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离开朝廷以后，政局果然很快发生巨大变化。不愿意让范仲淹重新回到中央政府执政的政治势力在寻找机会，在想方设法排除范仲淹的政治影响。不久，他们找到了相应的借口，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政治清算运动，将范仲淹许多友人赶出朝廷，彻底削弱了范仲淹的政治力量。这次政治清算的突破点选择在苏舜钦身上。
苏舜钦是北宋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当时与梅尧臣并称“梅苏”，诗风雄健豪放。苏舜钦为人慷慨豪迈，不拘细节。苏舜钦的祖父苏易简是太宗朝参知政事，当朝宰相杜衍是他的岳父。苏舜钦在政治上有远大志向，耿直敢言，时常直接抨击当政，深得范仲淹青睐。庆历四年三月，因范仲淹推荐，召试苏舜钦，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到朝廷任职不久，苏舜钦就有《上范公参政书》直接批评范仲淹，文章中时有情绪化的话语，对范仲淹的批评比较过激，充分显现苏舜钦性格粗放的一面。范仲淹深知苏舜钦良好的出发点，对其书生意气一面并不计较。苏舜钦对自己非常钦佩的范仲淹说话尚如此不留情面，对朝廷其他权贵的批评同样严厉，得罪的人当然非常多。正是苏舜钦这样不拘细节、粗犷奔放的言行和个性，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进奏院每年例行要祭祀神灵，苏舜钦依照旧例，用卖旧纸得来的公款举办宴会，酒宴上还招来了妓女。御史中丞王拱辰在滕宗谅用公使钱一事上曾与范仲淹争执很久，王拱辰将范仲淹等看作自己仕途上继续发展的障碍，他更希望能够趁机赶走当时的宰相杜衍，为自己仕途升迁腾出空间。于是，王拱辰抓住苏舜钦用公款举办宴会一事，指使手下谏官弹劾。酒宴上的宾客集贤校理王益柔，也是因为范仲淹推荐而得以在中央政府任职。王益柔在酒宴上诗兴大发，醉中作《傲歌》，狂放不羁，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之句。这一点也成为王拱辰等攻击的主要目标。宋祁、张方平等大臣都推波助澜，宰相章得象故意不表态，枢密使贾昌朝则是暗中支持王拱辰等作为。他们想通过打击苏舜钦、王益柔等，进而打击范仲淹、杜衍等人。
如何处理这样一件小事，关键在仁宗，他完全可以一笑了之、置之不理。封建官场昏聩无能、贪赃枉法、戕害百姓的事情层出不穷，尚且没有精力一一顾及。况且，宋代是对文人士大夫非常宽容的时代，文人略微过分的言行帝王都是置之不理的。仁宗这次的态度却非常反常，居然为这件事大动肝火，将苏舜钦等交给开封府审理。审理其实是走过场，开封府完全是秉承仁宗的意志办案。庆历四年十一月七日（甲子），苏舜钦和进奏院同僚刘巽都以监守自盗的罪名受到罢官除名的严厉处置，同时被贬官的有：王益柔、王洙、刁约、江休复、周延隽、章岷、吕溱、周延让、宋敏求、徐绶等。办案过程中，由于枢密副使韩琦的进言，对王益柔等人处罚有所减轻。韩琦对仁宗说：“几天来听说宦官拿着命令急急逮捕诸位馆职，骇人听闻。苏舜钦等不过是一次宴会醉饱的过失，交给有关部分处理就可以了。陛下向来仁厚，为什么要自己插手这件事？”韩琦的话说明，仁宗当时亲自派宫中宦官去逮捕官员，直接干预案件。据说，韩琦提了意见之后，仁宗面有悔色。王拱辰等还想抓住王益柔《傲歌》之事做文章，置其于死地。王益柔等罪责越重，范仲淹受牵累的可能性越大，他们是在为下一步政治攻击做准备。韩琦又对仁宗说：“王益柔少年狂放之语，哪里值得深究治罪？国家大事这么多，大臣不与国家同休戚，不谈论国家大事，反而攻击王益柔，可见别有用心，不仅仅是针对《傲歌》的。”有了韩琦的辩护解释，王益柔才得以从轻处理。事后，据说王拱辰很得意地说：“我一网打尽了。”
庆历年间这一场政治大风波异常蹊跷。引发风波的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王拱辰等大做文章还可以理解，仁宗为什么要跟着起哄，甚至有变本加厉的态势？事态变得不可收拾，原因就在仁宗。这时候，宋朝已经与西夏最终签署了和议，契丹不会入侵的态度也已经明了。国家没有外患，必有内忧，这是专制社会的特征之一。没有了外患，仁宗骄奢心就会膨胀，就不愿意勤政辛苦，就不喜欢范仲淹、杜衍等耿直大臣在耳边啰嗦。以往对范仲淹等朋党的疑忌，此时就会迅速发酵，演变成一种抑制不住的恶感。仁宗明确知道王拱辰等打击指向的最终目标，才会如此积极地参与进去。否则，凭苏舜钦、王益柔等年轻低级官员些许小事，决引不起仁宗这样大的兴趣。庆历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己巳），仁宗又特地发布诏书：第一，严戒朋党。诏书说：“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无极，何其德之盛也！”第二，严戒文人“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长编》卷一五三）。