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1046），58岁的范仲淹到任邓州。
退出政治中心舞台，移知邓州，居闲休养，从一个角度来说是此时范仲淹的主动选择。庆历五年秋冬之际，范仲淹徙知邠州半年多时间以后，上疏朝廷，要求退居闲职。范仲淹请求卸下边防重任的理由有三条：第一，宋夏和议已成，“彼戎款顺，方用怀柔，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范仲淹在边塞修筑城堡、积极防御的一切措施都已停止，范仲淹在边塞实际上已经无所事事。第二，宋夏“所定疆界，并已了当”。西北前线再也没有需要四路安抚使统筹调度指挥的重大事务，因此可以撤销“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的职务，具体事务交由各路经略使处置。第三，范仲淹“宿患肺疾，每至秋冬发动”。当边塞军务紧急繁重时，范仲淹自称“不敢自求便安，且当戮力”。现在“西事已定”，范仲淹就希望仁宗“察臣之多病，许从善地，就访良医”。范仲淹请求说：“于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邓之间，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亲之至仁，从臣子之所望。实繄圣造，得养天年。”范仲淹此时所作的诗歌里也流露出明确的退隐意向。《与张焘太博行忻代间因话江山作》云：“数年风土塞门行，说着江山意暂清。求取罢兵南国去，满楼苍翠是平生。”
朝廷似乎是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范仲淹得其所愿。事实并不如此简单。范仲淹请求退闲的数点理由当然都成立，从表面上都说得过去，朝廷的处置看起来也无可厚非。但是，深层原因却十分复杂。范仲淹之所以上这样的陈乞状和仁宗的爽快答应，都与上文长篇叙述的政治背景相关。范仲淹充分感受到来自于皇帝和朝廷的政治“冷空气”，知道自己已经无所作为、无能为力，清楚自己不主动陈乞也会被赶离朝廷，才自觉提出要求。仁宗和朝廷政要巴不得范仲淹彻底离开中央政治舞台，范仲淹的陈乞状正合他们的心意，才有如此痛快的答复和决断。否则，范仲淹当初是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巡边主持西北前线工作的，边塞无事，完全可以再回到中书，重新出任参知政事。关于范仲淹的疾病，既然能在荒凉的边塞坚持工作，回到京城更应该没问题，这是让双方都容易下台阶的一个借口。归根结底，范仲淹徙知邓州是当时政治大环境决定的。
邓州在北宋时期一直是朝廷大员退闲居官的处所。北宋一部分州郡，因政务清简、民风淳朴、风景宜人而成为朝廷要员退闲居官的常去处所，朝廷以此照顾老臣，邓州是其中之一。范仲淹在《邓州谢上表》中称邓州为“琐闱清品，穰都善地”，此处“风俗旧淳，政事绝简”。与其他闲郡相比，邓州还有靠近京城的便利。在范仲淹之前，北宋名相赵普、寇准等都曾退闲居官邓州。朝廷这次是以照顾老臣的方式让范仲淹退出政坛中心，然而，范仲淹此时还只有58岁。按照宋朝惯例，大约70岁左右的老臣可以享受这样的恩眷照顾，否则，必有其他原因。或者是该大臣多病体弱，更多的是与权力纷争相关。范仲淹政绩卓著、品德高尚、耿直忠诚，对朝廷和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独裁君主虽然此时已经厌倦范仲淹，对范仲淹心存疑忌，范仲淹的政敌虽然竭力传播谣言、编造口实攻击范仲淹，但是，他们都不敢过分打击或迫害范仲淹，只能以这样相对体面的方式将范仲淹排斥出中央决策层。
北宋退闲宰辅大臣，虽然到地方以后依然是州郡长官，但是许多官员不再留意当地政务，不再留意自己的职权职责，过着彻底休闲娱乐、颐养心身的舒适生活。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载：“是时，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莱公（寇准）虽有重名，所至之处，终日游宴。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厚有所得。然人皆乐之，不以为非也。张齐贤傥荡任情，获劫盗或时纵遣之，所至尤不治。”范仲淹为官做人的境界与此不同，“进亦忧退亦忧”是他的行为准则之一。他在《邓州谢上表》中已经有这样的表态：“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上酬圣造，少罄臣诚。”范仲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范仲淹赴邓州任之前，在邠州时曾经主持重建地方州学。原来校舍非常狭小简陋，范仲淹选定新址，派遣两位地方官员主持工程。新校舍建成后，“长廊四合，室从而周，总一百四十楹。广厦高轩，处之鲜明；士人洋洋，其来如归”（《邠州建学记》）。范仲淹到邓州任之后，邠州学校官员写信给范仲淹，请求范仲淹为新校作记，范仲淹因而作《邠州建学记》。
