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日一再妥协，却把全副精力用于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上，请看他对红军是何态度：
“这一次要大家到军官训练团来训练，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我们的革命精神。具体地说，就是要恢复我们民国十三年那种奋发向上，猛勇精进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从何而来呢？一言以蔽之，是由做人的道理，即革命的人生观，发生出来的。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学着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轰轰烈烈的来干一番做人的事业，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为我们的祖宗父母争一口气！现在我们要剿灭赤军，抵御倭寇，也就是为此。…… 这就是剿匪的目的和我们军官团的宗旨与精神。”
蒋介石的这番话，是在他开办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开始时所作的开学训词，题为《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这个训练团，是为了集中训练国民常的军官，为“剿匪”培养军事人才而开办的。训练团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将过去曾相互攻击相互为敌的所谓中央军与各地方系统的军队加以统一。这个训练团围绕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1933年1934年分两个阶段共办了三期。蒋介石在训练团中前后共讲了25次话，还亲自编写了题为《剿匪手本》的小册子，并向参加训练的各部队军官们阐述内容讲解精神。
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大肆进行侵略的危急时刻，不顾人民的强烈呼声，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方针，拱手让出了祖国的大片河山，却把大部军队用来对付红军，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研究怎样“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这件事上。
1933年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进而冒犯长城。在紧迫的华北情势之下，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6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保定。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弥漫全国，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受影响，要求北上抗日者颇不乏人，不但在下级军官，就是在师级以上的人员中也有其人。第一师的师长萧乾就曾愤慨地说：“在江西‘剿共’负了伤，到后方去医院就医，不敢抛头露面，而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住在北京协和医院里，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他。相形之下，谁愿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到了这一年四五月间，华北的形势相对地趋于稳定，蒋介石马上赶回南方，筹划新的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为--《剿匪要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25日，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题为《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对以往四次“剿匪”的失败与今后的作法谈了一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胸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就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大概土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现在我们就可以就几点来研究我们的今后剿匪的战术战略。”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的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统军作战制胜之道》和《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两个报告，还解释了所谓“得胜歌”。在“制胜之道”中，蒋介石讲了七件事，着重讲了“对剿匪被俘而放回的官兵处置办法应加研究”，极力鼓吹：“现在我提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一、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二、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三、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果真被俘，更要切记这一句话。”在“安内与攘外”中，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是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的武力，若是遇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共危急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蒋介石在报告中还十分露骨地说道：“日本入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病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必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会毕，蒋介石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这次崇仁会议，是蒋介石的心理战的一次会议，目的是以他独裁者的影响，来压制军队中的抗日情绪以及畏共而厌倦“剿共”的情绪。5月13日至1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题为《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开幕词与闭幕词。其间，蒋介石在所谓国父纪念周年上又作报告说：“江西完全赤化者共计有六县，人口计有30万，民国十八年以来，战死者十万，被匪杀死者五六万。匪在经济、武器及其他方面均败坏，惟组织严密。剿匪战争非武器战争。”政治训练会议后，蒋介石在南昌科学会馆对在 “围剿”我革命根据地中遭到惨败的第五十二师“官兵”作了打气性的讲话；随后又传见了“剿匪”部队军官，讲了“带兵要领”。ZI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蒋介石先令控制崇仁、乐安之中路军主力及赣粤边境之右路军，与赣间边境之右路军，严密堵剿，从而便利全盘“围剿”部署。6月2日，蒋介石在庐山主持了枯岭会议后赴南昌。