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某月某日，美国巴索致公堂，孙中山作了一次牵动人心的演讲。
当晚，在致公堂举行的宴会上，一个青年匆匆跑到孙中山面前双膝跪地：“我要跟随先生革命，替先生挽皮包。”
从此，这位青年生死不渝地成了孙中山的贴身卫士，此文道出他鲜为人知的见闻……
中山先生到美国巴索
我（孙中山的卫士马湘--编者注）第一次得见孙中山先生，是在美国的巴索。我是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县）人，少年失学，15岁即离开家乡，到美洲墨西哥谋生，在一间外国人开设的餐馆佣工，后又转到美国巴索的一个农场做工。
1909年中山先生来巴索从事革命活动，受到当地大部分华侨尤其是致公堂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在由当地华侨领袖和致公堂首领召集的华侨大会上发表演说，把清朝人关压迫残害汉人的史实以及种种昏庸腐败的情况对到会群众作了详尽的叙述，并指出我们中国眼见就要被列强瓜分共管，全体同胞必须立刻起来推翻清朝，才能挽救危亡。这次演说足足讲了三个多钟头，言下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听讲的人个个都非常感动，我也激动得流下泪来，恨不得立即回国去和清廷拼个死活。
当天晚上，华侨团体公宴中山先生，我也参加了。人席时，各华侨领袖和致公堂首领纷纷簇拥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席。我看见中山先生就座后，立即跑到他跟前，很恭敬地叩了一个头说：
“我要跟随先生革命，替先生挽皮包。”
中山先生说：“革命？革命是会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
我答道：“杀头？杀就杀，我不怕。我们同胞兄弟三个，杀了我，还有两个兄弟侍奉父母；我又还未娶妻，没有子女，怕什么？”
中山先生说：“好，好！你有这样决心参加革命，很好。但你替我挽皮包，我却没有钱给你工资啊！”接着又说：“我可以写信介绍你到日本找陈少白、廖仲恺和朱执信等人，跟他们做革命工作。”
我得先生允许我参加革命，高兴异常，就准备搭船往日本。有一天，我往见先生。他告诉我，将要往加拿大联络华侨，鼓吹革命。这时我的父亲马厚庶在加拿大温哥华经营商业，是加拿大洪门（即致公堂）首领，也是当地华侨领袖，可以助中山先生一臂之力。因此，我把父亲在加拿大的情形告诉先生，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请他到加拿大时找我父亲。
中山先生号召美洲华侨回国讨袁
我在美国巴索拿到先生的介绍信，正欲到日本去见廖仲恺朱执信和陈少白等参加革命时，不料美国政府在巴索大捕没有出生证的华侨，有300多人被捕驱逐出境，用船送回上海，我也是其中之一。船过日本时，因被驱逐出境的一律不准上岸，我既不能登岸，只得到上海后转回家乡。我在家乡住了两年以后，又到加拿大的爱孟顿，在一个农场里佣工，每日不是耕田就是打猎。我乘机苦练射击，不到两年工夫，发枪就没有不中的了。
1915年冬间，一天早上，卖报纸的人特别喊得起劲，买报纸的人也特别踊跃。原来报上发表消息说，袁世凯要做皇帝，中山先生号召华侨回国参加讨伐袁世凯。我便决意回国，实现我跟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志愿。随后又得知中山先生派夏重民和胡汉贤组织华侨敢死先锋队，在域多利埠的新民国报馆设立机关，并由胡汉贤和蔡鹤朋在爱孟顿成立一个军事社进行训练。我便和黄惠龙一齐报名参加，总计参加的共有500人。我恐被父亲知道，受到拦阻，报名时化名为黄升。
