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11.4 “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

1935年初，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①很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注意，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

2月间，《独立评论》刊出吴景超的文章《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②吴氏把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分为折衷派、全盘西化派、复古派。他自称折衷派，着重批评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而认为胡适与十教授一样，也是折衷派。不久，陈序经先生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也说胡适是折衷派。但他认为，胡适的整个思想，“虽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为胡氏的主张，是与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十教授宣言一样，也“未免有点冤枉”。因此，他“希望胡先生来给我们一个解答”。③

其实胡适对这个问题早有主张。1929年，他为英文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在那篇文章里，他使用了两个意义不尽相同的词，一个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这两个词意义虽然不尽相同，但胡适的态度却是鲜明的：既反对“抵抗西洋文化”的复古派，也反对“选择折衷”的变相保守论。而现在，吴景超、陈序经两位都说他是折衷派，甚至说他是与十教授同调的折衷论者，他自然有些不服气。于是，便立即回答陈吴两位，表明他对这次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态度。他说：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④

胡适虽然声明：“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反对折衷论；但他的认识，事实上却倾向于一种历史的自然折衷论。

十多天后，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⑤申说的也是这种反对折衷，却承认自然折衷的历史见解。他相当尖锐地批评十教授的宣言，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清末洋务派维新派那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翻版；“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十教授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胡适不赞成十教授宣言的折衷论，一方面是因为它完全可能给主张祀孔读经的何键陈济棠等顽固势力作烟幕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绝大的保守性(即惰性)，无论怎样激烈的变动，“绝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那“中国本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摇的。因此，他的结论说：

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

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他反对妄谈折衷，只是为了反对极端保守的顽固势力。他自己明确主张的仍是历史的自然折衷论，在实质上与折衷论相接近，却与“全盘西化”相矛盾。因此，在这篇文章里，胡适便不再使用“全盘西化”的口号。

这年6月，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⑥便说“全盘西化”确有语病，干脆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他说：

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从此，胡适便公开与折衷论妥协了。在“充分世界化”的口号下，他明确宣布：

“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甚至也“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无论是“全盘西化”，或是“充分世界化”，都是与胡适的中西文化观分不开的，是他对中西文化认识的一个具体反映。两个口号并没有实质上的太大的分别。

如何评价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可以写成一本专书。

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与本文有关的几个要点：

第一，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学者，能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观察比较东西文化，认识西方近代文化的优胜先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因而“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东方的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并积极倡导文化革命，主张自由输入西方文化，以打掉我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这显然具有反宗法专制的革命意义和进取精神。

第二，胡适又是一个历史学家，能以历史的观点，认识文化发展、交流、演变的复杂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主张“整理国故”，分清“国粹”与“国渣”。他攻打旧文化的衰颓朽腐，不遗余力；而对老子、孔子的评价，对宋儒清儒治学方法，及白话传统小说等，也不乏肯定和赞扬。对西洋文化有时也能看到它的“历史因袭的成分”。这就使他的认识比较能切合实际，比较科学。

但是，第三，胡适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束缚了他的世界眼光，因而只颂扬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拒斥西方科学思想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束缚了他的历史眼光，因而否认宗法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只是祖宗造孽太深，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不能把罪过“归到洋鬼子身上”，自然也不可能认识反帝反宗法专制的人民革命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四，胡适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主张“拼命走极端”：颂扬西洋文化，便一切都好，过分美化；指摘东方文化，便一切皆坏，“百事不如人”。这是五四时代形式主义向右发展的一个具体表现。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的上述优点与缺点、正确与局限，也基本上决定了“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这两个口号的长处和短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胡适极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1928年6月，他写《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中西文化的差距，主张国人要觉悟，要责己，要发愤图强，学习西方的长处，反对“夸大狂”的偏向，自然都不错；但胡适在美国的文明面前，显出了极度的民族自卑感，不免言词过于偏激苛酷，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都不如人。”⑦胡适的这种民族自卑观念，曾有多次表述，而最典型的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说：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

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⑧

尽管这里抨击的求神、迷信、逃荒、瘟疫、破坏山林等等，都是事实；我们民族文化的落后，民众的愚昧和麻木，也是事实；但是胡适不分析造成这种愚昧落后的复杂社会根源，却笼统轻浮地嘲骂我们整个民族“又愚又懒”，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这就太出格，会伤害中华子孙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胡适常使用一些过分苛酷的言辞，似乎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其实多是愤激之词，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种反省责己的态度，反对国人浮躁懵懂的“夸大狂”倾向，并不能因此认定胡适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曾致书吴稚晖，说“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徼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这是何等的民族自悲和虚无倾向!然而胡适对民族前途还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吴稚晖的悲观论调和虚无主义，故又说：

然而我终不忍不作一点“好梦”。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终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许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们自己看得见与看不见收获，也不算什么。⑨

在胡适看来，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浅薄，往往当不起环境的逼迫，往往成为环境的牺牲；而像我们这样“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⑩这样的认识与态度，显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能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