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年间，范仲淹俨然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其德高望重已经获得普遍承认。范仲淹的道德情操，对当时与后代都产生深远影响。这样的影响，也可以从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及其传播这样一件事上得到具体体现。
皇祐三年十一月初一（戊申），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唐韩愈文章《伯夷颂》，寄赠京西转运使苏舜元，一时传播甚广，成为北宋文化史上的特殊事件。当时及后世观赏、题跋者甚多，其热烈、隆重之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元人董章跋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韩愈全文如下：
伯夷和叔齐义不食周粟之行为，得到后世更多的肯定和崇尚。韩愈《伯夷颂》从“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的角度出发立论，高度推崇说：“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就事论事，韩愈推许过高，不是平心之论，不足服人。所以，韩愈写作此文后，在范仲淹手书之前，几乎不见人们之引用或评论，传播范围有限，影响甚微。
范仲淹手书此文，完全改变了《伯夷颂》的传播命运。当时便有朝廷重臣、同时是范仲淹政坛上的挚友文彦博和富弼为之题诗。文彦博有《跋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墨迹》诗题于卷后，云：“书从北海寄西豪，开卷裁窥竦发毛。范墨韩文传不朽，首阳风节转孤高。”文彦博题记称：“戊申后三十有七日，许昌郡斋中题。”可见，范仲淹手书作品是先寄到文彦博处，再转送给苏舜元的。苏舜元因此有诗回复范、文二公：“法书遥逐使车还，佳句新从相府颁。牢落二贤天地外，风流三绝古今间。”“二贤”既可指伯夷、叔齐，又可指范仲淹、文彦博，语意双关。富弼同时也有诗题跋：“夷清韩颂古皆无，更得高平小楷书。旧相佳篇题卷后，苏家能事复何如？”文彦博于皇祐三年十月罢相，故称“旧相”。
苏舜元极度珍爱该卷作品，制作副本寄赠政坛和文坛名流，引起一阵题咏热潮。首先是与范仲淹有师友之谊的前宰相、文坛领袖晏殊题咏五言诗：“首阳垂范远，吏部属辞深。染翰著嘉尚，系言光德音。褒崇亘千祀，精妙极双金。题咏益珍秘，用昭贤彦心。”范仲淹庆历新政时坚定的盟友、退休宰相杜衍则有七言诗题咏：“希文健笔钞韩文，文为首阳山下人。宁止一言旌义士，欲教万古劝忠臣。颂声益与英声远，事迹还随墨迹新。当世宗工复题咏，尤宜率土尽书绅。”诸家题咏，皆围绕着伯夷气节、韩愈文章、范仲淹手书三者做文章，高度推许该作品的道德教化作用。与范仲淹有过交往的其他题记者有：前任宰相陈执中、现任宰相贾昌朝、著名书法家蔡襄等。
熙宁、元丰年间，有机会亲眼目睹该作品而题记者更多，如韩绛、程颐等。韩绛诗云：“高贤忠义古今同，手笔遗篇法甚工。宝轴传家当不朽，追怀余思凛生风。”北宋观赏题记者还有黄庭坚等数十人，包括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和范纯粹，南宋则有秦桧、贾似道。后代观赏题记者更多，元代有题记留名的还有戴表元、赵孟 等38人，明代则有王世贞、范惟一等19人，清代有沈德潜、乾隆皇帝等25人。上述所列，乃有文字保留至今者，其他有所题记而散佚不见者当在情理之中。
