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追随者，亲领教诲，虽留琐事片言，但所道嘉言就行，亦见潜德幽光，予读者以回味。
囊昔随待，虽承训甚浅，而耳提面命，警刻所闻，威仪所接，即琐事片言，亦有足以仰窥总理之大者，兹略述其平日生活人所鲜知之嘉言畅行二三事，借阐潜德幽光，其亦读众所乐闻者钦。
总理于前清光绪三十三年间（1907）在伦敦图书馆看书的时候，一天遇着俄国一位著名革命党人。总理问他：“俄国革命要多少时候才能成功？”他答：“要100年。”他问总理：“中国革命要多少时候可以成功？”总理说：“30年。”而俄国革命于1917年成功，距说话时12年，我们辛亥革命成功（1911年）早俄国六年，距说话时间仅6年。俄国初期推倒沙皇统治的是克伦斯基政府。其第一次大战俄、德激战方酣，列宁利用民众厌战心理，提出“停战要面包”的口号，把克伦斯基政府也推翻了；这种成功是利用时机，有点近于豪夺巧取。中国革命由总理个人倡导，赤手空拳，经过近20年的奋斗，到辛亥卒告成功，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时势环境，要比俄国艰难得多。故常举此事鼓励同志，并常说：“鼓吹革命。”意即创造革命环境，鼓动革命风潮也。
在革命初期总理以其理论和热诚来说服同情革命者很费唇舌。往往说服一个人要花上半年数月的时间，甚至有遭闭门羹之遇或背后讥骂者，但总理抱着宗教家传教的热忱毅力，不断宣传，由说服一二人而至百数十人，积土为丘，从一点一滴做起，辛亥革命以前的党人不满千数，而清室因此遂屋。总理说话深入浅出，使人易于了解，并受感动。总理之见孙眉公，起初还不明白革命主张，经总理反复陈明，也就倾家析产以助革命。当时反对总理的人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听他说话，只要听过他的话便会着迷地相信他。在沪、粤时，或有拟向总理质辩，及同志中有牢骚者去见总理，但一经接谈解释，无不满意而出，可见总理说话的动人力量如何。
总理重言诺，守誓词。在民元就职临时大总统时，他在告国民书里说：“民国成立，文即解职。”后来清室退位，他就把总统让给袁世凯，当时有很多同志极不赞成，但总理为践诺言，终排众议。中华革命党成立之时，党人均具誓词，总理率先宣誓。总理对于诚信两字，始终贯彻。
总理从1917年护法南下至1925年，时局鱼龙曼衍，扰攘不已，北方军阀黩武私争，粤局亦内叛迭起。总理前后往返广州六次，计1917年8月，粤非常国会举总理为大元帅，1918年5月，粤非常国会为桂系岑春宣、陆荣廷所挟持，将大元帅制改选为总裁七人，总理辞职离广州赴沪。1920年粤军回粤讨莫荣新，总理于1920年冬回粤。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总统。民1921年冬总理北伐，赴桂林设大本营。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总理于8月9日离粤赴沪。1923年二月15日讨贼军入广州，陈走东江，总理于2月21日回粤。1924年9月13日第二次北伐，总理赴韶关设大本营，11月12日离粤应段棋瑞邀北上商国是。这一段时间，应付纷芸局面，奔波于粤、沪、津各地，劳瘁极矣。北上时已略有不适，沿途风浪很大，使胃失常，肝病遂发，竟至不起，为国为民，询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