讨袁敢死先锋队成立了不久，奉中山先生电召开往日本横滨训练；过了五个月，又从日本横滨调到山东潍县周村。各队员都没有枪支，只配备四个炸弹，在对襟衫上标着“华侨敢死先锋队”几个大字。当时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是居正，副司令是许崇智，华侨义勇团团长是夏重民。我们在潍县训练，正要出发进攻山东省会济南的时候，袁世凯突然死了。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奉中山先生电召，开往上海集中。我们几百个队员到了上海后，都住在徐园招待所。中山先生亲来慰问，并对全体队员演说，一连讲了四小时，散会后又在张园欢宴全体队员。后来他又派廖仲恺到徐园慰问各队员，并发给每人大洋300元。当时我用不着这么多的钱，因此就没有要。
廖仲恺来慰问时，问起我的姓名。我说：“我原名马湘，在加拿大爱孟顿参加敢死队时，是用化名黄升报名的。”廖仲恺答道：“中山先生叫我来找你。他还说：‘演讲时看见一个人身材不高，好像是在美国巴索会过的马湘，如果是他，带他来见我。’现在请你随我去见中山先生吧！”我听说之后，十分高兴，便随着廖仲恺到环龙路63号中山先生的寓所去。
中山先生一见面就指着我说：“你是马湘吧？我在美国巴索见过你。你昨天很用心听我演说，我估计一定是你了。我和你父亲马厚庶是旧好，你是我的世侄，你来了很好，就住在这里吧。以后见我可不用通传。”我很愉快地答应了，便退出来。
我奉命之后，马上从招待所搬来中山先生的住宅里。从这天起，我就跟随着先生，先后担任卫士、卫士队长和副官等职务，一直到先生在北京逝世为止。先生在上海居住时，原来担任卫士职务的只有马伯麟一人，自我到来后，便有两个人了。
中山先生在上海的生活
孙中山先生住环龙路63号，马伯麟、朱执信、廖仲恺和我都一起住在这里。对门44号是办公的处所，也是陈少白和秘书连声海的寓所。经过两个月后，有四位旅美华侨来见先生，出门时拉着我谈话，问我姓名，接着便说：“孙中山先生住的房子太不像样子，是他自己的吗？”我答道：“不是他自己的，他哪里有房子？这房子每月要付出租金六十五元。”他们齐说：“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哪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我们一定要替他想办法。”他们说完之后就走了。
原来这四位归国华侨，集合了许多股本，准备在上海开化妆品工厂。他们自从见过先生后，知道先生还是租房子住，便开了一个股东会议，提议拿出一笔钱购置一所像样的住宅送给先生。各股东都一致赞成，就买了莫利爱路46号一所住宅，一切家具陈设以及花园里的花木和网球场等都布置得很整齐美观。于是他们再来拜访先生，并说明来意。中山先生说：“送房子给我吗？不可！不可！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经过他们十分恳切的劝说后，先生觉得不好推辞，便从环龙路迁到这所新房子来。
先生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清晨起床后常常和夫人在花园打网球。早餐后就开始办公。他常常和朱执信、廖仲恺、陈少白等聚谈，又喜欢与章太炎等研究学术。晚上多是阅书、读报，或是写作，每每至夜深12时才就寝。
那四位归国华侨创办的上海化妆品工厂开幕时，他们请先生莅临指导。先生到厂参观后，对各创办人能够回国兴办实业极为嘉许。他还对职员工人作了演讲，大意是说：“中国实业极为落后，即如此种化妆品工厂，本来不需很多资本，机器亦不复杂，但经营此种工业者仍不多见。”他勉励各股东和工人争取更多的海外同胞回国兴办实业。全体员工听了都非常兴奋，鼓掌之声常常把先生的演说打断了。后来全厂员工都加入了国民党。
