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12.1 由低调到抗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笼罩着多难的华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诉着，从卢沟桥下流过。桥两边石栏上精刻的485只狮子，瞪着大眼凝视着：

日本强盗的铁蹄踏上了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奋起反击，揭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第一幕。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离平南下，去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集的谈话会。16日谈话会开始，蒋介石致辞谈到这次事变，还在说：

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同时，讲话也号召全国人民：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

蒋还徘徊在和战二策之间。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9日返回日本，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就是蒋介石定下的调子。他从不抵抗转到了“应战”，但仍幻想对日妥协，希望“和平”。

胡适在谈话会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谈教育问题，提出“国家高于一切”和“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山上，蒋介石请吃茶，冯玉祥送煎饼，汪精卫邀聚餐，又与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武人会见，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晤谈，又到庐山暑期训练团讲演颜习斋的哲学。他的应酬颇多，高兴之余，还写了一首诗：

胡适是当教员的人，以说话为职业，平素又喜好演说，他在山上自然也到处说话，锋头十足；只是在抗日问题上仍唱低调。

7月28日，胡适下山去南京，又做过不止一次的所谓“和平的大努力”。他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都是当日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③7月30日，胡适与高宗武等人“深谈国事”，决定由高宗武去打通与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线。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宣布决定作战，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胡适对蒋的抗战决定仍持怀疑态度，但又“不便说话”，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向蒋进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他一直在做着“和平”交涉的迷梦。④

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7月31日，他复蒋廷黻的信，中说：

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⑤

胡适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他看到了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然而以乐观主义著称的胡适，在抗日问题上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观论者。他并没有从“和平”迷梦中完全醒来。

8月2日，胡适记下了他还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方案，如下：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⑥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胡适等人的和平幻梦便彻底破灭了。到9月初，仗打了一个多月，胡适的思想也逐渐乐观一点。他离国赴美前，去看汪精卫和高宗武，还劝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哩。他对高宗武说：

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⑦

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倾向于支持政府抗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