8月在南昌行营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题为《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决》、《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X《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和《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重点》等8个报告。在这连篇累犊的报告中，蒋介石讲了这么几点：第一，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蒋称“这一次在预备的清剿时期中间，还有一个功夫抽出来，我们要以来讨论来研究，要希望各位将领和各位参谋长大家共同一致的来彻底讨论一个消灭赤匪的很中肯的恳切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一次请各位来开这一个会，不是平常普通的一个会，就是我们生死存亡，我们全军的生死存亡，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统统在这会关头。”第二，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蒋介石作过一个概括：“在这很短的会议中，我们以剿匪为核心，已经就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将各种问题详细剖说并共同作彻底的研究。”在这里，有具体怎么进行“剿匪”的十五条意见和“剿匪的要诀”，有从战争观上谈“剿匪”，有将领们如何带好部队来“剿匪”，有“剿匪必须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阐述，等等”。
五省“剿匪”会议之后，在新的一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种种部署紧锣密鼓之中，蒋介石为了集中训练他的军事指挥官，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这个训练团的始末，黄绍妨在《五十回忆》中说：“庐山训练团成立于二十二年的夏天，甘三年仍继续办理。甘四年蒋先生人驻四川，就改在峨嵋的训练。甘五年夏天，两广事变发生，蒋先生赴广州，暂停了一年。到了甘六年，重新恢复。甘六年以前，我虽时常往来这些地方，但没有直接参加过训练工作。而且以前的训练，完全以军队重要的干部为对象，它的作用，是将过去曾互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精神感召及恳切训导之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铬，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倂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的消洱泯灭。同时，更积极的造成了精神团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促，受训人员在学术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可以说是未来抗战建国的一种原动力。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这个训练团围绕着新的一次大规模的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在1933年和1934年分两个阶段各办了三期。
第一个阶段是“围剿”开始前夕办的，从1933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办了三期，每期三周，共受训了7500多人。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是非常突出的，蒋介石在7月11日对教官顾问说：“这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 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训练内容，有“剿匪手术”、“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要目。
1933年7月18日，训练团“开训”。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讲。他说：“我们这次召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并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我们要想到剿灭土匪，雪大家的耻辱，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培养全军的信仰。所谓信仰，即我们做一个革命军人，一定对自己要能自信，对部下要能信任，对主义和上官，尤其统帅，格外要能信仰。”“所以，这次训练期间，一定要注意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信任力’与‘信仰力”’。蒋介石当时是“再三亲临讲堂，对学员们耳提面命”。就在“开训”的第一天，又作了《革命军官须知》的讲话。7月22日、23日、24日、31日和8月3日、4日，连续作了六个讲话。8月13日，第二期开始，蒋介石作了《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的开学训词。9月3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国旗与军乐之意义》的训活和《庐山军官团与黄埔军校之前后两大使命》的开学训词。他说：“我们现在在庐山训练革命军军官，是先要消灭‘赤匪’，先扫除我们国民革命的障碍，再来收复失地，完成安内攘外之大业。”接着，在9月10日、12日、17日、18日、21日五天作了七次专题讲话。
在这先后的二十五次讲话中，蒋介石着重阐述了他亲自编写的《剿匪手本》。他讲到《手本》的绪言说：“绪言就是本书起头最紧要的话头：这‘剿匪’手本绪言以下还有六篇，这六篇都很重要，统统都要明白，但是全书最基本重要的东西，还是最前面这一篇绪言，我相信你们各官长学员如果真能彻底了解这一篇绪言，常常拿来看，无论是遇到什么危险困难的时候，凭你们自己革命的精神和能力，一定能够打破一切！”他又作解释说：“我们剿匪四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长士兵，匪势一天天猖撅起来，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般革命军人‘主义不明’，‘心志不坚’，如果能够明白主义，能够心志坚定，抱着有我无匪、有匪无我的决心，本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来共同奋斗，匪一定早已剿灭了。所以今后要剿灭土匪，一定要我们一般官长能增进自己对于主义的真认识，从而发生真信仰，如此则必能心志坚定，百折不挠，则剿匪之功，可立而待。”在第一个阶段训练的讲话中，蒋介石将《手本》的前四篇作了解释。第一篇名日“救民”，《手本》写道：“今赤匪乱国害民，招致敌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蒋介石解释说：“目前我们中国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果国家的内乱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灭，我们国力就无法集中，而政府的行动必为匪所牵制，不能低抗外侮。