那时在北四川路有一家广东馆子叫趣乐居，生意十分发达。经理孙陆洪与先生同族，他曾介绍过50余人来见先生。后来这50多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我和孙陆洪相熟以后，便劝他把趣乐居的赢利拨出一部分来组织一个工界协进会，并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医务所，使工人子弟有书读，患病能治疗。我随将这个意见告知先生，他认为很对。后来孙陆洪请先生到趣乐居吃饭，并把我劝他组织工界协进会的事告诉了先生，并对先生说，他本人也很愿意这样做。先生对他极为嘉许，并请他从速进行。不久，这个工界协进会便成立了。
上海广肇公所，产业极多，由温宗尧、刘维炽和陈兴汉三人为公所总理。他们入息甚丰，不特个人生活豪奢，而且往往巧立名目，将公款随意开支，宴会频繁。先生为了纠正他们的错误，特把他们请来谈话，指出他们各人都有很多收入，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不应滥用公款；要他们将公所的公款办几所中小学和医院，不特使在上海的广东人的子弟都有读书的机会，其他外省学生亦可一并招收；有了公医院，贫苦病人就可以得到治疗。先生并进一步对他们说：“趣乐居一家商店就能组织工人协进会，创办一些社会服务事业，你们应该很好仿效。”不久他们就遵照先生的指示，把中小学和医院办了起来。
先生的生活非常俭朴。他家里平日有好几个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过二元。有一次唐绍仪来访，畅谈之下不觉已至中午。先生留他午饭，吩咐我去趣乐居买了一只卤水肥鸡来待客。唐绍仪很快就把鸡吃完，还以为尚有其他肴撰。中山先生见他还在等待上菜，便说：“简慢得很，没有什么好的菜款待。”又问我说：“马湘，还有什么菜？”我答道：“厨房里只有成鱼。”先生便命拿上来。唐绍仪一边用咸鱼下饭，一边说：“我大吃惯了。一只肥烧鹅，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里虽只有几个人，每餐菜钱便要十元啊！”
有一次，伍廷芳、伍梯云和唐绍仪几个人一起来，先生留他们吃晚饭。伍廷芳说：“我每日喜食花生、甘薯、鸡蛋和一些鲜鱼，不惯食肉，还是让我回家吃饭吧！”先生也不加以强留。
林焕庭某次来见先生，报告华侨汇款来的事情。先生说：“好！款存在你处吧！”有一天，先生、夫人和我到林焕庭处取了百多元，缓步走到棋盘街，走进一间旧书店里，选购了一大堆线装书。我将带来的大包袱把书包好，但是太重了，不容易拿回去。我便对先生说：“可否雇一部马车搬回去呢？”先生说：“好，这样重的书籍背着是不好走的。”说着把手向衣袋一摸，又说：“钱已经买书用完了。”夫人也说身上没有钱。先生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说有四角钱，遂雇了一部马车回去。先生随即命林焕庭购置书橱，并和夫人把书籍分门别类地放在橱内。
先生有一次还带着我雇了马车到北四川路购了一大批外文书籍和制图仪器等物。他常常绘制地图，哪里应该筑铁路，哪里应该筑公路，哪条河流应该怎样改良和怎样利用，哪里有什么矿藏，哪里应该修建什么商港和军港等等，他都陆续详细地绘出图来。原有绘图仪器很粗劣而且多有损坏，因此又购了一批仪器回来。
上海有一位裁缝师名叫王克利，先生到他店里定制一套西服和一件大衣，并留下了地址，吩咐他制好了送来。不到三天，王克利便把衣服送来。他看见先生，必恭必敬，露出十分荣幸的样子。夫人把价款给他，他不肯收受，一定要把衣服送给先生，表示一点敬意。先生自然不肯随便要这几件衣服。王克利又诚恳地说：“些少敬意，请赏脸收了吧！这些衣服是我十分用心制成的。”先生觉得他如此诚恳，便点一点头，表示接受。王克利又说：“可否亲笔写‘王克利’三个字给我印名片？”先生便写了“王克利”三个适合印名片用的字给他。王克利万分欢喜，拜谢而去。
