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邓州期间的文章，最脍炙人口的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在“春风堂”写就的《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所表达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精神，无论对范仲淹个人，还是对宋代知识分子阶层，或者是对宋以后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篇文章是因老朋友滕子京的请求而作。文章开篇就交代了写作缘起：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滕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同年进士及第，是范仲淹的终身好友，前文已经有过介绍。滕宗谅修建岳阳楼的经过，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有记载。滕宗谅修建岳阳楼，既不用公款，也不从民间敛集资金，而是通告当地百姓，有欠官府旧债不能偿还的人，自愿捐献，消抵债务。结果，民间捐献踊跃，修建岳阳楼绰绰有余。岳阳楼建成之后，滕宗谅特意写信给范仲淹，说：“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当时，范仲淹“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所以，滕宗谅不远千里，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范仲淹也欣然同意。文章送达岳阳后，滕宗谅又请苏舜钦书写、邵 篆额，时人称滕宗谅政绩、范仲淹文章、苏舜钦书法、邵 篆额为“四绝”。
《岳阳楼记》中间写登岳阳楼览洞庭湖景色，阴晴或季节不同，风景各异，心情也不一样：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这一段文字骈散结合，生动贴切，凝练简洁，文学造诣极高。登楼所见之洞庭湖景象，已经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文章最后一段的总结文字，将文章立意提高到全新的境界，让这篇文章出类拔萃、传诵千古，成为宋代散文的压卷之作。范仲淹说：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范仲淹有着伟人的胸襟和境界，有着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实践，才能凝练成这么一段立意卓著、超乎寻常的文字，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最高写照。这一段文字，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演变的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换言之，这篇文章代表着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的最后形成，因此成为后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世人寡廉鲜耻，惟利益之所趋，少道义之所存。欧阳修对此感慨良多，云：“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 〔1〕 北宋田况也感慨说：“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义之风荡然矣。”（《儒林公议》卷上）赵宋代周而起，除了军事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以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也是当务之急。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 〔2〕 ，士风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前文曾经介绍北宋特殊的政治环境，这就是北宋士风转变的现实背景。北宋士风转变，经历了一段漫长时间。大约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新的士风皆在形成过程之中。至仁宗朝，这一转变过程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长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宋史·范仲淹传》言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是忠实的儒家信徒。儒家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礼记·大学》要求人人“皆以修身为本”。《礼记·中庸》同样强调：“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因此，范仲淹最重视士人品德修养。从道德自我完善的“修身”角度出发，范仲淹标举儒家圣贤为自己的行为典范。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直谏被贬饶州，作《灵乌赋》，表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无所畏惧态度，文中引为榜样的就是孔子和孟子，云：“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鸣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之气。”《蒙以养正赋》中则标举孟子和颜回，云：“至贤者孟子，在养素而弗违；亚圣者颜生，性如愚而有以。”这些儒家前贤，有坚定的行为道德准则，且能付诸行动，在逆境中不改素志。范仲淹一生都是这样实践着的。范仲淹从“修身”的立场出发，最终要求自己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利国利民。进士中第之前，范仲淹的个人愿望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范仲淹进入仕途，历任地方长官职务，报国利民志向不变。范仲淹一生的从政实践和道德实践，以及北宋知识分子在道德自我完善方面的一切努力，升华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这就标志着宋代士大夫精神新貌的最终形成。
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风衰弊，士大夫少有气节。宋太祖朝士大夫，在五代时大多随时更变主子。如宰相范质，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入宋为相，宋太宗评说其“欠世宗一死”（《宋史》本传）。宋太祖朝名宦陶 ，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宋）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 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其为人“奔竞务进”、“多忌好名”（均见《宋史》本传）。甚至“更事四姓及契丹”的冯道在北宋初年去世时，“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见《新五代史》本传）。时论颠倒如此，正是当时士风的真实体现。王夫之概括且叱责说：“冯道、赵凤、范质、陶 之流，初所驱使者，已而并肩矣；继所并肩者，已而俯首矣；终所俯首者，因以稽颡称臣，骏奔鹤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对也！” 〔3〕
北宋士大夫砥砺名节，风气渐变。王禹偁总结说：“国家乘五代之末，接千岁之统，创业守文，垂三十载，圣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兴矣。”（《小畜集》卷十九《送孙何序》）至宋仁宗朝，新的士风已经形成。这时候的士大夫，往往正直敢言，不苟同时俗，遇事争先，积极有为。他们的言行，明显受到范仲淹的影响。范仲淹之所以能在当时士大夫中成为典范性的人物，原因有三：第一，性格刚毅，坚定执着。范仲淹一生都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早年表达为追求“良相”的愿望，晚年归纳为向“古仁人”看齐的人生境界。为了贯彻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范仲淹敢作敢当，不怕触怒权贵与帝王。刚毅坚定的个性，表现为仕途上的特立独行，卓然于时俗之上，成为当代的表率。第二，政绩显赫，功在当代。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一直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落实到现实行为中。无论在什么职位上，都对当时的国家、社会、朝廷、民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古代士大夫所渴求的“出将入相”的人生最高理想目标，在范仲淹身上得到体现，士大夫群体因此以范仲淹为学习榜样。第三，历任要职，出将入相。由于范仲淹个性与才干过人，也由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相对清明，范仲淹得以脱颖而出，在地方或中央，担任过系列重要职位。甚至遭受贬谪的时候，朝廷对他的青睐依然如故。范仲淹自言：“薄责落善地”、“谪官却得神仙境”，便是对朝廷这份善意的体会。到庆历年间，范仲淹成为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众人效法的对象。受范仲淹影响又能身体力行的士大夫，以欧阳修最为突出。欧阳修在仕途上与范仲淹共荣辱，是范仲淹的坚定同道。欧阳修曾多次上书朝廷，推荐范仲淹。欧阳修对范仲淹“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精神有深刻的领会和极高的推崇，范仲淹移知苏州，他写信称其“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 〔4〕 欧阳修自己也是“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宋史》本传）。无论得志在朝还是贬官外邑，欧阳修都以朝廷、百姓忧乐为己之忧乐。又如富弼，年轻时即被范仲淹誉为“王佐才也”，政治上是范仲淹的积极追随者。庆历时出使辽国，“以死拒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后又与范仲淹共同主持“庆历新政”。其为人“好善嫉恶”（均见《宋史》本传），耿直刚强。其他受范仲淹影响的官员数不胜数，前文屡屡有所涉及。
好友韩琦评价范仲淹说：“竭忠尽瘁，知无不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 〔5〕 南宋陈傅良说：“范子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 〔6〕 宋代士大夫对国计民生关切的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士大夫。苏轼入仕之初，向仁宗上《进策》25篇，提出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案。苏辙应制策之试，极言直谏。这种对现实政治的热情，正是王安石积极从事变法革新的社会思想基础。王安石是这样理解儒家精神的：“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 〔7〕 这一切，完全是范仲淹“先忧后乐”精神的承继。范仲淹也因此成为古代士大夫的楷模。后代士大夫更是对范仲淹拳拳服膺。南宋名臣王十朋说：“先忧后乐不为身，上与夔 相等伦。” 〔8〕 又说：“理郡端如理乱丝，范公往矣欲谁师？” 〔9〕 明代名臣高启站在后人的角度评价且推崇说：“有宋名臣谁第一？公为国家真辅翼。丰功茂烈何煌煌，信与日月争辉赫。”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