因此我们要抗日，必须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然后才可以集中我们全国的力量，一致地来抵抗外寇，以挽国之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内是攘外的前题，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第二篇名日“气节”，《手本》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赤匪，邪说充塞，故人欲横流，廉耻道丧，若不急起挽救，则国固不国，而人民且将沦为禽兽矣。”蒋介石解释说：“如果我们不把土匪打完，我们的国家，要变成为一个禽兽世界了！所以我们非剿灭赤匪，不能维持从前祖宗遗下来的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能；和继续发扬我们固有的历史文化！”第三篇名曰“纪律”，《手本》写道：“纪律为军队命脉，故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乃为军人惟一之天职。”“如此，全军畏威，法立令行，军事方能日起而有功，庶几同心一德，并力向敌，而谓匪之不灭者，未之有也。”蒋介石解释说：“要我们有‘过则相承；功则相让’的精神和能耐，因为必须如此，然后才能够精诚团结，上下官兵共同一致来剿灭这个赤匪，完成革命的事业。”第四篇名日“智勇”，《手本》上引了胡林翼、陈几亭的话，写道：“今日‘赤匪’嚣张，我军失利者，皆非斗力而败，实在我谋之不精，智之不足也，故以后本军‘剿匪’，尚勇之外，必须重谋。”蒋介石解释说：‘剿匪’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冒险犯难，维兵钻隙；军人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成功与成仁。
在训练期间，蒋介石又在庐山校阅了各师的射击手，两次讲了话，他一再说：“我们这一次‘剿匪’，不仅是我们革命全体官兵的荣誉和耻辱，成功和失败所关，而且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土匪不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第二个阶段是“围剿”进行的后期办的，从1934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也办了三期，每期仍为三周。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不过着重进行精神教育，进行所谓“军人魂”的教育。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基本得手，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且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1934年7月9日，第一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做人的根本大道》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国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这个做人的道理，就是我们各人的灵魂，也就是军队的灵魂，而且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而他说：“这个做人的道理，当然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国家民族和军队的灵魂，当然亦是总理唯一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总理在三民主义内所指示我们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门径，就是实现主义的着手之处，这个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所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可以实践八德，才能够实现主义。”接着，蒋介石在9日10日、11日、16日、23日、24日和25日，作了十次讲话。8月6日，第二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军官训练的目的和方针》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我们各位学员到军官团来受训练，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先寻着我们军人的灵魂，再来挽回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格！换言之，就是要创造我们军人的新生命，来创造我们新的中华民国！”国家和军人的灵魂是什么呢？蒋介石说：“就是总理所首创的三民主义。”从6日至8日，蒋介石就《军事教育之要旨》作了5次讲话。8月25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毕业典礼上说：“在第二期的训练期间，本团长因为自己身体不适，以致在最后两周，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凡要想交给你们的一切精神和重要的讲话，不能-一讲授，这是对于各学员觉得很不安心的一件事！”接着，谈了所谓“作战的要诀。”9月9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总理首次革命纪念暨本团第三期开学之意义》的开学典礼训话。他说：“我们此次到军官团受训练意义，就是要使我们全国的革命军人真正能够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我们此次来受训的目的，简单的讲，就是要听到做人尤其是做革命军人的道理，发扬军人的道德，以增进民族的道德；恢复军人的人格，以提高国家的人格，要回军人的灵魂，以光大国家的灵魂！总之，就是要创造军人的新生命以创造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我们此次来到军官团受训所应抱定的宗旨……就是古人所讲的两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接着，蒋介石在10日、11 日、15日、17日、18日、23日、24日、26日和27日相继作了九次讲话。
蒋介石在第三个阶段三期的二十九个讲话中，主要讲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着手处，就是“明礼义，知廉耻”。当时，蒋介石是想通过这种所谓“灵魂”的教育，来改变军队的政治思想面貌，要树立一个所谓总的奋斗目标。第二，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这就是要绝对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与指挥。所以，听到“蒋委员长”，马上一个立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三，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这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在讲话中，还专门分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从中国学去的，我们要超过这种精神。第四，鼓吹“将过去的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彻底改革，一扫而空。”这种“颓风恶习”是指：“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当然，在精神教育中，他是把反共作为一个主要内容的。蒋介石在多次讲话中，总结了他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要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记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中，并不像第一个阶段的二十五个讲话那样咬牙切齿满嘴的“反共”语言。而这次更多地讲了“攘外”的问题。