上海永安公司大部分都是澳洲华侨股本，经理郭彪时常来拜候先生。有一次郭彪叫人送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来，我转报先生。先生惊讶地说：“上海不算十分冷，回广东更不冷，我又不到北方去，我不受他的，你拿回去还给他吧！”我便拿了这件皮大衣，找着了郭彪，对他说：“中山先生多谢你，但皮衣先生不需要用，命我送还给你。”郭彪只得收下。隔两天，郭彪又来访。中山先生对他说：“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获利甚巨，希望能够将赚得的资金拿来办工厂、办实业，并希望你们也能号召各地华侨拿出更多的资本，回国开办工厂、农场和兴办各种实业。你送给我的皮大衣，我不应收领。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永安公司是股份生意，也不可拿股东的钱来送礼。如果是你送的，更不应该。你把这大衣卖给外国人，可以获得厚利。我的衣服足够御寒，更不需穿这样华贵的大衣。我对你的诚意十分感谢。”
上海先施公司经理马应彪、大新公司经理蔡昌同为香山县（即中山市）人，郭彪对他们说：“孙中山先生为中国惟一的伟人，又是我们的同乡，你们为何不去见见他呢？”马、蔡两人都十分希望能见到中山先生，只是没有机会。后郭彪用电话找我，说马应彪、蔡昌希望能来拜见先生，请先生给他一个日期。我接电话后便转报先生。先生说：“我每日都开会，有暇时再通知他们吧。”
某天，一位美国中将请先生到他住所晚餐。先生雇了一部马车，着我跟随，按时前往。将近到达时，忽然坏了一个车轮，天又下起大雨来，车中只有一柄雨伞，便由我撑着雨伞遮着先生，冒着大雨前去，虽然路途不远，但衣履都湿透了。我跑到门前把电铃一按，没有人开门。停了一会儿，再按一下，有人来开门了，但只开了一道缝，向门外张了一张，便又把门关了。我从短墙上望见一个外国人站在台阶上向外面张望，遂用英语对他说：“孙博士来了。”这个外国人才跑下台阶，开门让先生进去，并和先生热烈握手，表示欢迎。进门后，门房问我孙博士是什么人，我说：“孙博士你也不知道吗？他就是孙文。”这人惊奇地说道：“原来就是报纸上常常登载的孙文，他为什么不坐汽车来呢？到这里访问的人没有不坐汽车的，刚才门铃响，因没有听到汽车响声，我还以为是顽童作弄，所以没有开门。”我骗他道：“原来是坐汽车来的，但到了街口汽车坏了。”餐后，美国中将送先生出门，并准备用汽车送先生回寓。先生说：“谢谢你，不用汽车了，我还要到离此不远的地方找一位朋友。”这位主人十分恭敬地送先生出门，握手告别。这时雨也止了，先生便步行回寓。
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有一次，先生偕同夫人、陈少白、李谋之和黄大伟夫妇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西湖游玩，我和黄惠龙跟随护卫。先生戴白通草帽，穿白夏布长衫，携手杖，还戴上深色墨晶眼镜，以免惹人注意。到了杭州下车时，忽有警士三人时前时后地跟着走。先生带同各人来到李谋之的别墅“李庄”，两个警察又跟踪而来。我问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说：“我们是来保护贵人的，我们已有一个警士返区署报告了。”我便入内对先生说：“有两个警察从车站跟着我们来到这里，说是要来保护贵人的。”先生说：“蠢仔！有什么‘贵人’？”说毕便跑到门前对警士说：“警察职务是维持地方治安，我是一个平民，为何要跟来保护？快回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正说话间，杭州警察厅长率同警士十人前来保护。先生吩咐他不要告知别人，叫他们从速回去。先生在杭州游玩了三天，才回上海。