仁宗针对范仲淹等的意图太清晰了。对比几个月前仁宗对范仲淹等的信任和依赖，令人心寒！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这一场政治风波就是明证。帝王这样一种迅速变脸的性格，是独裁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独裁品格，只要处在独裁制度之下，必然不可避免。当然，帝王也具备一定的人的情感，仁宗在韩琦劝说下表现出的悔色，说明他还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幸亏还有韩琦在朝廷从中周旋解说。如果这时范仲淹还在朝廷，情形就恐怕不同了，这就是数月前吕夷简所预见到的。
一场政治风波，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范仲淹的友人尹洙在庆历新政期间一直在边防前线，与当时中央政治有相当的距离，这次就没有被牵连进去。于是，尹洙给仁宗上疏，首先批评仁宗以各种借口让谏官欧阳修、蔡襄等离开朝廷，任贤而“不能终”。其次，为“朋党”辩说，指出是否为朋党实际上由君主意志决定。不过，这时候仁宗心意已经改变，尹洙的奏疏就毫无作用。
当事人范仲淹则只能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上表朝廷，要求罢免他参政的身份，委派他知邠州。范仲淹希望用离开中央政府、守卫边疆小郡来表明心迹，范仲淹的请求正投合仁宗此时的意愿。这时候，朝廷政治形势已经明朗起来，仁宗排斥范仲淹等人的意图也十分清晰。前段时间默不作声的宰相章得象这时候出来对仁宗说：“范仲淹向来有虚名，现在他一请求罢政，立即获得朝廷同意，天下之人一定会认为陛下轻易地罢黜贤臣。不如先赐诏不同意范仲淹的请求，范仲淹如果有谢表递交的话，就说明范仲淹是以罢政要挟君王。这时再罢免他就可以了。”皇帝不允许大臣请求罢政之后，大臣要上表感谢，都是例行程序，章得象却在这上面做文章。章得象政治上没有作为，居相职碌碌无为，正是由于平庸，他才特别忌惮范仲淹的敢于作为，担心危及自己的权力，担心被取而代之。但是，算计他人时章得象则显得心思缜密，老谋深算。这样一些苟且营私、卑鄙阴暗的行为正是范仲淹等正直无私大臣不能为、不屑为者，因此，在专制官场上，范仲淹等光明磊落的大臣最终斗不过阴险小人。
事情的发展果如章得象设想的那样，范仲淹果然给仁宗上谢表。右正言钱明逸在章得象唆使下上奏章弹劾范仲淹和富弼。钱明逸诬陷说：范仲淹受命宣抚河东、陕西，听说有诏令戒朋党，恐怕自己罪行败露，就称病求医。一旦发现朝廷对他没有什么处置，就上章“乞罢政事、知邠州”，想巩固自己的权位，消解他人的批评，范仲淹欺诈君主的行迹十分明显。富弼则是“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与范仲淹结党营私。钱明逸最后要求仁宗将范仲淹和富弼“早废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奸诈不敢效尤，忠实得以自立”（《长编》卷一五四）。居然敢污蔑范仲淹等人为“奸诈”，公道何在？天理何在？钱明逸的奏疏是在替仁宗发言，表达的是仁宗的思想。所以，这封弹劾奏疏一上，仁宗就迫不及待地降诏罢免范仲淹和富弼。庆历五年（1045）正月二十八日（乙酉），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职务，改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富弼也被罢去枢密副使职务，改知郓州。同时被罢免的还有宰相杜衍，改知兖州，罢免杜衍的制辞中就有这样的罪名：“颇彰朋比之风。”至此，范仲淹同道基本上被赶离朝廷，朝政就基本上操控在蝇营狗苟、庸碌无为之辈手中。
范仲淹罢政以后，针对范仲淹新政的攻击逐渐多了起来。其实，范仲淹诸多新政法令本来就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多数处于“不了了之”的状态，无需节外生枝，立为攻击靶子。朝廷暗流涌动，攻击新政，真实意图是针对范仲淹，对人不对事。这时候，欧阳修已经完成朝廷所交付的使命，从河东回到朝廷。欧阳修为人“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宋史》本传）。他是范仲淹政治群体中最敢说话和做事的大臣之一。欧阳修当然不容反覆小人攻击范仲淹等，上疏辩护。欧阳修指责这些人攻击新政，“悉涉虚妄”。其原因是他们看见最近仁宗更换二府大臣，改变一些具体事务的处理方式，所以，“小人希合”，欺骗皇帝。欧阳修说：范仲淹、富弼的新政，也都“不是自出意见”，而是“先检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当时臣僚并不论议。近因仲淹等出外与朝廷经画边事，谗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击。只如此事，朝廷不复审察，便与施行。”欧阳修希望仁宗“审察爱憎之私，辨其虚实之说，凡于政令，更慎改张”（《长编》卷一五四）。欧阳修的声音，这时候在朝廷里已经显得非常微弱，仁宗没有予以理睬。