1923、1924年间，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盘踞广州，恣意跋扈，鱼肉市民，无所不为，总理极为痛心！有一次对之大加谴责说：“广东为我桑榟，诸君来粤是为革命，革命是救民不是扰民，扰民便是反革命。今各军所为，民心积怨，诸君反躬自问，何以对我，更何以对老百姓？”又滇军师长范石生尤称暴虐，范与杨庶堪私交颇笃，时杨为粤省长，总理嘱杨警告范石生。盖总理每闻军风纪败坏及扰民之事，莫不发指。有一次在办公室中，欲以首碰壁。法文秘书韦玉见状惶急劝阻，并电话告我。其爱护老百姓“如保赤子”之心，于此可见。
总理患肝病，常认为胃病，一度有由日本友人营野长知及山田纯三郎介绍日本医生来华诊治，劝多进不易消化食物，以刺激胃的机能，增加消化力量，总理以为然。自是进食，多用粗硬之物，且欢喜吃咸蛋，云有助于胃的调理。粤人吃咸蛋，不喜剖开，在壳碎一洞，以箸掏挖而啖。粤人嗜吃，俗谚有“食在广东”之称。30年前，即有百元之鱼翅酒席，1923年，杨希阂宴总理于广东农林试验场，席上有价值百元鱼翅，总理当时似有所感触，徐言曰：“我为粤人，鱼翅亦为粤之名撰，但吃此尚属第一次。”时我叨陪末座，总理复顾我日：“铁城亦曾尝过此价昂之佳肴否？”我答以此亦初次。我暗揣此时主人闻之，不知心中当作如何感想。
总理仁慈宽大，对人过失，每冀其能悔过自新。陈炯明叛变后，仍据东江惠州，总理回粤，陈一次攻至石牌，一次攻石龙。1924年总理北伐设大本营于韶关。时本党长老吴稚晖先生由邹海滨同志陪同赴韶关晋言，求总理许其有自新之悟悔，稚老一片婆心，几为揖下，总理仁恕为怀，乃勉允由陈书面谢罪。但陈终不知海，至1925年东征军攻惠州方消灭其势力。时古应芬任大本营秘书长，我兼参军长。更忆1923年间，有一天，湖北同志田桐报告大元帅，云有上海法国租界巡捕房侦探杨玉山秘密来广州，此人在沪为虎作怅，曾逮捕许多党中同志，应加逮捕惩办。（最近不久，偶然居正先生谈及此事，承告知：以往住在上海法租界同益里时一度被捕即为此人引捕他）我即将杨逮捕（其时我任广州公安局长）。凡在沪为杨陷害的人都出来作证，审讯结果，判决枪毙。我呈报总理核批，总理未有批示，总理夙主废死刑，从不批示杀人，虽乱世不能不用重典，但于其仁慈悯恻之心为不忍。又有一次，一个以前反对总理的北方小官僚，大概潦倒不堪，竟来广州想见总理找点小差事，同志中有主张将其拘禁者，总理说，他已景况堪怜，不接见他就是了，何必将之治罪？其不念旧恶如此。1922年间，程天斗在粤筹备广东省银行。在外国印钞票，运到时陈炯明叛变，未发行。存储沙面，其后事定回粤搬回，少去一箱，有人告发程事先已偷运香港发行，总理即扣留查办，组织军法庭，派胡汉民为审判长，我为检察长，程辩不承认，总理关照不可用刑逼供，他说：“给他硬饼干吃，不准饮水，他就难受了。”
1921年总理赴桂林督师北伐时，孙夫人宋庆龄未随赴桂林。仅到梧州送行，即由我陪送回广州。因为那时有许多干部同志以为“妇人在军中，兵气怨不扬”。不赞成总理索夫人同在军次，总理笑颔从之。这种守旧观念，总理或不置怀，所以然者，从纳众言也。
