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12.4 旧金山—伦敦—北平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和英美联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亚洲，中国艰苦地坚持了对日抗战，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占了明显的优势。这年秋天，便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在华盛顿郊区乔治城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为发起建立联合国做准备工作。1945年2月，雅尔塔苏、美、英首脑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由美、英、苏、中四发起国，于3月5日向已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国家，发出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包括顾问共11名，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胡适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①

4月25日，正当美苏两国军队在德国领土会师的这一天，胡适出席在旧金山开幕的创建联合国的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两个月，于6月25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全体会议，无保留地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天又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会议厅举行了签字仪式。然而胡适却借口反对极权政治，不同意《宪章》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的规定，而没有在《宪章》上签字。

旧金山会议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对日作战，6月22日美军攻克冲绳，并于8月6日和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中国军民转入全国规模的对日大反攻，苏联也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于是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之间，在关于战后和平、民主问题上，斗争复趋激烈。

胡适使美以来，仍始终抱着反共立场，曾为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辩护，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需之举动”。②1944年9月，美国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名义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他与蒋介石一唱一和，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换取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的阴谋计划，抵制和反对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又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去重庆举行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当时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也为此专程飞到延安。

胡适自然也十分关注“国共关系”。③旧金山会议期间，他曾与董必武讨论战后政治问题，也劝中共放弃武力，从事“和平奋斗”，遭到董必武的驳斥。8月24日，胡适又致电毛泽东，电文云：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二十四。④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国内和平，决定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后，便收到由王世杰面呈的胡适这个电报。重庆谈判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正是胡适电报所说的“武力”问题。在谈判中，毛泽东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的无理要求，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也作了一些让步。经过43天的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于17日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其中谈到关于军队“武力”的问题，说：

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48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263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43个师，占七分之一。……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⑤

这是对蒋介石的答复，也可以说是对胡适电报的答复。

这时的胡适，又成了文化教育界名声大噪的风云人物。人还没回国，舆论却造得很响了。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拟请他出席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即后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返国就任前，由傅斯年暂行代理。9月13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颁给胡适胜利勋章一座。11月1日至16日，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⑥在伦敦出席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参与制定了该组织的宪章。会议期间，他曾提议于1949年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并往牛津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直到1946年6月5日，胡适才由美启程返国，在海上航行30天，于7月5日抵达上海。他在南京、上海勾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月底才到北平，住进东厂胡同1号一所十分阔绰的宅院里。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回国的这段时间，蒋介石正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部署并发动全面内战。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又被推进了战争的深渊。国民党政府又在全国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就在胡适回抵国门十天之内，知识界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二位先生，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一般有良心的人都感到失望苦闷乃至忿怒，盖原意中事”。⑦而胡适却与“一般有良心的人”都不同。7月20日，他在上海文化教育界名流举行的欢迎茶会上，还劝人不要悲观，说：

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末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⑧

如果说这是胡适的“乐观主义”，那么，他在北平对记者谈话，竟宣称“中国民主有了进步”!⑨这样颠倒的“乐观”，不迹近阿世吗?

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复员复校后的开学典礼。胡适以校长身份首次对全校员生讲话，便抬出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的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要大家深省；他提倡所谓“独立的研究”，要大家——

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⑩

可以说这便是胡适给“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加的注脚，并无甚么深意。而当内战硝烟弥漫，青年学生向往民主自由进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广泛开展的时候，胡校长却反复申说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用意还不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