每逢端午、中秋、国庆和新年，总有一百几十个人先先后后地来拜候先生。这些人多数都口口声声说，他们从前追随过先生革命，把私人的财产弄光了，现在不特没有得到好处，而且生活十分困难，请求先生资助。先生识透这些人生活实际上并不困难，不过是假冒对革命有功，企图骗取资助而已。有一次有五个这类人来，装起愁眉苦脸对先生诉苦说，几天没有饭吃了，请求帮助些生活费。先生说：“你们肌肤丰满，面色红润，而且衣履齐整，那里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我每天虽然吃三餐，气色还不及你们丰润哩。”他们知道先生不可欺，便告退了。以后我因为每逢年节，都有这班无赖来啰嗦，便约同黄惠龙对先生说：“我们打算以后不让这些人进来，把他们驱逐出去，好不好？”先生答道：“其中也有真的为革命出过力，而且生活确是困难的。不可这样做，我不会感到麻烦的。”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
1917年，北洋军阀段棋瑞破坏约法，先生号召国会议员及北洋海军往广州组织护法政府。国会议员及北洋舰队均纷纷表示响应，相率集中上海，待机而动。惟当时财政支出，且一时尚不能解决。这种情况被哈同（犹太人，上海大富翁）得悉，他遂向其好友曾亚伯说：“中国已经大乱，非孙中山先生莫能为力，若中国衰亡，我在上海亦不能立足。现孙中山先生财政有困难，我极愿助一臂之力。”曹亚伯将哈同的话转告先生（曹亚伯为归国华侨，原籍湖北，亦为老革命党员）。翌日，哈同宴请先生，先生偕同夫人前往，我随行护卫。同席者还有曹亚伯。席间哈同表示极愿帮助先生南下护法经费，先生极为嘉许，但表示拟作为借款。哈同表示捐助此款，出于他的诚意，不必作为借款。中山先生以哈同如此诚恳，便应允了。翌日曹亚伯来访，并带来五大麻袋钞票。先生命曹亚伯用电话向哈同致谢，并告知明日即离开上海。
先生命吴景濂、林森二人管理财务，率领参、众两院议员和北洋舰队南下，1917年4月11日抵达广州。5月19日，程壁光发表海军护法宣言。8月11日，国会在广州开会，制定护法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先生为海陆军大元帅，设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士敏土厂。
桂系军阀莫荣新当时任广东督军，手握广东军政大权，开烟开赌，滥收捐税屏得民不聊生，土匪遍地。广东人对他非常怨愤，广东总商会、慈善团体、各界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曾召开秘密会议，选出代表15人向先生请愿，要求撤换莫荣新。各代表人见先生时，均肃立不敢就坐。先生很客气地请他们坐下，并吩咐勤务端茶敬烟。各代表向先生陈词，请求大元帅惩办莫荣新，挽救广东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先生接受了他们的请求，表示一定想办法挽救广东同胞。
1918年1月3日，先生派北洋舰“永丰”、“楚豫”和“永翔”三艘从黄埔驶人省河大元帅府门前。先生率同参军和卫士登“永丰”舰，向二沙头进发。此处岸上原驻有桂军炮兵一营，乃向之作试探射击，岸上并无反应。先生即命参军祁耿寰带领少数士兵登陆。祁耿寰登陆后，只发觉有徒手桂军十余人，或坐或卧，各堡垒中之山炮均缴去撞针，亦无炮弹。先生续命各舰再进至大沙头。大沙头原有佳军一团驻守，此时亦无举动，而且隐蔽甚周，不能发现目标。先生遂命各舰向督军署、越秀山及各桂军驻地发炮轰击，连续50余发，均未见还击。先生于是说：“黄惠龙！马湘！你们到大沙头搜索！”我答：“我们二人只能够带手枪。”参军祁耿寰也连忙向先生说：“万不能，万不能。桂军在大沙头必有准备而且现在潮水已退，虽舢板不能靠岸，沿岸泥泞没膝，又不能涉水前进，牺牲二人，实在无益。”先生用望远镜细察，果然发现有机枪阵地隐蔽于丛莽之中。祁耿寰续向先生献议，谓时将入暮，而且下雨，请回大元帅府从长计议。先生遂率同各舰长及参军、卫士返回大元帅府。是晚开会，至10时散。