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制军装，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苦，骗取士兵的卖命，同时也为了减少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我红军的阻击。周恩来在1936年7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 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蒋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五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
当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主宰全军，实权在握，仍然是大权独揽。而名义上“主持政务”的汪精卫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就没有了实权，因此，处处受制于蒋介石。这样，蒋、汪联合很快又变成实际上的蒋介石独裁。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无改的情况下，独裁后的蒋介石得以调动全国各地的军队，继续对工农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围剿”。
还在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蒋介石在1929年6月22日，就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部，“望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一俟该股剿灭，即派第十师入延平助史肃清全闽。”第二年1月23日又致电驻在汀州的金汉鼎，说：“现朱毛窜赣，抚州告急，请兄速派有力部队追剿，先肃清朱毛，而后澄间可也。”
1930年8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速集所部，近期进剿，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巢匪”总指挥部，以韩复菜为总指挥；在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王金近为督办；在湘鄂西的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徐源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三省反共军队，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围攻。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所谓“共匪攻陷长沙，湘、赣。鄂、闽、粤各省匪祸蔓延”的情况下，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召开湘鄂赣三省“会剿”会议。1930年11月2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在《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确定后，“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湘鄂赣区亦须如此，请电告该两区。”
1930年11月4日，蒋介石又复电朱培德令江西部队限期收复吉安：“无论湘鄂部队进行迟速，而江西部队应迅即限期收复吉安，不可延缓，坐失时机。限鲁主席于日前收复吉安，肃清赣江上下游，限五十五师于删日前克复景德镇，勿误。”12月2日，蒋介石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浚、长沙何键：“中定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有延误。”
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告误人共产匪党民众书》，同时由南京出发，“视察各地匪军叛乱情况。”
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定第一次“剿匪”作战计划，调集第六、第九、第十九三支路军及航空队，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投入的兵力约有四万四千人。这三支路军中，以第九路军为主，由鲁涤平任总指挥，督率第十八师（张辉被）和第五十师（谭道源）负“围歼”之责。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由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统一监督作战地区的党政事宜。第六和第十九两支路军分由陇海及广东人赣“协剿”。早在7日蒋介石就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有三个内容，第一是军队区分：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师（师长毛炳文，有六个团）、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有四个团）、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有六个团）。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有六个团）、独立旅（旅长周志群，有二个团）。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十八师（师长张辉浪，有六个团）、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有六个团）、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有六个团）、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有四个团，该部12月20日改称为第二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路孝忱，有四个团）、独立第十四旅（旅长刘夷，有三个团）。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下辖第六十师（师长蔡廷谐，有六个团）、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有七个团）、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有二个团）。第二是战略目标：认为“红军朱、毛各部退居赣之招携、藤田、沙溪、东固。万安一带；黄公略一部退居永丰、安福一带；东固附近之红军有构筑工事企图顽抗之势”，为此，命令指出这次“围剿”的战略目标是“为消灭各部红军之目的，决定于吉安、太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团红军根据地包围而聚歼之”。第三是各路军进展地区及到达日期：1．第六路军第八师集中黄破后，限20日（1930年12月下旬）推进至宁都。第四十九师、第五十六师及周志群旅由闽省限25日推进至石城、瑞金、会昌之战。2．第九路军之第十八师集中永丰，第五十师集中乐安、“清剿”招携藤田、沙溪的小部分红军后，限20日到达东固附近。第七十七师及新编第五师一部在吉安、吉水、余向太和“进剿”，限20日到达。新编第十三师在抚州、崇仁，独立第十四旅在南昌、樟树备任后防。3．第十九路军由萍乡以第六十师向万安，第六十一师向太和，均限20日到达。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任赣县的城防。
