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范仲淹有远大的政治志向，并最终能在一生中得以实践，与北宋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帝王的治国方针，与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方式密切相关。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皇帝便处于金字塔的塔尖，由他支配权力并操纵权力的运转。但是，作为个体，皇帝的能力、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依赖某一政治群体或某几个政治群体，委托他们共同治理国事，共同组成权力中心。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对萧瑀评价隋文帝时说，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唐太宗将此作为一条历史经验教训来汲取。宋真宗也认识到：“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六，下简称《长编》）历史上，皇帝或信任亲近内臣，或依靠同姓宗亲，或仗恃外姓国戚，或依赖武人集团，中央权力机构中分别出现宦官、宗室、后妃或外戚、武人擅权的局面。
北宋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唐朝兴衰盛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宋代之前，上述政治势力都曾经在政坛上独领风骚，并给中央政治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直接导致一个王朝的最终覆灭。汉代一开始就有吕后专权、吕氏外戚跋扈的动乱，绵延至东汉，宦官和外戚交替把持朝廷大政，外戚又依仗后妃的势力兴风作浪。西晋则亡于皇族宗室的“八王之乱”。被宋人视为最直接借鉴的唐王朝，上述政治势力都曾经作乱一时。论宗室之祸，兄弟、父子相残或反目成仇屡见不鲜，如唐太宗兄弟、唐玄宗父子、唐顺宗父子等等；论后妃之祸，武后、韦后的专权几乎颠覆李唐王朝；论外戚之祸，杨国忠曾成为“安史之乱”的直接导火索；论宦官之祸，唐后期帝王的拥立、生杀大权皆操纵在宦官手中，他们也是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论武人之祸，唐中期以后的藩镇割据和相互战争，最终让唐朝崩溃。所以，宋代帝王对这五种政治势力深具警惕之心。《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载：
仁皇帝问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帝怃然，有间，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
元丰年间，吕公著对神宗说：“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神宗深以为然。（《长编》卷三○三）于是，宋代帝王对这几种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策略。这种抑制的结果，就造成了文人士大夫势力的一枝独秀。因此，宋代统治者做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基本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长编》卷二六）宋徽宗诏曰：“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三二）吕诲则说：皇帝“所与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七）文彦博也曾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长编》卷二二一）御史彭汝砺对神宗说：“陛下所与共天下事者，惟一二执政之臣。”（《长编》卷二八五）左司谏王岩叟对哲宗说：“臣窃以陛下所与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执政大臣而已。得其人，则陛下不劳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则天下受弊而陛下独劳。”（《长编》卷三七○）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将其归纳为“威福在于人主，而治乱要在辅臣”。（《长编》卷一七六）对此，皇帝与士大夫之间也是达成了共识的。
宋代统治者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决策，还基于对士大夫阶层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们坚信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可靠性，这个政治群体只能依附皇室，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皇帝信任这个阶层，因为权力可以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士大夫的主要组成成分来自科举考试，《宋史·宰辅表》列宋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高达123名，占92%。隋唐以后重科举取士，为中下层的寒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不过，隋唐之际士族还有相当势力，他们对科举考试也有一定的操纵能力，因为当时考试还没有采取弥封制，录取是直接面对考生的。宋代庶族与士族的势力对比再度起变化，经唐末五代的扫荡，士族势力荡然无存，加上科举考试公平原则的具体贯彻实施，来自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受益者。宋代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同时废除“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誉录、编排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以保证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
通过科举取士，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弥封制等推行之前，宋代帝王就在科举考试中有意识地压抑权贵大臣。开宝元年（968）三月，因翰林承旨陶 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太祖立即命中书复试，并且规定：以后权贵子弟都必须参加复试。太宗雍熙二年（985）三月，殿试得进士179，宰相李昉之子宗谔等权贵子弟入选，太宗说：“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于是，将他们全部剔除。（《长编》卷二六）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真宗特别“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长编》卷六八）。太祖要求世家子弟复试、太宗所说的“谓朕为有私”、真宗要求的“别坐就试”都是借口，其真正原因是为“孤寒”出仕拓清道路，同时抑制“势家”的形成。开宝八年（974）二月，太祖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长编》卷一六）把帝王的良苦用心说得一清二楚。在帝王的有意识抑制之下，北宋初期的达官贵族的子弟甚至都不敢参加科举考试。如《石林燕语》卷五载：范杲是宰相范质的侄子，“见知陶 、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卷八又载：“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