翌日，莫荣新身穿白夏布长衫，手执长烟杆，来见先生。我引莫至副官室，并说明自己有拱卫大元帅的任务，所以对于来见的人都十分注意。我一边说，一边拿起莫之烟杆烟袋留心细看，又问他还有什么东西带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便站起来双手把自己身体由上向下扫了一下，并说：“没有其他东西，请你搜查好吗？”我笑着说：“莫督军，哪里需搜查啊！”我觉得他所穿衣服甚少，白夏布长衫又是半透明的，实在不能暗藏什么武器，遂请他人见。先生与莫荣新相对而坐，祁耿寰坐先生右侧，蔡公时等四五人站在先生背后，我在门口站岗。先生对莫荣新说：“我为什么要用大炮轰你？因你执掌广东军政大权，弄得民不聊生。国家的主人就是人民，你将主人如此虐待，实在违法乱纪已极。你知道吗？现在广东同胞有代表来见我，要求将你从严处罚。”莫荣新很恭敬地回答：“是我的错，我办得不好。我来时没有坐汽车，沿途步行视察市面，觉得甚为萧条，烟赌林立。我回去必定要大加整顿，不负粤人之托。”先生望着祁耿寰说：“祁参军，你可和莫督军谈谈。”祁耿衰遂将大元帅府经费支细、各职员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四角等困难情形向莫说明，请他将广东财政收人拨出一部分作为大元帅府经费。莫荣新立即应允，并说：“大元帅有命，我一定服从。”祁耿寰又问：“既然应允支援大元帅府经费，可否立即派员跟随莫督军回署提取？”莫荣新又立即应允，连说：“好极，好极。”祁耿寰即请参军蔡公时、庶务陆华轩随莫到督署提取。
福军司令李福林派了胡新率领步兵一连，为大元帅府卫兵。莫荣新用港币500元及以团长任用为饵，引诱胡新，使其行刺先生。胡新竟为所诱，遂于某日深夜12时，身穿便服，携带驳壳手枪二支，来至先生寝室楼下，见有卫士守卫，遂退去，如是者几次。有一次胡新又来，竟欲登楼。我发觉后应即上前制止，并说：“大元帅吩咐就寝后无论何人都不准上楼。”
胡新诡饰是来护卫大元帅的。我说：‘大元帅府的警戒是你的任务，应在府门外四周执行。大元帅办公和睡觉的地方，有卫士负责，你不能随便深夜穿便衣携带枪械来到这里。”
胡新不敢再辩，只得退去。
翌晨，先生问：“马湘，你深夜与何人争论？为着什么事？”
我便把胡新深夜进来和与他争论的经过说了一遍，并说：“胡新这人是李福林派来的，李福林是贼头出身，难保胡新不是坏人，我极为怀疑这个人。”先生遂命我打电话请李福林来。
李福林接电话，问大元帅找他有什么事。我答：“大元帅没事，就不找你了。”
不久，李福林乘小电轮到大元帅府门前，刚上岸，望一望卫兵室说：“刁那妈！胡新那个契弟去了哪里？”这时先生正在开会，我遂领李福林到副官室稍坐，请他候一候，并对他说：“我不识字，你也不识字，什么礼法我们都不知，但是见大元帅时就应该恭恭敬敬的啊。”
李福林很高兴地回答：“刁那妈，好在你讲明白，你唔讲，我就唔知。”
中山先生会议完毕，我报知李司令已到。先生命请他进来，并吩咐我站在身旁。李福林进来坐下，挺起腰，双手放在膝上，状貌十分恭敬，随说：“大元帅有什么吩咐？”
中山先生说：“你今天精神十分好。”
李答：“都和平时一样，不过今天刚剪了发。”
接着先生便问他：“你的部队有没有训练？”
李答：“极少，极少。”
先生又说：“你派来守卫的士兵，我很少看见他们出操。我的卫士天天都由队长卢展柳率领操练。胡新连长近来的举动行为，你知道吗？你要问一问马湘才好！”
李福林请我告诉他。我就把胡新如何深夜便衣携械欲登大元帅寝室的情形，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李福林听罢，勃然大怒说：“我几乎被胡新害死。”