当时，蒋介石自恃在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同时又掌握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所以，他一方面对我红军力量相当低估，他在中原大战结束，将谭道源调回江西参加“围剿”时对谭道源说：“你马上开回江酉，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泳安（鲁涤平的别号），负责肃清”。另一方面没有等蒋光鼎、蔡廷谐的后续部队集中完毕，就开始进犯。
1930年12月16日，蒋介石指定为攻击开始的日期。他们将攻击军战略展开于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一线。罗霖的七十七师在吉安、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在吉水、张辉坡的十八师在永丰、谭道源的五十师在乐安、毛炳文的第八师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在南丰，正面有三个纵队的作战态势，即：右纵队张辉港（公秉藩归他管），中央纵队谭道源，左纵队毛炳文。同时，胡祖玉的第五师和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控制南城为第二线部队，防止红军的东逸。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在右纵队，张辉被师由吉水、永丰向前推进，按预定进度应于12月20日到达东固附近。公秉藩师如期到达东固，我红军已主动撤离，公师扑了空，却通电报捷，夸大战果，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各方面的贺电。张师在ZI 日方迫近东固，适遇大雾，误认公秉藩师为红军部队，发起攻击，双方激战四个小时之久，互有死伤。事后，虽经解释，但公秉藩认为张辉港系功不相让，事出有意，即率部自由行动到固富，脱离张的掌握。张辉港也负气不再与之联络，并留下朱耀华旅守东固，自己率戴岳、王捷俊两个旅向龙岗冒进。26日到达龙岗，又错误地判断我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以外。27日继续东进，戴旅先行，离开龙岗行五六里路即遭我红军主力部队的阻击。戴旅全部展开应战。此时，张辉鲢和王捷俊旅、直属部队仍在龙岗，却不适时增援戴旅，对侧翼也不防备。我红军就由戴旅左翼迁回，直趋龙岗，王旅及师直属部队都未进入阵地，即全部遭到歼灭，张辉港、王捷俊及所属官兵全部被我红军活捉。此时，戴旅更陷于四面包围之中，突围不得，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被我红军打死，到了黄昏，也全部被歼灭，戴岳混在士兵中逃出。留在东固的朱耀华闻听败讯也后撤。蒋介石在南京得到张辉港被我红军打死的报告后，写了八个字表示对张辉港的“悼念”：“呜呼石侯（张的别名），魂兮归来！”
在中央纵队，鲁涤平一听张辉港在龙岗的败讯，即电令谭道源的中央纵队向左路纵队靠拢，免再被我红军各个击败，谭道源按指定路线进据源头后，因我根据地坚壁清野，无法采购粮食，也找不到一个向导，如谭道源在战报中说的：“到了赤区作战真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因此，在源头停顿未动。后奉命，于12月31日由源头移动，行抵牛头湾，后卫团即被我红军追上，打了两个小时就被我红军解决了三分之二。第三天，在东韶发生激战，谭师是饥疲参加，仓促应战，师部完全处于我火力网之下，指挥系统陷于混乱，到了下午四时许，便全线崩溃，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谭道源虽打仗经验丰富，也只有单骑逃遁。谭派专人驰抚州于1931年1月5日发电南京、南昌报告战况。电文说：“职师江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西，黄团长敬及营长某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众，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官员或死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实报。”蒋介石接此电后，在6日即给谭道源打了一分回电。总算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和谭道源还有一些交情，谭在当时是卖过力的，曾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微电悉，贵师此次失利，殊深惋惜，尚喜兄等均能脱险归来从此加以整理补充，惩于前而毖其后，则东韶之失，未始非吾人之顾她。”谭道源败后，移驻高安，不久便辞去师长职，过不久得军长虚衔，并无军权。
在左纵队，毛炳文师闻败讯也就悄悄地收了兵。
为了挽救战局，蒋介石同“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将领电文频繁。1931年1月2日，蒋介石复林蔚电说：“电令朱蒋两路迅向龙岗急进会剿。戴蔡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横之时急进求战。不可应此撤退，以张匪氛。戴蔡两师归朱逸民之指挥，令朱晋除（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可也。”3日复鲁涤平电说：“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制，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倭，以一挫自馁也。”同日，蒋介石又致电鲁涤平、朱绍良。陈铭枢、蒋光鼎、蔡廷谐说：“张辉港师在龙岗附近失利损失颇大，泳安兄拟令戴师撤泰安，蔡师撤万安，毛许谭三师暂在原防云。此万不可，我军更应剩匪共得意出动之时，向其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现定部署如下：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朱总指挥率戴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切望憬然贤初二兄速乘飞机至赣州万安指挥所部，希勿延误。”结果，蒋介石这些命令起不了救命符的作用。第一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失败而告终。鲁涤平亲拟电文向蒋介石报告说：“龙岗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很伤心。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于是鲁涤平只好移驻吉安，收拾残局。不久，蒋介石将鲁涤平调到浙江，派何应钦接替鲁涤平。