这篇写于邓州的记体散文，是范仲淹一生从政思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总结。范仲淹庆历政改的主体部分是改造官员队伍素质、改变官员队伍组成结构，这也是范仲淹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其中，创办学校、兴办教育被范仲淹视为最为重要的手段。《邠州建学记》开宗明义，说：“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范仲淹的历史观非常超前，在人才问题上他不赞同厚古薄今的观点，说：“吾观物有秀于类者，曾不减于古，岂人之秀而贤者独下于古欤？”范仲淹认为一切根源在于未能兴办学校、振兴教育，“诚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兴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范仲淹把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抬高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去：“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范仲淹的观点有其偏颇之处，然其对教育的极高重视值得充分肯定。这一方面的作为也贯穿在他平生从政经历之中。
范仲淹在邓州时期，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对教育有如此高度的重视。自然，在邓州兴办学校、振兴教育事业，就成为范仲淹在邓州任期内最为重要的政绩之一。在邓州城东南隅风景优美的所在，范仲淹创建州学讲堂“春风堂”。据说，汉代东方朔曾将孔子比喻作“春风”，所到之处万物生长，“春风堂”得名于此，范仲淹的意图也非常明确。范仲淹时而在春风堂讲学，其子范纯仁、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元祐时知邓州者韩维等一批政界、思想界名流，都曾经在春风堂得到过范仲淹的教诲。范仲淹去世后，当地人将其改名为“花洲书院”，因为春风堂与百花洲风景点连接在一起。且在旁边建范文正公祠，祭祀、怀念范仲淹。绍圣二年（1095），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知邓州，重新修整花洲书院。而后，历代邓州地方官缅怀范仲淹，对花洲书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重建或修建，花洲书院成为中国历史上办学时间最久的场所之一。
范仲淹诲人不倦不仅仅在讲堂上，对地方俊贤也多有教导勉励。庆历六年三月，邓州举子贾黯状元及第，回乡拜谒范仲淹，愿得到范仲淹的教诲。范仲淹说：“你在仕途上不愁不显赫，只有‘不欺’二字要终身奉行之。”贾黯一生不忘范仲淹的教导，经常对人家说：“我从范文正那里学到的，平生用之不尽。”
范仲淹在邓州任期内，勤勉政务。兴修水利，鼓励农桑，澄清地方吏治，邓州一地政通人和。庆历八年（1048）正月，朝廷徙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百姓爱戴范仲淹，拦住前来宣读诏令的朝廷使者，要求范仲淹留任。范仲淹也愿意继续留任邓州，获朝廷同意。范仲淹有《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表示留任后“敢不拳拳民政，战战官箴”？独裁体制之下，人们见过多少晚节不保、退出官场前捞取个人利益的官员？而范仲淹的“拳拳民政、战战官箴”是一生的为官原则立场，始终不渝。地方百姓的挽留，是范仲淹政绩的最好证明。范仲淹辞世后，邓州百姓在花洲书院侧设范文正公祠，表达了对范仲淹永久的怀念之情。
范仲淹老友尹洙此时谪居筠州，病重无药，范仲淹请求让尹洙到邓州治病，得朝廷同意。尹洙到邓州时已经病危，范仲淹曾半夜前去看望，告诉尹洙说：“你平生的气节和行为，我会嘱托韩琦、欧阳修执笔作文，使其永垂不朽。”又说：“我会与众公分俸禄给你的家庭，不会让他们流离失所的。”几天后，尹洙在平静中去世。范仲淹嘱孙甫作行状、欧阳修作墓志铭、韩琦作墓表，范仲淹则为其文集作序，称赞尹洙“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与欧阳修一起改变了文坛的创作风气，“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尹师鲁河南集序》）。可见范仲淹对老友尽心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