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蒋氏家族全传》4．“以血洗血”</h1><hr /> <p> 1939年12月12日下午，武岭头天气晴和，刘溪如练，远山如黛。溪口镇一片祥和宁静。午后二时，忽然从天空中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声，人们举头仰望，见是6架飞机隆隆而来，却都未以为意，更不曾想到这是从宁波方向飞来的日军轰炸机群。在此之前，溪口人对飞机是有过一次绝无仅有的“见识”的。那是1936年秋天，溪口上空一下子飞临了16架飞机。这些飞机在溪口上空盘旋表演，以机后喷出的尾烟排成“大寿”二字，极为壮观--那是为蒋介石庆贺50大寿而举行的“献机祝寿”活动。对飞机的认识，溪口人仅此而已。 </p><p> 今天这飞机又是来干什么呢？人们不知道，于是一齐仰头观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6架飞机在天上歪一歪翅膀，下了一连串的“蛋”。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轰响，一霎时，溪口古镇地动山摇，天昏地暗，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人们晕头转向，惊惶失措，这才明白是日本人的飞机在扔炸弹。毫无防空知识的乡亲们乱了阵脚，在家里的人拼命往街上跑，在外面的人则拼命往家里逃，溪口古镇人喊马嘶，哭声一片，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之中。 </p><p> 日机轰炸持续了大约15分钟，溪口镇成了一片火海，文昌阁被炸塌，丰镐房周围的民居在燃烧，到处都有不幸受伤的人在呻吟、挣扎…… </p><p> 蒋家祖宅也许真的如风水先生所言，是一块“风水宝地”，也许日军轰炸是有选择的--只炸溪口，算是对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政治立场变化的一点威吓式的惩戒；但不炸蒋家，也为日后万一出现日蒋合流的政治局势预留一点回旋余地。总之，不知何故，在溪口镇一片火海、满目疮痍的惨况中，唯独丰镐房毫发未伤。蒋经国在溪口时，已经命人修筑了防空洞，日机临空投弹时，只要丰镐房的人及时躲进防空洞，至少是不会有人员伤亡的。可惜，未曾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在日机盘旋寻找投弹目标时，都吓得魂飞天外，早把家里有防空洞的事忘记了，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毛福梅上了点年纪，腿脚有病，行动已经极不方便。就因为有腿疾，早在几年前她就把卧室安排在丰镐房后院的平房里，平时根本不走楼梯。当敌机投掷炸弹，大家出逃时，她忽然想起忘记拿房门的钥匙，又急急回身去取。取回钥匙，在教授方良国文的董姓女教师的搀扶下再次逃出后门，刚走到后墙夹道处，炸弹便在她们的附近落地开花了。 </p><p> 一场历时15分钟的疯狂轰炸，日本帝国主义在溪口镇欠下了一笔世世代代也还不完的血债。单只是丰镐房内，就有一男一女两名仆佣当场被炸死；帐房宋涨生头部负了重伤，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含恨而死；还有一名女佣被炸断了一条腿。 </p><p> 轰炸过后，乡邻们到处都找不到毛福梅和董老师，大家以为她们被轰炸吓昏了头，也许是躲到亲戚家去了。于是乡邻们立即分头寻找。找了两天，附近所有的亲戚家都找遍了，仍找不到这两个女人的影子。人们慌了手脚，只好报告县政府，又由县里转报省政府。 </p><p> 日机轰炸溪口的当天，远在江西的蒋经国突然收到一份从溪口打来的急电：“家里房子被炸，师母下落不明。”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使蒋经国如五雷轰顶。蒋经国的司机毛宁邵回忆当时情景时是这样描述的： </p><p> 当时，蒋经国恨不得长翅飞回老家。他立即告诉我说：明天就走。还要我事先通知渡口，免得耽误行程。同时，他把专署秘书周灵钧和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马骏找来，交代了一下工作。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赶到了抚州温泉督练处，晚上继续开车赶路。上弦的月夜，寒星寥落，然而，汽车的速度，有如风驰电掣，像闪电般地前进。我们一路上飞过了河口、上饶、行县、龙游、金华五个渡口，烧掉了十一瓶汽油，仅一天多一点时问，行程一千多公里，很快就到了溪口镇。 </p><p> 汽车一停，蒋经国连打招呼也来不及，就直奔母亲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哭得他几次晕了过去。 </p><p> 当初得到毛氏失踪的报告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立即派秘书曹仲鳞驱车奔赴溪口。曹赶到时，奉化县县长何扬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汪坚心已经在丰镐房查勘多时了。三人见面，立即碰头了解情况，商议办法。经分析，有人认为后墙夹道倒塌处的瓦砾隆起异常，怀疑有人被压在下面。三人决定雇请12个民工进行挖掘，并点上汽灯，连夜工作。瓦砾被挖开了，终于发现了两具尸体：董老师血肉模糊、一条大腿被炸得不知去向，另一具尸体即毛福梅，上身完好，腿上有弹洞，肠子外流，多半是被瓦砾压破的。有人认为，以毛氏的伤情来看，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她被压在里面，多半还是可以救活的。 </p><p> 毛福梅的尸体被停放在殿内。按当地民俗，死在室外的人，不得在家祠或家堂内停尸，否则便是犯了族中规矩，即使贤德如毛氏、权贵如蒋某，也不得违规。所幸毛福梅生前信佛，与佛殿结有不解之缘，所以尸体就放进了这里。关于毛氏被炸死的经过，唐瑞福的回忆似更详尽一些： </p><p> 令我悲痛的是，1939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二）上午，日机六架飞到溪口滥施轰炸，毛太君不幸罹难了。那天，我正在蒋家老祠堂为蒋国如娶媳妇帮忙做帐房，上午九日左右警报响了，我就把收到的贺仪一百二十元封好，交给主人后离开，想到街上自已店里去看看，走到墙弄时，看见飞机上有炸弹投下来，连忙往外逃，与从任家上来的蒋连生儿子章行互撞，都跌倒在地上。我爬起后，向外急去锁门，以后就不知怎样了。有人说看到毛太君坐轿子到肖王庙去了，也有人说到岩头去了，还有说到石缮去了…… </p><p> 这时丰镐房后墙弄有堵墙已倒坍，许多人从瓦砾上来来去去，哪知毛太君即葬身在瓦砾堆中呢。直等到去外地寻人的都回来说毛太君没有去，大家才开始从近处找，怀疑到这个瓦砾堆。后来奉化县长何扬烈赶到，连夜点起汽油灯，发动许多人把瓦砾扒开，果然发现了她的尸体，她是中了弹片又被倒墙压死的。遗体寻到后，暂时停放在佛殿内，立刻发急电向赣州经国告丧，经国闻讯后便和方良、爱伦乘汽车连夜往回赶，两天之内赶到了家，他在摩河殿母亲遗体前号陶大哭，痛不欲生；他自15岁去苏联多年，回国后又去江西，母子相聚不到一年竟告永别，怎能不叫他悲痛已极。当时他立誓要报杀母之仇，写了“以血洗血”四字，在母亲罹难处立石纪念。日军侵入溪口后，取走了此石。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国民党奉化县学部书记王恩本摹写了一块石碑，此碑现存放文昌阁小洋房内。 </p><p> 帐房宋涨生同时被炸死，经本周运姑文和毛娘舅等推荐，我接任了涨生的工作。经国要为母亲造墓坊，请了多位风水先生到各处看坟地，我先后陪过十三位风水先生到溪口四处看，都没有合意的地方。有一位杨寿棋先生说：“高山见平地有大地，平地见高峰也有大地。”那时候，在摩河殿所在地的松养园，满处是大松树和大樟树，环境十分清幽，我就向经国建议：不如就近安葬于此。经国同意了，就让母亲安葬在这块地方。 </p><p> 在毛太君生前，我虽未进入丰镐房做帐房，但承她信任，丰镐房有什么大事我都去帮忙。她待人接物平易可亲，周到细致，一直铭记在我心中。 </p><p> 经国接到毛太君罹难电报，从赣州乘轿车日夜兼程赶回家来，一下汽车便奔到灵前，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场。但在悲痛之余，他处理各事仍有条不紊，我很佩服。 </p><p> 这里，蒋经国千里奔丧的细节上略有些出人：他的司机毛宁邵说他“直奔母亲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哭得几次晕了过去。”而唐瑞福的回忆则说蒋经国“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场。”两种说法，不知哪一种为确。但无论怎样，蒋经国的悲哀和痛苦是真实而且强烈的，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否认。 </p><p> 蒋经国抚尸哭直至昏厥，大家急忙用茶水将他救醒。蒋经国被救醒后，仍然跪在地上悲号不止，直至再次昏厥。这大约就是毛宁邵所形容的“哭得几次晕了过去”。