1931年2月10日，何应钦兼任了南昌行营主任，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部署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特地增调第五路军（王金钰）和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参加这次“围剿”。名义上投入的部队有第六路军（朱绍良）的五个师。第九路军（鲁涤平）的两个师、第十九路军（蒋光鼎）的三个师和第五路军的五个师、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师、加上四个直属师。三个直属旅和三个队的空军，实际上直接参战的有十一万三千人，主要是第五和第二十六两路军。蒋介石深知这两支部队是杂牌，就采取了两手：一是封官许愿，分头答应过让王金或、孙连仲任江西省主席（后来到1931年5月下旬，国民会议闭幕后宣布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王、孙都落了空）。二是制定奖惩条例，规定进攻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成绩卓著者，分别提高番号，发给奖金，记功和传令嘉奖；其因服从命令奋勇战斗，招致损失者，兵员武器优于补充；凡进攻不力用，徘徊观望，贻误戎机者，予以惩罚，取消番号，撤职查办，或降级记过。同时，要戴岳写了一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印发给在赣的各部队。戴岳在这份意见书中采用问答式写了五个部分28条。戴岳回忆说：这份意见书“其内容，除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恶毒诬蔑毁谤的一般反共滥调之外，有一部分也反映出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不能不改变前此对红军的估计。”于是在关于“进剿”红军的办法中，提出不能单靠军事取胜，必须党、政、军、民通力合作，以军事、政治及各方面加强协作，共同发挥战斗力；必须建立和加强地方团队武装，紧密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以减轻正规部队的负担；必须厉行清乡，彻底破坏工农革命组织，孤立红军；国民党进剿部队应分为堵击部队和追击部队两种，分区进行“清剿”以及严密封锁苏区的政策及措施。
1931年4月1日，南昌行营命令各部队按计划开始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又是怎样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南丰之南，兴国、石城以北地区，以东固、黄破、广昌、建宁为主要作战地带。先后经过东固、东韶及广昌第三次主要战役。
东固战役是王金任的第五路军打的。该部几个师分别驻在吉安、太和、吉水、永丰，分三路纵队向东固地区推进，以右路纵队公秉藩师为主，中路和左路配合。在进犯中，“进入苏区愈深，困难愈甚”。公秉藩回忆说：“反动军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勺，没有坛坛罐罐，游击部队到处鸣枪示威，利用熟悉地形，隐藏在地形复杂的要害地方，伺机袭击队头，截击队尾，捕捉掉队士兵。反动军队进入苏区，就被搞得昏头昏脑，迷失方向。”尤其是第一次进入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对红军谈虎变色”，于是“深沟高垒，筑城堡塞”。1931年5月16日，公秉藩师进至东固，遭到我红军突击，溃不成军。公秉藩呼救无效，化装逃到吉安，分别电告南昌何应钦和南方蒋介石。何应钦复电要公秉藩速去南昌面谈。蒋介石一面复电，说是发收容费五万元，补充步枪二千支，并要公秉藩到南方面谈；一面电令王金或等调部增援，门日电令王金或等说：‘“今蒋蔡各部已由岗城向东固驰援猛攻。则郝郭两师应即向东固猛进，不可延留直下，使蒋蔡孤立难支也。希即急进勿延，盼复。”19日又电令蒋光鼎说：“昨电谅达，公师及唐师之一部虽失利，但郝郭二师尚未加入，故已严令郝郭向东固前进反攻，兄等务照昨电定计划急进，切勿因公师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万望兄弟合力进出，有进无退，非有死中求生之决心，则党国与官兵皆将不能幸免也。务希奋进勿延，盼复。”
东韶战役是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打的。孙部是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所收编的原冯玉祥的部队。当时蒋介石将孙部调去参加“围剿”我革命根据地，孙连仲是进退两难。若参加“围剿”，既怕被蒋介石以调往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歧视遭到失败，落个“战败法办”的不好下场。若不参加“围剿”，又无别的路可走。终因形势所迫，硬着头皮率部去江西。部队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热烈欢迎，孙是受宠若惊。孙到南京后，蒋介石除任孙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外，还令孙兼任江西省清乡督办。1931年4月1日，孙别分别由宜黄、乐安向南推时，很得意，认为：“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当接到要增援东固的命令时，不知东固败退的部队在何处，结果自身遭到我红军截击，受重创。孙部在败后撤到宜黄，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商讨如何谎报军情，结果捏造了一个情报，说“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了不让红军逼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高师中村战败，由于指挥无方。两者罪责，请予处分。”这样一上报，不仅何应钦嘉勉，说孙的处置顾全大局，是符合他的心意的，并答应所有损失，立即全部补充。而且蒋介石也慰勉有加，批准所有损失全部补充，计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二十挺。
广昌战役是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打的。该部除一个师在福建，余下的三个师由南丰方面出发，分三路向我革命根据地进犯。
1931年5月10日，其占领了广昌、头破、白水镇，在闽的一个师也人赣协击。此时，第五路军和第二十六路军相继遭受各个击破，于是朱绍良恐怕他的部队地位突出，就将部队撤回南丰，仅留一个师守广昌，5月27日我红军主力进攻广昌，击溃余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30日我红军主力又由广昌东进攻击建宁，将由闽人赣协击的朱绍良部一个师打得只剩下五六百残兵败将。
第二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蒋介石又马上部署第三次“围剿”。一面令其原在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赣、闽各部分区扼守，一面增调嫡系部队人赣力图缩短战役间隔，尽快发动进犯。1931年6月7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孙连仲说：“中定旬日后来赣督师，陈主席铭枢昨已入十九路指挥，此时请兄等严督所部死守现在防地，切不可再望增加兵力，自馁其气。中来赣与诸兄共生死，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部队调遣与增减，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请勿过虑可也。”13日，蒋介石发表了《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14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说：“战斗序列仍以敬之为行营主任，兄为前敌总指挥兼右军团总指挥，孙连仲为中央军团总指挥，朱逸民为左翼军团总指挥，未知兄意如何？盼复。”20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熊式辉，提出了他这次“围剿”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作战计划”。蒋说：“中意赤匪主力虽向赣东闽北转移，而我军仍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故第十九路仍由吉安、东固、龙岗以达宁都。而以第五十二师一旅为后续部队，以留守所克各重镇。第六、第十、第二十三师为一路，仍由永丰、藤田、招携前进以达广昌。而以第四十五师与祝旅为后续部队，其主力不经乐安，即由永丰向招携进展，以留守该路所克之重镇。如此第十八军仍在抚州，同时协同第六、第二十六师各路进击匪之主力，第九师为总预备队。警卫第三旅由杭州开巨州，以策应赣东或闽北防务。