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不但是一位闻名中外的革命领袖，而且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革命导师。他循循善诱地宣传教育，使多少人茅塞顿开。
一位政治不成熟的青年，聆听了他生前的一次谆谆教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在中山先生（1924年）10月30日由韶关回到广州后11月初旬的一天，确切的日期我已不能记忆，被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所驱使，使我必须去晋见中山先生，虽然我知道他当时十分忙碌，而我又刚刚痊愈只能缓缓步行。
那天我振作起精神从颐养院乘电船到达位在广州河南的大本营码头，不期与吴铁城先生相遇，于是就同他边走边谈地走向大本营，他好像忘了我是大病初愈，步行甚快，使我很吃力地才能追上他的步伐，到达大本营后他就和我分手，我在大本营楼下好不容易才喘息过来，慢慢地扶着栏杆爬到楼上去，当我步入中山先生客厅门口，把头越过屏风向内看时，看见中山先生和程潜正在那里谈话，我马上把头往外缩，不愿意打扰他们。不料中山先生已经看见我了，便叫我进去，以很惊讶的神气问我道：
“你的脸色为何如此苍白？身体为何如此瘦弱？你害过大病吗？”
我恭敬地答道：“是，我刚刚从医院里出来，害的是严重的伤寒症，经过了一个多月病魔缠绕，近几天才能勉强走路，听说先生要北上，特来请示大本营法制委员会的工作此后应当如何进行。”
总理道：“你所说的伤寒症是不是英文的 Typhoid FeVer？这一病症患了很严重，应好好当心，多多休养。”
他慈祥悄梯地关心一个青年人，真诚有如慈母，令人至今追思怀念。总理命我搬一把椅子，对着他和程潜所坐的苏发椅子的中间坐下，中断了他和程潜的谈话，而问我要问的是些什么。我看当时总理的神情好似程潜正向他要粮、要饷而不得解决，我的到来好像是解救了他那时正摆脱不了的困扰似的。这是最稀有的一个机会，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亲聆他的训诲，自此以后虽仍看见过他几次，但已不能亲切面聆他的教训了！
总理说：“这次北方的同志推翻了曹、吴军阀，国家又呈露出一个统一建设的机会，我这次北上要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来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国家的独立；要把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政纲提到国民大会予以通过，来重奠国民革命的基础。”
我忽然插嘴问道：“为什么把本党宣言政纲提交国民会议通过便叫重奠国民革命的基础呢？”
总理答道：“宣言政纲现在只是本党所决定的，是我们一党的宣言政纲，实行的责任只在我们一个党，经国民会议通过之后，便成为全国国民的政纲了，全国国民便都有责任来实行，这就是重奠国民革命基础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的意义。”
我听了总理这一精辟的议论，忽然明白政治学上的由事实的政权通过到法律的政权的微妙之所在。
总理继续又问道：“目前建国大纲已经公布，正广泛征求各方的意见中，你有什么疑问吗？现在我们要准备新国家的建设了，法制委员会最好根据建国大纲制定一套地方自治实行的计划和法规以备将来之用。”
说到总理手订的建国大纲，我至今真是感觉惭愧，建国大纲制定于1924年4月12日，我当时并未加以重视，等到同年9月24日公布，我适在病院中，在寒热退后才有机会加以逐条略为研究，总理问我有什么疑问时，我便一口气提出了18个疑难之点。实则建国大纲全文只有二十五条，我竟有18个疑难之点提出，真所谓少不更事了。如果不是总理宽大仁慈爱护青年，可能误会到我有意与他为难。我每一问题自信都不是泛泛的无的放矢，不是基于书本的知识，便是陈述个人独特的见解，虽然那时还年轻，知识学问尚未到成熟的地步。
总理在答复我每一问题时都不厌其详地为我说得十分仔细，并好似鼓励我畅所欲言的样子。有时他抿着嘴，两只慈祥的眼睛总是盯着我微笑，好似今天非把我这顽皮的孩子说服不可的样子。这是我一生中上的最最有意义的一课，也是总理中山先生给我上的最后的最难忘的一课。至今我心里仍然存着一个疑问自己不能解答，我常常自己问自己，究竟那天我对建国大纲所提的18个疑问是些什么，我竟连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常把建国大纲二十五条逐条细读来回忆当日那些问题，但就连一点影子都找不着了。我又常常清夜自己思量：我40年前向总理所提出的18点疑问，究竟是我那时的知识学问见解比现在高明呢？还是由于我现在的退步，以致再也寻找不出那些疑问来？
我的答案是：那时我年轻幼稚没有把它完全消化，现在我自然比当时成熟多了，所以便追寻不出那时我对建国大纲二十五条所提那些幼稚的疑点。的确，我们要知道中山先生的学问思想，必须经时愈久，学养愈深才愈能发现其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