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蒋介石已届87岁高龄，生命的钟摆在这个老态龙钟的独裁者身上已经无可逆转地显现了衰微之态。这位一生行伍、曾经雄心勃勃天下的老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风采，他脸庞消瘦、须发皆白，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行动也越来越艰难。尤其是他的右手，已经严重萎缩，甚至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一生不服输、不肯低头的老人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集中了全台北所有一流医疗专家的荣民总医院对蒋介石的病也是一筹莫展。虽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为了消除外界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的种种猜疑，强撑病体，先后4次公开露面。但是，无论是医疗手段还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都已经无力回天，无法扭转蒋介石身体状况的日趋恶化了。
公允地说，如果不是几年前那场意外的车祸，将介石的身体状况至少不会如此迅速地恶化。
事情要追溯到1969年7月。对于台北市民来说，这是个游热难耐的月份；对于蜗居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来说，这是个政治上出现“地震”的不祥的月份；而对于蒋介石来说，1969年的7月可说是一个极不安分、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不幸的月份；更可以说，这个不祥的7月是蒋介石生命中无数个重大转折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
按照蒋介石既往的生活习惯，每年7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这一对老夫妇都要从他们在台北的士林官邸迁移到阳明山官邸避暑。蒋公夫妇出行，是台北军界和警方的一件“通天大事”。为了确保安全，以蒋介石夫妇确定迁至阳明山的那天清晨起，通往阳明山官邸的仰德大道沿途使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宪兵。这条“仰德大道”是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专门拨款修建的，其路况和公路等级是台北市郊最高级的。当然，因为要上山，公路是依陡峭的山势修成的，这一点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尽管路况极佳，尽管保安警卫措施严密，一场意外的车祸还是发生了。
那是一个丽日晴阳、热风扑面的下午，蒋介石的车队疾驶出士林宫邪，风驰电掣般驶上仰德大道。当车队高速经过岭山附近的一个弯道时，前卫导车的司机突然发现前方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的班车停靠在路边，那是班车的一个中途站，正有人上车、下车。因为是弯道，前卫导车的司机不可能看清这部班车的后方是否还有来车。而且以这位司车的习惯来讲，他开的是“总统”前卫导车，永远畅通无阻，永远没有被阻塞、被勒停的可能。在他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礼让”的概念，也无须“预见”突然出现的复杂路况。一句话，这是一个骄横惯了的司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个十分低能的司机。因为与一般的司机相比较，他所缺少的正是应付紧急情况和处理复杂路况的能力。于是，前导车在这样一位司机的驾驶下，没有减速，照直冲了过去。
意料之外的情况出现了：一部吉普车突然从公路局班车的后面拐出，并全速超车，飞一般向山下，直对着前导车冲了下来。很显然，驾驶这部吉普车准备回城度假的陆军军官也没发现“总统”的车队。为了避免撞车，前导车的司机本能地实施紧急刹车，把刹车闸一脚踩到了底，轿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虽然猛烈前冲，发出刺耳的尖啸，可是毕竟停下了。如果说前导车的司机骄横成习，没有“礼让”与“预见”的思维习惯的话，那么蒋介石座车的司机就还得加一个“更”字。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为蒋介石开车的司机是否还知道刹车装置在什么地方！关键时刻，“总统”座车毫无反应，猛地撞在了前导车的后尾部。万幸的是，紧随在“总统”座车后面的“随车”司机平时专门演练的就是刹车技术，这一回总算派上了用场，及时将车刹住，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总统”座车横遭“围追堵截”，将介石夫妇当场殒命也是有可能的。
这场飞来横祸当然也是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在撞车的一瞬间，蒋介石仍保持着“大总统”一以贯之的坐姿，且手中还握着那根既显示身份又具有实用价值的拐杖。撞车后，他的身体猛然前冲，在泞不及防的情况下，整个身体一下子撞在了前面的双层玻璃隔板上。这一猛烈无比的撞击，使蒋介石的胸部严重受伤，连阴囊都被撞肿了起来，满口的假牙也从口中疾飞而出。当其时，夫人宋美龄正坐在蒋介石的左侧，车祸发生时，她的双腿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当即发出痛苦而又凄厉的尖叫。
对于现场的军警宪兵们来说，这不啻一场塌天大祸。当时，撞车现场一片混乱，保安人员立即将蒋介石夫妇从车里抬出来，急送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伤势，蒋介石的胸部所受撞击最为严重，心脏部位明显扩大。事后证明，这是导致蒋介石日后身体健康迅速恶化的致命伤。
从此以后，一向还算健朗的蒋介石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心脏上的疾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而且严重，甚至出现过心跳骤停的危险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