进入仕途后，这些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也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体部分。如太宗时的宰相张齐贤，“孤贫力学，有远志”；名臣王禹偁“世为农家，九岁能文”；真宗、仁宗时的宰相王曾“少孤，鞠于仲父宗元，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均见诸人《宋史》本传）。这些人都依赖科举进入官场，位至显赫，成为宋室的腹心大臣，宋代统治者所信任和托付国事的就是这个阶层的文人士大夫。
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世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对皇室的依附性极强。他们一旦被罢免，就不再对朝政发挥影响，如果不是皇帝对老臣的恩惠，他们甚至在朝廷中不会留下太多的政治根基。这与魏晋以来的门阀世族士大夫阶层的作为大相径庭。东晋时，王、谢诸世家的势力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即使家族中屡出叛逆罪徒而被朝廷剿灭，也不影响家族势力的延续。
宋代宰相时而自称“措大”，即一介穷书生，这是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一种体认。宰相所体现出来的权威和权势，就是皇帝的权威和权势的反映。赵普三度入相，且独相近十年，不可谓不显赫，然他深自警惕，告戒其子弟说：“吾本书生，偶遇昌运，受宠逾分，固当以身许国，私家之事，吾无预焉。”（《长编》卷二九）英宗即位初，因病废事，国家大事皆取决于二府大臣，此时宰辅们的权力不可谓不大，然当时的参知政事欧阳修对太后说：“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长编》卷一九九）元祐初年，司马光推荐文彦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认为文彦博有“震主之威”，司马光辩护说：“窃惟彦博，一书生耳。……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长编》卷三六八）文彦博被起用为平章军国重事后，“对上恭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日，上屡曰：‘太师少休。’公顿首谢，立不去，时公年九十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四）仁宗时宰相杜衍将他们的进退出处讲得更为清楚，他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张光祖《言行龟鉴》卷二）
宋代史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帝王抉择的正确性。北宋学者邵雍称当代有五大超越前人的盛事，其一是“百年无心腹患”（《邵氏闻见录》卷一八），即没有其他的政治势力对赵宋皇位构成威胁。赵宋王朝是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外族入侵势力所颠覆，从王朝内部来说，横亘两宋三百多年时间，始终没有一股政治势力膨胀到足以威胁赵宋皇位的稳固。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视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说：“宋以后，便看不见篡夺了，天子的地位非常稳固。” 〔1〕 “宋以后”的说法值得斟酌，然对宋代的概括是准确的。宋代从来没有皇帝被摒弃、其他政治势力成为国家主导力量的政变事件发生，维系、支撑宋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就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势力。
宋代士大夫的成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皇帝又因此将他们作为惟一可以信赖的政治集团托以重任，他们的处境自然有了很大的改观。具体地说，落实为一系列的重文轻武的措施。第一，以文抑武。
帝王们“以史为鉴”，总是对时间距离最近的一个朝代的历史记忆最深。宋代统治者面对的是曾经强盛繁荣、疆域辽阔的大唐帝国，这个帝国后期又曾经陷入战火遍野、四分五裂的局面。绵延至五代十国，更是政权更换频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究其原因，无非是其武人跋扈、拥兵自重、争权夺利、割据一方，宋太祖就是依靠兵变黄袍加身。个中因由，宋代统治者心中如同明镜一般清楚。
宋代的建国、治国方针政策，几乎都是针对唐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建立和制定的，以至后来沿袭为“祖宗家法”。宋初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武人为非作歹，不顾国家法纪，势力恶性膨胀。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王彦升，居然在某一夜跑到宰相王溥的私邸寻求财物，太祖知道后十分厌恶。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马仁瑀，向知贡举薛居正私自推荐人选，被拒绝后，竟在闻喜宴日，“携所属士漫骂居正”（《长编》卷四）。权侍卫步军司事王继勋“纵令部下掠人子女，里巷为之纷扰”（《长编》卷六）。这些武人往往没有文化教养，为官素质极差，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即：太祖认为，最次的文臣也要优于武臣。所以，太祖一再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皆见《长编》卷七）。显然，太祖是将信任给予了文人士大夫。宋代开国帝王既对武人深具警惕之心，便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充分信任文人士大夫，在各种岗位上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甚至军事首脑枢密院长官也由文人士大夫充任。