我问李福林有没有发给胡新两支驳壳手枪，李福林只说发过大号左轮一支。
先生说：“登同（李福林字），你好好地查明胡新这个人。”
李福林出来，我劝李对胡新不可动火，可一面请胡新饮酒，灌醉他；一面派得力人员搜查他的住宅，这样就容易把这事查明白。李福林连说：“使得，使得。”
后来我接到李福林电话说，他依照我的办法去做，一面请胡新晚膳，一面派人搜查他的住宅，果然查获莫荣新收买胡新的确凿证据，当即将胡新扣留枪毙。
桂系军阀盘踞广东，勾结北洋军阀，收买南下护法的国会议员和北洋舰队，于1918年7月5日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孙中山先生洞悉其阴谋，认为护法目的暂时难于实现，遂于军政府改组之前一日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中山先生回粤任大总统
1918年11月，先生偕同夫人乘“永翔”军舰回粤，马伯麟、黄惠龙和我跟随侍卫。经过福州时，先生曾访问福建督军李厚基，一小时余回舰。当“永翔”军舰开出闽江，先生站在甲板上浏览闽江景色时，忽然对舰长说：“现潮落数尺，若仍照进口航路开出，必致搁浅。”言时又以手杖指示方向，把从某处至某处应该靠近某山某岸航行，向舰长指点得清清楚楚，舰长不甚置信，虽然连声说“是，是”，但没有实际照着做。不久，军舰果然不能前进，舰长才不得不表示敬服。他说：“我生长福建，而且出身水师学堂，现在还担任舰长职务，乘船经过闽江也不知有多少次，可是对闽江水势，反不如先生了如指掌。”先生说：“中国各河流及海港，我都有过细心研究。”舰长设法驶离浅滩后，遂依着先生的指示，开出闽江口。
“永翔”军舰将达汕头，先生说：“这里海鲜甚佳，大家可以一起上岸用晚膳，尝尝滋味。”舰长听了异常高兴，坚持要做东。于是各人就随着先生登岸，找了一间馆子，共用了10块钱，由那舰长掏腰包。饭后回到军舰，继续向广州航行。
1921年4月，国会议员在广东省府财政厅大楼举行非常会议，讨论护法政府组织及选举大总统等重要问题，全国各地都有议员出席。有一位议员在会上反对选举先生为大总统，被议员周震鳞用墨盒掷击。投票结果，先生被选为大总统。
1921年5月5日，先生就大总统职，总统府设在德宣路。这一天，全市悬旗结彩，热烈庆祝，农工商学各界团体也都到总统府庆贺，真是旗帜如林，锣鼓喧天，十分热闹。各工会、会馆和武术馆纷纷表演舞狮艺术，各武术馆还表演双人对拆、单人拳棒等国术。先生看得高兴，叫我和黄惠龙上台耍耍拳棒给大家看。我们都换上精武体育会的练武服装，登上演武台。黄惠龙手握竹节钢鞭，向观众拱手行礼，一连表演了百多节鞭法。接着我也要了一套八卦剑。各武术馆拳师和观众都纷纷鼓掌助兴。我们表演完毕之后，先生说：“你二人的国术都练得不错，革命军人应该学习这些技术。”
一天，旅美归国华侨陈仪禧来见先生。他一见面就说：“大总统，你就是孙文，在美国谋生的唐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你做大总统，名义还不够好，大元帅名义更不好。最好还是登上皇帝座位，做个真命天子啊！”先生听了，就耐心地把致力革命的目的和封建社会的皇帝是什么东西，向他解释一番。陈仪禧又说：“我的家乡原叫新宁县，现在改叫台山，山怎么能抬得动呢？还是叫新宁吧！”中山先生又把新宁改名台山的原因和取义告诉了他，并说要代他制订一个发展宁阳铁路计划书，使这条铁路可达大洪古海湾，同时要发展大洪古、广海和闸坡一带渔业。陈仪禧看见先生这样关怀他，十分高兴，要请吃晚饭，先生因事情太忙，没有接受他的邀请。