作品传播过程中，有几件事值得一记。其一，作品在南宋时曾被权相秦桧和贾似道收藏。秦桧题诗云：“高贤邈已远，凛凛生气存。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后人都认为：秦桧这样的败类，没资格景仰范仲淹、韩琦等人。王世贞说：“秦缪丑欲与韩范论心，为之失笑。”有人直接建议范仲淹后裔说：将秦桧和贾似道的题墨删除。其二，贾似道败，该卷作品没入官。宋亡，流入北方。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李戡得之于元大都。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李戡出守姑苏，即拜谒范文正公祠，寻访范仲淹后裔，得范邦瑞和范士贵，将作品归还范氏。元代诸君，皆大德三年后于范氏义庄祠堂中得以观赏此卷而有所题记。其三，元亡，作品被军人掳掠，范氏后裔范廷珍和范天倪曾于军营中见之。王世贞以重金购得，宝藏十年，无偿归还范氏后裔。范仲淹十六世孙范惟一有所题记。其四，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朱勋为云间副守，发现范氏后裔不能守成，将范氏祠堂中诸多文物变卖，包括此卷作品。朱勋急寻购回，交还范仲淹十八世孙范必溶，嘱其珍藏。明人所见，或为真迹，或为副本，皆有所题。其五，清乾隆三十年（1765）春，皇帝南巡至苏州，命礼部侍郎富德祭祀范文正公祠，范氏子孙托庄有恭进献此卷。乾隆观赏后还归范氏，题诗云：“韩辞范楷伯夷躅，俱是千秋第一流。必自卓标天地节，方堪坐解庙堂忧。富文题者真同道，秦贾当之岂不羞？高义园诚赖有此，勖哉何以继箕裘？”群臣皆赋诗纪其事。乾隆四十五年（1780），皇帝第五次南巡至苏州，再题此卷。其六，乾隆六十年（1795）二月，时主奉祀者范仪炯家遭火灾，“先世手泽、祭器为之一空，此卷亦为灰烬矣”（范来宗题记）。墨宝传世745年，题跋者不计其数，终归灰烬，良可叹矣！
上文详细列举留存至今的各个时代的题记，以说明《伯夷颂》经范仲淹手书之后传播之广泛久远。非常明显，是范仲淹为这篇文章添加了全新的生命活力。元代牟 说：“公平生自许忠义，前后缘论谏得罪，至被以诬谤，目以朋党，摈斥远外。而公信道之笃，踬而愈奋，老而愈厉。《伯夷颂》固其中素所蓄积者。”韩愈所论，用来评说伯夷、叔齐或许过当，用来评说范仲淹一生的言行出处，则至为恰当。韩愈文章和范仲淹品格，相得益彰。
范仲淹一生言行及其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在北宋时期有其特定的价值，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有其特殊的意义。范仲淹手书《伯夷颂》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范仲淹作为这种士风转变的标志性人物，得到时人、后人的充分肯定。朱熹极力称赞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朱子语类》卷一二九）之功绩。《伯夷颂》的传播，正是时人、后人对范仲淹言行品德景仰学习的一个结果。王雍叙说欣赏时的感受：“展玩之顷，顿觉忠义之气凛然在天地间，令人毛发竦立。”柯九思称：“观此书者，莫不兴起。”徐贯则明确指出观赏之际这种至深感染力来自范仲淹的“先忧后乐”高尚精神境界，且提醒其他观赏者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当于书法之外求之。”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及其传播的意义，才能够理解历代文人士大夫的热情之所本。
韩愈《伯夷颂》重在道德品格之评说，范仲淹是北宋年间最优秀的实践者之一。范仲淹手书此文的目的就是为人们树立道德榜样，范仲淹自身的作为又成为榜样的一个部分。郭堂说：“（范仲淹）平生独立特行之志，夷险一节，老且死不变，而见于心画者如此。与守桐庐日祀严子陵祠同意。”亦与前此所作的《岳阳楼记》同意。所谓“手书《伯夷颂》，深心怀孤芳”（岑鼎语）。这是人们对该书法作品一个统一的高度认识。宋代士风的转变，北宋诗文创作重伦理道德教化的特征，范仲淹《伯夷颂》手书的广泛传播，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体系。这就是审视范仲淹《伯夷颂》手书传播的特别启示。范仲淹给时人和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和道德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