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10. 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的遭遇

胡适说，他“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他所撰写的“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应可证明，他的这句话确是一句实话，也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与亲日派不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1933年5月23日，正当蒋介石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乞和的时候，离北平60余里的怀柔县附近，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五十九军的一千多名将士，与日寇展开了一场壮烈的血战。

战斗从早晨四时开始。中国健儿们冒着敌人飞机的侦察轰炸，赶筑阵地，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坚守到了下午，因为停战协定已签订，上级便命令他们撤退。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又听到那丧权辱国的停战消息，更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抗敌机会，一直坚持战斗到下午7时才撤下阵地。在这次战役中，有203位将士壮烈殉国。

后来，国民政府将这些抗日战死将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树碑纪念。傅作义将军特意请胡适为公墓撰写碑文。胡氏欣然允诺，并为抗敌将士“最壮烈的血战”所感动，以极端敬仰的深情，写了一篇白话碑文，由钱玄同书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这就是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中愤怒谴责《塘沽协定》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是“国耻”，热烈歌颂抗敌将士的壮烈血战和英勇殉国的精神，说“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最后的铭文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203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①

碑铭所表达的，正是我中华子孙的民族大义和对殉国英雄的无限敬仰之情!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阴谋吞并华北五省。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军的压力，6月初，由亲日派大将何应钦出马，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断送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又取缔反日运动，“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掩藏”，连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也在“取缔”之列。胆小的何应钦“打了几个电报给傅宜生(按：傅作义字宜生)，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帜，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森题写的“河山壮气”一个匾。7月5日，胡适曾随同傅作义将军同去绥远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胡适原来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这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竟被国民党政府自己先“埋葬”了!胡适站在这203个国殇的墓前，真是不胜感慨，悲愤交集，援笔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诗，词云：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②

胡适虽然长期唱低调，不主张：“提起铁匠铺的大刀”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因而不主张对日作战；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汉奸，却也饱含着不满与悲愤。他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还保存着中华民族子孙的民族气节。

他对中国外交方针的见解，便明显与亲日派的汪精卫有别。胡适是英美派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侵略者的认识，还是很鲜明的。他曾在《独立》论外交政策说：

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我们若因为怕疯狗，就连朋友都不敢结交了，那就不够资格做朋友了。③

胡适在外交上主张“多交朋友，谨防疯狗”，即是与苏、美、英交朋友，共同对付日本这条疯狗。汪精卫却不赞成胡适的主张。他在给胡的信中说，即使苏、美、英幸而战胜日本，但“我国已成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④汪氏散布这种悲观论调，是为他的亲日降日方针张目的，在当时的一些亲日派里颇有市场。胡适不能同意这种悲观估计，认为对国际要有“一点信心”。他指出：“我们若先疑虑乙、丙、丁(按，指苏、美、英)来瓜分或共管，那么，除了投到甲国(按，指日本)的怀抱去做朝鲜，还有何路可走呢?”胡适的调子明显比汪精卫要乐观一些，他自己说：“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⑤他的所谓“高调”即是反对亲日派的投降外交，但也并非主战，而是寄希望于国际，主要是美、英、苏的援助。胡适后来也一再强调国际路线不可抛弃，要充实欧美方面的外交人才，并说：“我们必须抓住苏、美、英三国，万不可贪小便宜，失去世界的同情”。⑥从以后世界反法西斯大战的实际发展情形来看，胡适所论外交方针的这一点，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远见卓识。

1936年5月间，华北局势“曾有很大的混沌酝酿”，投降气氛颇为浓厚。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侵略者订立了秘密的《华北防共协定》。但宋哲元统率的二十九军，毕竟是曾经在长城奋起抗日过的军队，5月30日夜的干部会议，便决定方针不变，不脱离中央。胡适得知此情，于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进一步晓以民族大义，其中说：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⑦他对汉奸国贼的斥骂，对卖国行径的谴责，都是正气凛然啊!胡适又亲自去拜望过宋哲元，为宋陈说“不丧失主权”和“服从中央”两大原则。⑧自然，他所竭力维护的“国家统一”，“服从中央”，都是指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是，在那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却也只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可望勉强统一中国，统一全民族，来共同抗战，这不是中国当日的现实吗?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和平解决，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终于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建立起来，使全国进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