总理好客，对人和蔼有礼，来见之客，无论何人均予接见。一天，有两位外国人踵见，马湘时为侍从副官，传禀总理曰：“有两个‘番鬼’来见。’总理语之曰：“什么‘番鬼’何不言西人。”盖“番鬼”为粤人称西人之俗语，颇不雅。其在广州居住观音山总统府时，常与陈少白、杨鹤龄、尤烈在一起，辟观音山上文澜阁以居之。生活与共，言谈不拘。人谓为嵩山四友。其时还邀约吴稚晖、张静江。章太炎请老友同来居住，但或以道远，或以事阻，均未能来，且曾一度邀章太炎任总统府秘书长。盖总理每喜有老友在左右，可以纵谈各事。孙哲生同志性不喜应接，偶厌见客，人有微词，总理以为失礼，嘱我传言颇致诲示。总理健谈，但客来如谈及其当时所注意之问题者，则听取意见，不厌其详，亦申说己见，滔滔不倦，而其学问广博，无不中肯。
初，总理拟在粤创办中央银行，已发表林云咳为行长，宋子文同志从沪由美学成归国，孙科、陈友仁、伍朝枢及我商及以为宋子文为宜。由我等陪同孙夫人赴石龙见总理，子文亦偕行。时总理在石龙督师，以车厢作行辕。总理日：“子文为一初归国留学生，对革命未有功勋，俟有劳绩再说。”后林云障未就行长职，始由宋子文主其事，惨淡经营，遂有以后基础。开办之时，总理谕知我由公安局借掇3000元，今手谕尚存中央银行。
总理的生活极为朴素简单。饮食俭省，以调理胃病关系，或在晚间吃一小碗燕窝汤，为惟一奢品。在士敏土厂大本营时，无浴室设备，以上海带来的行军用帆布浴盆代替磁盆。性嗜读书。1914。1915年间我到檀岛，许多老同志为我道述总理幼年在檀岛读书及后在檀岛创立兴中会时生活故事：云总理常到檀岛图书馆阅览群籍，偶有余钱，辄用以购书，其好学精神，实为人所不及，故生平藏书亦丰。在沪在粤常直接向外国订购书籍。其所阅读不拘名著与否，如去年来台之威廉博士，曾著一书名《经济史的诠释〉（Eec- nomicinterprtation of History），并非畅销之书。总理亦购间之。总理又爱读地图，用红蓝铅笔纵横注划，有一同志为其专掌地图，为大本营参军邓彦华。地图中有不少是海关所测绘水道图。因此总理对沿海岸的海港情形，了若指掌。改良国内河道，时加注意。如珠江道，总理初拟填塞省河，使南北两岸相连，在河南以南另辟一港出珠江口，所以有内港计划，后以工程浩大，未易举办，将省河江面船舶地点，重新调整。可见总理在军事中，对国计民生的建设，未尝须臾或忘。总理常言“革命须有高深的学问”，殆为其体验得来的训言，借其藏书于陈炯明叛变时，大半焚毁于观音山。
总理平日常喜在家运动。1917至1922年在沪时，每日暇辄在花园草地上作褪球戏（Cpuet）。亦喜游山，每到一地必约三数同志登山游览。揣其用意一则作为运动，一则借此视察当地险要形势。在粤时尝登白云山，与数同志步行攀临山上摩星岭，我亦追随左右，总理沿途偶问我亦知解救烧山的方法否？其法从烧山之处四周先纵火烧留隙地，则火到自然可熄。赴梧州时登览北山，指点抚河水流形势。到各地登高峰，亦其一癖好。
总理衣式素尚整朴。1912至1913年间，常着西服，自讨袁由日返沪，以迄1924年冬北上至逝世，都常着中山装。在室内，间或穿中国服，惟对剪裁方面，则甚注重务求合体。每见同志中服式有不称身段者辄多指点。总理穿戎装时甚少。就我个人记忆所及，一次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和全体同僚合拍一照，身着军服。一次在南京祭明陵时，另一次在广州就大元帅时，穿军大礼服。其他集会时均穿中山装。最后在天津张家花园拍一照，则所穿为蓝袍黑褂中服，时已面有病容。
总理在北平卧病时，段氏欲邀总理左右一两人人阁，无人以应。后杨庶堪同志请示总理是否可参加，总理以段不守政治上合作诺言，无政治道德，甚以为愤。在病榻对杨日：“提防敌人会软化你，你不怕吗？”段的诈伪，使总理刺激而病加深，卒告不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