊式辉把蒋介石军事与政治的几个得意之作与江西的关系，轻描淡写而又精炼简洁地勾画几笔，触动了老蒋的心弦。
没过多久，蒋介石的家书到了。信中说，江西省长熊式辉提出要蒋经国到江西去。
这个熊式辉也是个官场人物，江西安义人，留学日本陆军大学时，其喜好音乐的第二任妻子顾竹筠是日本留学生中的交际花，回国后，顾竹筠交际到了宋美龄的母亲，并被认了干女儿，与宋美龄情同姐妹，熊式辉也成了老蒋倚重的封疆大吏。熊省长看中了蒋经国，想借“太子”以自重。江西重地的分量，蒋介石掂量得清楚，五次“围剿”在赣南，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军官训练团在庐山，都让老蒋操碎了心。蒋介石想让儿子到江西去，可以考验一下，也比较放心。而上海沦陷以后，杭州开始遭敌机轰炸，此时的溪口也不平静，虽然老百姓蒙在鼓里，可蒋经国他们消息是灵通的。而作为内地来说，那时江西还是比较安全的，于是老蒋便决定让蒋经国去江西避险。
蒋经国连忙告诉毛福梅，又写信回了蒋介石，表示“中原板荡，志士归心。国家民族，已临生死存亡时刻。儿子决心为国出力，即使条件最坏，也可以试试自己的身心和勇气。”
蒋经国就要离开溪口了，毛福梅十分痛苦。但她能理智地处理这一切，她认为儿子是为国效劳，她不能影响儿子的前途，因此，她显得心情开朗。倒是蒋经国舍不得离开母亲，对毛福梅说：“阿妈，等我到江西安置下来后，立即来接你。”
“你去吧，菩萨会保佑你的，我天天为你求老天保佑！妈有这么多亲朋好友照顾，你就别操心了。”毛福梅说着，眼睛湿润了。
蒋经国心中十分难受，匆匆走开，又调转回头，扯着母亲拭泪的衣袖安慰道：“阿妈，我一生一世再也不离开你了，经儿一定要把你老人家从武岭山下接出去！”说完，蒋经国的眼睛变模糊了，为怕众人看出他流泪，他一转身钻进了汽车。
1937年的重阳节过后，蒋经国携妻子蒋方良、长子孝文在蒋介石外甥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派的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的保护下，带了两个保姆，一个专门烧饭做菜的张妈（张小品），由毛宁邵开车，通过浙江中部的崇山峻谷，向江西进发。
这只曾经沧海又困在山沟的雄鹰要冲出山谷，飞向广阔的蓝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