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 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策划“进剿”事宜。22日，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了进犯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态势。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调集一百四十三个团（实际参战兵力十三万），分左、中、右三路（右路顺赣江往南，中路由永丰往南，左路便在东面）并头插入。总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人，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据次，部署大要：1．左翼集团军何应钦指挥各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左翼南丰方面进攻红军主力。2．右翼集团军陈铭枢指挥各师从右翼方面深入苏区“进剿”。3．总预备队策应左右翼集团军作战。4．四县（吉、泰、万、赣）守备军担任该地区的“清剿”和维持后方防务。可见，左翼是蒋介石这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蒋的四个嫡系师都押在这一线。
7月1日，蒋介石下令各进剿部按计划攻击前进。结果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黎川以南，瑞金、赣县以北地区，以南丰、宁都间及黄肢、莲塘、兴国为主要作战地带。当时国民党部队判断我红军主力已由闽赣边境移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因此左翼集团军向广昌、宁都、石城地区进攻，结果扑空；又判断我红军主力在宁都西北地区，就突向古龙固、小布一带地区进攻，结果又扑空，这真是“累死陈诚，拖死赵观涛”（这二人是左翼集团军的第一和第二两部挺进军的总指挥）。以后，又认为我红军主力在兴国及其以北地区，妄图利用赣江障碍，实行四面包围，围歼我军于兴国以北地区，结果又扑了空。我红军主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千里回师，集中主力于根据地后部，整训部队，待机破敌；当敌发觉我迂回其侧后的计划时，即改用中间突破，向莲塘、良村、黄破方面突进。蒋介石给参加“围剿”的部队电报频繁，但无济于事。在6月22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说：“中刻抵南昌，计划已定，决先恢复南丰与南城间水陆交通，请转告毛、许、周各师长、以次固守南丰，牵制赤匪主力，勿使猖狂，厥功甚伟。孤军奋斗，无任感慰，请为我代劳各将士为要。近情盼复。”29日，蒋介石对陈诚自抚州打给他的效忠电报（陈在电文中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职当小心谨慎，以盛气临之。但求有补于党国，勿辱及钧座，寸心无悔憾，其他非所知也。”）复电说：“古云，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又云：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请弟审慎出之。”7月2日，蒋介石致电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说：“中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当来右翼。请兄如期进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袭打吉城。兄以常驻吉安往来于前后方之间，可也。”第二天，又致电左翼和朱绍良、孙连仲、陈诚，“告以我军左翼兵力部署并指示作战要领”，电文说：“中正刻抵临川，前来巡视，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测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但行军间之前卫部队如一遇匪军，即应停止，一面详察敌情之虚实，一面选择据点构筑工事。如遇强匪则暂取守势，列阵抵抗，切勿急攻散斗，免中匪军狡计也。惟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贵在相机应变，此乃特举所见，以期稳健而已。希各官长审慎之。”15日，蒋介石复朱绍良电说：“广昌之宁都大道正面重要，兄是在正面为宜，则派铭三到白水指挥可。敬之约今日到南城，中将于一二日回南昌一行，请兄督促各部如期进展。左翼前方务请兄全权负责办理，勿稍客气为要。”19日，蒋介石复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村庄告急电说：“请兄主持一切，共肩艰危。此间剿匪任务均月内可完，余容续洋。”同时，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朱绍良、蒋鼎文说：“第九师除留一旅守南丰外，其余两旅速向宁都前进，而康都、傅坊防备，即由第十师派水南或白水部队之两团接防。第九师派宁都部队务于22日以前到达。”2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巢匪宣言》。宣言讲了他这次亲自指挥“围剿”的经过：“中正奉命剿赤，于6月20日由京人赣以来，即于本月2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吹嘘说对我红军“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宣言的中心点是公开打出“安内攘外”的旗号。蒋介石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台。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介石又表示他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决心说：“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30日，蒋介石给北平、南京、汉口、开封、洛阳、彰德等文武官员发了电报，说：“赣南各匪老巢东固、龙岗、黄肢、小布、古龙岗皆已为我军击破，确实占领，散匪不难于十日内肃清也。”末了，由于我红军主力发挥了打运动战的特长，先后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月，将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莲塘、良村。黄破、老营盘、方石岭消灭了两个师、两个旅、击溃了一个师。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就在“九·一八”后以惨败收场。
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又上台后，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组织了更大的规模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拟定的实施计划是“重点进攻、分区围剿”，以期达到各个击破我红军根据地的目的。