先生为了贯彻护法主张，决定先行肃清桂系残余势力，然后出师北伐，乃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率师增援。粤军所向皆捷，很快就平定了广酉全省，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取道越南出走。先生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并决定由桂林人湖南，出师北伐。先生道经梧州稍作勾留。某一天早晨，先生乘山兜（即滑杆）登梧州附近望夫山，视察梧州形势。未及半途，山兜杠子折断。先生率领30名卫士披荆履险，徒步而登，我佩水壶跟随，历一小时半始达山顶。略为休息，先生便用望远镜四处观看，随看随说：某山应该有煤矿，某处一带没有树木的是石灰岩，是制造水泥的原料，某处河流如加改良，灌溉附近的荒地，就可成为最好的农田等等。至下午2时，视察完毕，各人四处寻觅比较容易下山的道路。先生用望远镜向山下察看，发现有一处自山顶至山麓都没有岩石，茅草非常茂密，高可蔽人，但山势十分险峻，不能步行而下。他遂令四名卫士分作两批，先由二人臂扣臂地坐在茅草上，像幼儿园学生溜滑梯一般，向山脚直溜下去。约半小时，他们四人都溜到山脚下，站起来用手势表示没有损伤。先生遂命黄惠龙在他左边，我在他右边，三个人臂扣臂坐在茅草上向下直溜，毫不费力便溜到山脚，不但没有受伤，而且衣服也没有破损。其余各卫士也跟着陆续溜了下来。山脚下是一大块荒地，方圆足有十多里。先生把手一指说：“这块地很大，附近又有河流，可惜没有开垦。”说完之后，率同卫士步行回来，到达行辕，已将入暮。晚上，先生决定明日召集梧州各界人士开大会，讨论开发那块荒地的问题。我劝他说：“先生从早到晚都是爬山和跑路，太疲劳了，可否休息三天，然后再开会呢？”中山先生只答应休息一天，随即通知梧州市市长戴恩赛于第三天召集梧州各界举行开发近郊荒地大会。先生还利用休息这天写了一个开荒计划。到了第三天，各界齐集开会，先生到会讲话，把开垦这块荒地的重要意义和计划都说得很详细，在场的人无不赞成。散会后，先生又命卫士引导戴市长和各界人士到荒地勘察，并把他拟好的计划交给他们。
1921年10月，先生到南宁视察，广西省长马君武召集工农商学各界开大会欢迎。先生在会上演说，历时三小时余。演说还没有完，先生忽然说：“请大家到外面操场上集合，然后再讲。”当时到会的许多人都是破衣烂鞋，甚至还有赤着脚的。先生就说：“看看吧！各位穿的衣服都这样破烂，多数还没有鞋着，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陆荣廷、谭浩明一班军阀剥削你们，弄得你们生活这样困难。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都过好生活，现在广西的军阀已经打倒，马君武做广西省长，必定要负起这个责任，使人人都丰衣足食。你们是主人，省长是仆人。仆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满意，才是一个好省长、一个好仆人。马省长现在首先要把陆荣廷、谭浩明等存在上海外国银行的现款设法取回，连同他们在省内的产业一齐拿出来分给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着。”各人听了，都非常兴奋，不断高呼“大总统万岁”。先生又说：“南宁附近有很多荒地，各位主人可以马上去开发，人息必定很快就能增加。”
先生在南宁视察完毕，回梧州后，命我到广州去接夫人。先生在梧州每天开会，十分忙碌，约一个多月才出发到桂林。夫人因事回广州，在越秀楼只住了4天，便由我和张发奎护送赴桂林。先生自桂林到阳朔迎接，沿途饱览阳朔山水，始返桂林。
先生驻节桂林，湖南督军赵恒惕派代表来见，表示他绝对服从先生。苏俄亦派马林由廖仲恺、陈友仁和李禄超三人自广州陪同前来。先生和夫人、廖仲恺、陈友仁同马林密谈了5天，其他的人没有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