另外一位为范仲淹和富弼辩护的大臣是枢密副使韩琦。韩琦说：杜衍为宰相只有一百二十日而罢，一定是仁宗发现他的过失了，我不敢发表意见。范仲淹是因为西北前线的需要自己要求离开朝廷，也算是有名目。惟独对富弼的处理，朝廷损失最大。韩琦特意绕开杜衍和范仲淹，专门为富弼辩护，希望仁宗依然“以北事专委富弼，以西事专委范仲淹”，恢复对二人的信任和使用。韩琦最后期望仁宗“察臣之心，则朋党之疑自解”。换言之，韩琦是冒着被指为朋党的风险上疏辩护的。果然，仁宗并不理睬韩琦的奏疏。庆历五年三月，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也被排挤出朝廷。
此后，欧阳修再上疏为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辩护，针对朋党、专权二点陈述己见。称四人“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对于权位，四人“避让太繁，不见其专权贪位也”（《长编》卷一五五）。这封奏疏同样没得到仁宗任何回应，仁宗疑忌已深，不愿意听取这一大批他原来最为信任的臣僚的意见了。庆历五年八月，欧阳修即遭政敌陷害，被贬官滁州。
朋党说不足以彻底动摇范仲淹等在朝廷的位置和在仁宗心目中的地位，政敌便有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仁宗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心腹之忧：仁宗没有儿子，皇位继承权没有得到落实，这是一个更加敏感的话题。据说还是夏竦做的事情。他怨恨石介已到极点，就暗中让自己的一位女奴学习模仿石介的笔迹。石介曾有奏记给富弼，期待富弼等能成为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肱股大臣。夏竦女奴学会石介书写笔法后，夏竦让她篡改石介给富弼的奏记，成为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草稿，似乎富弼与石介暗中已经有所预谋。这是谋反重罪，简直是致人以死地而后快。仁宗虽然不与采信，但是，对范仲淹等的疑忌心已经膨胀到极点。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仁宗以“边事安息、盗贼衰止”为理由，罢免范仲淹陕西四路安抚使之职，同时被罢去安抚使的还有富弼、张存。范仲淹改知邓州（今属河南）。范仲淹彻底被排挤出政治中心，不再担当任何重要职务。
政敌对范仲淹、富弼等人的陷害打击并没因此停止。石介已经于庆历五年七月去世，夏竦等却编造谣言，说：石介并没有死，只是暗中被富弼派遣到契丹去了，联络契丹出兵叛乱。又说：石介没有说动契丹出兵，便前往登州和莱州，暗中纠结凶徒数万人，打算起兵作乱。夏竦等进而要求朝廷派员到石介家开棺验尸。这样荒唐的谣言仁宗居然能够听信，居然将此事交付相关部门处理。庆历七年六月，朝廷派遣使者到石介家乡奉符（今山东泰安），真的准备开棺验尸了。此举是对死者莫大的侮辱，有悖孝道，有悖忠厚仁爱之道，所以，当地提点刑狱吕居简坚决反对。吕居简说：“开棺验尸，如果发现石介真的死了，怎么办呢？况且，石介丧葬一事不是自家就能够操办的，应该有许多人参与的。现在只需要召集参加丧葬一事的所有人来询问，如果大家说法是一致的，就让众人具结作保。这样可以落实朝廷旨意。”朝廷使臣赞同吕居简的处理办法。使臣回朝廷向仁宗汇报时，也得到仁宗的赞同，大约事后仁宗也明白此事过于荒诞无理。朝中部分大臣忍无可忍，上疏为石介辩护。侍御史知杂事张升、御史何剡等尽言官职责，上奏章讨论此事。何剡奏章直接指责说：“夏竦岂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疑石介曾被仲淹等荐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这样弥天大谎的真实意图明显指向范仲淹、富弼等人。何剡要求仁宗“照夏竦之深心，素来险诈；亮仲淹、弼之大节，终是忠纯，特排奸谋，以示恩遇”（《长编》卷一六○）。仁宗并没因此惩处夏竦，偏袒之意非常明显。此事给活者带来诸多灾难和麻烦。首先是石介的妻子儿女都被朝廷羁押，移送他州管束。等到辨明事实后，才回到家乡。其次，富弼罢京西路安抚使，从郓州徙知青州，一度十分惊恐不安。风波过去之后，富弼仍兼领京东路安抚使。换句话说，范仲淹等虽然离开了朝廷政要的位置，政敌依然认为范仲淹等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依然想置范仲淹等于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