1932年5月25日，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何成浚指挥，对付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右两路军则全力围攻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路合计有30万兵力。6月7日，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前往武汉。18日，在庐山召开了所谓五省（河南、湖北、安徽、及湖南、江西）“剿匪”会议，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匪”方针，“确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计划第一步攻占我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我红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皖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我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我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歼灭之。还采取编织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反动党政机关和地方反动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其军事进犯。
7月上旬，各路纵队陆续开始“围剿”行动。蒋介石给参加“围剿”部队的将领是电报频繁，调兵遣将。7月15日，蒋介石致电林蔚转朱培德、李济深，“霍邱既克以后，皖省剿匪交王均总指挥负责处理”。8月20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匪之主力全在鄂东，此次在黄安七里坪决战，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则皖西各部应乘机急进，如期占领指定地点，并严令督促勿延。”同日，蒋介石又致电曹浩森说：“七里坪匪既东退，则我军部署，拟以第三、第八十、第八十三各师，为一纵队，归陈继承指挥，向新集进攻；而以第二师调回开封，第十师调回武昌，整顿补充，第八十九师暂驻七里坪附近为陈纵队之预备队。第三十师驻黄安附近清乡。第十三师调麻城，第三十一师调武长路，第十一师仍调罗山集中，为豫南总预备队。如此布置较妥。希以此意转商经扶，并摧限期速占新集为要。”9月22日，蒋介石为了庆贺胜利，致杨永泰条示：新集县名准称经扶县，金家寨县名准称立煌县，”同一天，蒋介石向林森（国民政府主席）报告说：“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虞念。”
蒋介石在鄂豫皖“围剿”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采取军事与政治并进的方针。军事上，划分地区，逐步“清剿”，先行消除各区分散的红军，夺占一地，即恢复其反动统治秩序，然后对赣南大举围攻。政治上，按其庐山会议决定，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我根据地，加强地主武装，加强镇压和诱骗民众等。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鼎、蔡廷谐、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但是，无论蒋介石“围剿”红军多么不遗余力，这次来势汹汹的“围剿”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日军于1933年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又开始向热河进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许多爱国将领和部队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再“剿共”。这样，导致参加“围剿”的部队军无斗志，将士皆不用命。二是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连遭败绩，大量生力军被我工农红军歼灭。2月底至3月初，在黄破登仙桥地区，陈诚苦心经营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主力全歼。3月4日，蒋介石在给陈诚的电报中曾说‘“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
一方面是军无斗志，一方面是大量生力军被歼，内外交困中，第四次“围剿”又以失败而收兵了。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我们剿匪4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兵，匪势一天在狂撅起来。”于是，他痛下决心，整顿军队，开办训练团，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3年8－9月间，蒋介石完成了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将进剿的部队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其中北路军为主力，总司令为刘峙、前敌总指挥为蒋鼎文。9月10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举凡中正在抚州与南昌参谋会议以及此次庐山训练各讲义，皆应仔细察阅研究，均为缺一不可之要诀，尤其对于剿匪手本与剿匪训练要旨，更应时时实施。凡遇将领必时时以此为课问之本，以试其对剿匪有无决心也。”10月初，蒋介石在南昌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作战方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曾记述说：“他（指蒋介石）采纳了德国顾问的建议，采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集中兵力的战术，最后靠优势兵力逐渐缩小包围圈取胜。”
但与其说是蒋介石的“新战术”起了作用，无如说是红军内部的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当彼之际，毛泽东同志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运动战、游击战等战术被“阵地战”取代，兵力和火力均处劣势的红军与敌人展开“寸土必争”的正面对抗，大打消耗战。结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使红军主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1934年10月6日，石城失守；接着，古龙岗、兴国陷落，致使红色根据地的“首都”瑞金外围屏障皆失，蒋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1934年10月中旬，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开始大规模转移，至此，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终于得手。
可是，“围剿”虽告得手，但接下来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却没有奏效。我中央红军仅以三万余人的疲惫之师，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左右夹攻之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甩开敌人，挺进陕北，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标；使蒋介石“彻底消灭赤匪”的计划又一次成了泡影。
1935年9月末，蒋介石结束了他为“统一川军、困死共军”而开设的峨嵋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沮丧地下山返回南京。他心情郁闷，暴躁异常，为自己“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而大发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