“以文抑武”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在宋代培养起一种轻视武人的观念。武将王德用为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苏仪甫密疏以为王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舆论又认为他“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台谏议论纷纷。宝元二年（1039）五月，王德用终于因此被罢职。为避嫌疑，王德用甚至将自己的住宅也捐献出去。罢枢密使知随州期间，“谢宾客，虽郡官不与接，在家亦不与家人语。如是逾年，起知曹州，始复语人，以为善处谤也”（详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和《长编》卷一二三）。王德用如此谨小慎微，可见武人任枢密使之职所承受的巨大舆论压力以及因此产生的后遗症。北宋另一位名将狄青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狄青因赫赫战功，皇祐四年（1052）六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台谏即纷纷表示反对，言狄青“出兵伍为执政，本朝所无”；这样的任命“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丧乱之政”等（详见《长编》卷一七二），仁宗仍执意用之。次年五月，狄青因平岭南之功，仁宗欲用其为枢密使，遭到了以宰相庞籍为首的大臣们更激烈的反对。仁宗的意志虽然得以贯彻，反对的意见却一直未断绝，以至谣言四起，说狄青“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石林燕语》卷七）；又说狄青“家犬生角”；狄青得京城百姓爱戴，“青每出，辄聚观之，至雍路不得行”；狄青避水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等等。嘉祐元年（1056）八月，狄青终于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排挤出枢密院（详见《长编》卷一八三）。韩琦代之为枢密使，继续打击狄青，第二年二月，狄青便在忧虑中去世，年仅49岁。
王德用，“习知军中情伪，善以恩抚下，故多得士心”。平日谦让大度，以德报怨，荣辱不惊，用为枢密使，连契丹也知道朝廷“得人”（皆见《宋史》卷二七八《王德用传》）。狄青，“为人谨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师行，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与将佐”（《长编》卷一八五）。二人是北宋难得的将帅之材，在北宋外忧不断的年月里，极其需要这样的人才，然他们的遭遇却是如此的相似、凄惨，宋人的“重文轻武”，已经走到了一种极端的片面地步。又，南宋光宗为太子时，其太子妃李氏与太子左右争吵，以至诉于高宗、孝宗两宫，李氏出身于武将之家，高宗因此轻蔑地说：“终是将种。”（详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第二，崇文措施。
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国，便有一系列的尊崇文人士大夫的措施出台。首先，宋代统治者改革科举制度，拓宽文人的发展道路。录取名额大量增加，宋真宗时一次录取竟达1638人之多。宋仁宗时规定一次录取以400人为限，并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者均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若进士及第，即释褐授官，升迁极快。人们对状元更是狂热崇拜，因进士及第已经有无限荣光，何况是一榜之中独占鳌头的状元。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改四年一开科为三年一榜，也就是说三年全国才能产生一名状元。高中状元，荣耀无比。出将入相，荣华富贵，指日可待。太宗时，吕蒙正状元及第，太宗赐诗二首，真宗时蔡齐状元及第，诏赐金吾卫士七人清道，皆成为惯例。真宗咸平五年（1002），王曾连中三元，成为新科状元，翰林学士刘子仪便对他开玩笑说：“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四）宋人有诗咏状元及第说：“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吴枋《宜斋野乘·状元词误》）尹洙曾比较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田况《儒林公议》）这种状元崇拜现象，正是宋代重文轻武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其次，宋代统治者宽厚待士。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北宋没有诛杀大臣之事。南宋权力之争复杂化，出现权臣独断、宫廷政变等白刃化的权力争夺事件，然诛杀大臣之事依然极少。宋代还将有才华的文学之士选入馆阁，侍奉于皇帝左右，“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议论，点校雠，得之为荣”（《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志》）。
再次，宋代统治者所依赖的是位于权力核心的中枢大臣，因此这些大臣的俸禄十分丰厚，为官收入名目繁多，有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加俸（包括职钱、傔人、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各种添支及爵勋供给），职田等。所以，清人赵翼有“宋制禄之厚”、“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之说。
第三，以文为贵。
宋太祖、太宗出身行伍，早年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作为一代开国君主，他们确实具有较为远大的目光，深知“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下治天下”的道理，把建立赵宋稳固江山、治国平天下的热望寄托于文人士大夫。太祖强调“作相须读书人”，自己“晚好读书”，甚至期待“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宋史》卷三《太祖本纪》）。太宗即位后，大量扩充科举录取名额，第一榜（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就取士500人，超过了太祖朝17年取士的总数。太宗解释此举意图时说：“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石林燕语》卷五）并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集中才学之士修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弘扬文化。自太宗朝开始，进士出身的文人士大夫迅速获得朝廷重用，大量涌入二府中枢机构，成为执掌朝政的主要政治力量。宋代第三位皇帝真宗还作《劝学文》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古文真宝》卷首）。这一切并不是空头许诺，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北宋蔡襄有这样的总结：“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端明集》卷二二《国论要目》）
宋代文人士大夫新的境遇，改变了他们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关心国家和社会，有远大政治抱负，而且有实现抱负的机遇。这就是范仲淹能脱颖而出的特定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