蒋经国的姨母毛英梅、大姑妈蒋瑞春、舅妈张定根和义姨母陈志坚等本来已经在毛氏灵前哭得声嘶泪干，这时被蒋经国一哭，重又勾起伤心，止不住再一次老泪纵横，灵堂内外哭声四起，溪口山水为之失色。 </p><p> 蒋经国哭罢母亲，起身索来纸笔，强忍泪水，挥毫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于生母罹难处。以后溪口沦陷，日军作贼心虚，把这块石碑捣毁丢弃了。今保存在溪口的石碑是1946年重刻的。石碑正面为“以血洗血”四个大字，落款处一行小字是“男经国泣书”，字迹刚劲有力，饱溅着书者的满腔悲愤。 </p><p> 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当时又值日军大举入侵，国家存亡，民族存亡，危在旦夕。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一个专员为了忧长期留在家乡。但母亲为了儿子含辛茹苦半生，最后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为人子者若是草率处理她的后事，于心何忍？因此，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母亲的灵枢暂盾在佛殿内，待时局稍定之后再办理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父亲报告了，不数日，蒋介石回电谕示：“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 </p><p> 这12个字，替代了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 </p><p> 蒋经国处于两难之中--既要处理好母亲的丧事，又要服从父亲的旨意。他只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他请了四位“风水”先生，分两批去踏勘可以容纳母亲安息的风水宝地。 </p><p> 三天过去了，坟地总共选了30多处，却没一处合蒋经国的意。蒋经国曾打算把母亲的墓地建在摩河殿附近的养松园内，这里地势平坦，周围古樟如云，苍松翠柏环绕，的确是一块上好的墓地。蒋经国遂把自己的想法说经亲戚们，争求他们的意见。但众亲戚不大同意，尤其是经国的舅公毛懋卿反对尤烈，他觉得妹妹早晚有一天要与蒋介石合葬，认为现在还是暂后在佛殿为好。佛殿是妹妹毛福梅出钱营造的，遗体暂居其中，别人也不会有意见的，蒋经国在这件事上不敢违拗舅父们的意见，只好再次发电请示蒋介石，得到首肯后，遂将母亲遗体暂存在殿内，雇了一个人每天负责上香洒扫。 </p><p> 毛氏横死，遗体又未能及时入士为安，此事一直是蒋经国的一块心病。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并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怀。 </p><p> 1945年，蒋经国在他所撰的《五百零四小时》一文中曾沉痛地说道：“……先母罹难，必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溉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p><p> 直到1947年冬，蒋经国怀着“入士为安”的心愿，终于来溪口办理了生母的丧葬大事。 </p><p> 这次正式给母亲办理丧事，规模不算小。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主祭，四川省省长杨森及其女儿也专程赶来参加葬礼，参加祭奠的还有蒋经国从政以来的部分同事，还有浙江省及奉化县政府的代表和武岭学校的教职员工等。但蒋介石、宋美龄、陈洁如等均未到场参加祭奠，只有姚怡诚派人送了一佛盒经迭，在毛氏灵前焚化。 </p><p> 出殡前，照例“停灵”三天，等侍亲友们拜祭吊唁。殿内素烛高照、香烟线绕，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依次拜祭。经国、纬国兄弟俩全身重孝，跪在灵位两侧向吊唁的客人们跪拜还礼。白纬后面，披麻戴孝的蒋方良和蒋纬国之妻石静宜以及爱伦、爱敏等晚辈席地而坐。 </p><p> 死者合恨而逝，生者抱恨而去。蒋经国自从1949年春天随蒋介石最后一次返乡之后，从此赴台，一去不返，连给生母上一次坟的机会都不复再得，这实在是蒋经国这个“孝子”的一大憾事。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