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说，孙中山一生酷爱两大嗜好：革命和读书。他曾对友人说：“我一生的嗜好，除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日不读书，即不能生活。”了解孙中山的读书生活，将使你获益匪浅。
关于中山先生学生时代的生活及其以最优的成绩毕业于香港医学院的经过，记述的人已经很多，我（即黄季陆--编者注）不愿在此多作陈述。我要叙说的是他离开了学校以后，开始他的革命事业时，在奔波流离、困苦万状之中，追求知识学问那种可敬可佩的读书生活。
远在1894年在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中，曾经针对时弊，有过下面一段沉痛的话：
“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上面这段话，说明了知的重要，同时更说明了不知的危险。我们要了解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的成就，从他追求知识、勤勉读书的生活中可以窥见一斑。
说到中山先生的读书生活，在我所知的范围内有的是从较我年长的同志处听来的，有的是我亲身经历得知的。在我亲身经历所知的一部分，往往都是我少年天真幼稚可笑的记录，率直地把它说出来，也许对于青年人是有所帮助，我们对于中山先生的为人也更能有所了解。
我记得在1923年的冬天，当我正要从加拿大都朗杜城动身回国的时候，我的朋友刘奇峰先生自美国纽约寄了两本新书给我，作为他送行的礼物，一本是罗吉尔和威劳贝合著的（战后欧洲新宪法》（ROgr－Willougby“ The Nw Cblzstituthaof Euop”），一本是罗吉尔和麦克本合著的《近代政治问题〉（ROger－Mchain“ ThePolems ofMthern GbtMrnnzent”），刘先生的来信说这是他对我返国送行的礼物；而这一礼物是非常地名贵的。因为这两本书是他寄信的那一天才在书店出现的新书，也许他就是第一个购买这两本书的人。
那时还没有从加拿大到中国的飞机开行，最快的交通工具是轮船，要20多天才能到达香港和广州。在太平洋上20多天的航程中，我把这两本书大体读了一遍，我读后觉得非常愉快，我觉得愉快的理由倒不是完全由于书的内容如何地好，而是因为这两本书是我最早得读新书，为他人所不易得到的机会，等待到了国内以后，我便可向别人夸耀自己的新知了！我少年时代这等狭隘的心胸，实在由于根本不知道知识学问是拿来做什么的。现在想起来，真觉非常幼稚可笑！在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当中，像我这种情形的人，可以说仍是还有不少。
到了广州以后，一天我向中山先生请教一件事，那时他住在河南大本营楼上，大概是他方才用过午饭，正坐在放置在饭厅的一角一把沙发椅上沉思，他见我来了，便叫我端一把椅子坐在他的旁边，他对我说道：“你方从外国回来，最近外国有什么新书出版？”我马上便把上述的两本新书的名称告诉他。中山先生又问我道：“书中的内容如何？”我此时正如学生投考学校，遇着考试的题目，正和事先所准备的一点不差，心中的愉快，不言可知了！于是我便很得意地把两书的内容，尽我所知的-一陈说，对书中某些地方并特别加了些我自己的意见来批评，这样好似显示我是非常饱学的样子！
我滔滔不绝地说了大约有半个钟头，他一声不响地听着我说，一点也不加阻挠，一直到了我把话说完之后，他才由沙发椅上移动，走到座旁的一间书橱，取出了一本红封面的书，带着微笑，对我说道：“你所说《近代政治问题〉一书，是不是就是这一本？”
我接过来一看，正是我所说的那本罗吉尔和麦克本合著的《近代政治问题》，我此时心里渐渐浮起了一种不安和惊奇的感觉，我心中这样地在想，如何中山先生竟这样快有了这本最新出版的书？等到我把书翻开来一看，见着书中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的横线，有些地方打着问号，书的上方偶然发现不少的圈和叉等的记号。这显然是说明中山先生不仅具有了此书，而且是已经很用心地读过；因为这些记号，都是他在阅读时，遇着重要的地方留下来的符号，我此时的心情非常不安静；在先是惊奇，继之是恐慌，最后面上渐渐似乎在发热，觉得惭愧。惊奇的是以中山先生那样日理万机的人，何以有时间来读这些新书？恐慌的是我方才向他陈述书中的内容，究竟有无错误？惭愧的是我如果说错了岂不使他见笑，说我是在班门弄斧？
当我正陷于万分窘迫的情形中，中山先生很慈祥地带着微笑对我说：“读书要多读新出版的名著，这样才能渊博，才能吸收新知。阅读专著也很要紧，这样学问才有系统。你现在已经在做事了，做事时更要抽出时间来读书，不然便追不上时代，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便会变做一个落伍者。你还年轻，你好好用功。”在听了他这番话以后，似乎没有一点指责我的地方，或许还带有一些勉励的意思，于是我紧张的情绪，才渐渐获得松弛！
因此，我自从有了这一次经验和教训之后，使我此后谈论学问方面的事，似乎养成了多少慎重和虚心的德性。我时时遇着青年的朋友向我请教，我便把这一经验告诉他们。
我考察研究中山先生何以嗜读新书，而又能很快地得到许多新书供他浏览的原因，一直到他逝世以后才完全明白。
第一，因为他是举世皆知的中国革命领袖，有若干新书出版，可能是由著者尽先寄赠请他批评。
第二，据我所知，在中山先生个人方面的支出，每月固定有一笔开支，那便是他的购买外国书报的费用。在广州大本营时代，此项开支每月约毫洋300元，值美金约150元。他生活非常俭朴，这笔支出可能是他个人方面最大一笔了。
第三，他是几个外国书店的经常顾客，可能有若干新书出版便由书店首先寄给他，也许他与书店事先有一约定也未可知。
凡此种种，都是他在研究新知上所具有的特别便利，而为他人所不易有的。当他在世时，他在国内常住的上海、广州一些地方尚无完善的图书馆，无从供他的利用，如果他没有上述一些特别的便利，有关外文书报的利用，就不很容易。中山先生能够充分利用图书馆供他阅读，要算是在丙申（1896）年，他在伦敦被囚蒙难脱险之后，他整整留在欧洲约有两年时间的时候了。在这两年当中，他大部时间是消耗在大英图书馆里，他用功之勤，可以从英国伦敦警察局派来暗中侦察他行动的密探关于他的报告见之。报告中说：他自早至晚都在图书馆阅读，到了用膳的时间也不离去。他的粮食是几片面包，在馆内取杯冷水就此充饥。
凡是知道中山先生的人，都晓得读书几乎是他空闲时间一种嗜好，是他一种读书癣，无论在平时，或在紧张的时期都是如此。他一生最为同志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每道革命失败的时候，别人或是沮丧叹气，或是乞灵于诗词小说，以作消遣，暂时安顿心灵；而他往往在这时期，取专门巨著而细读之，从容一如平时，一点无沮丧悲观的形象。胡汉民先生每每谈及此事，认为是他平生所见的第一人。胡先生为人极富自信，据他自己所说，在他遭遇革命挫败，或遇拂意事的时候，也只能以诗词小说或奔棋自遣，远不如中山先生从容镇定阅读专门巨著而引以为乐。二是中山先生每遇挫败或拂意的事而为他人所不能忍受者，他皆能处之泰然。据胡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中山先生所以能如此的原因，是由于他认革命为当然不断的进化，在危疑震撼的当中，他能综其全体以为衡量，故对于革命认为只有成功而无所谓失败。他对革命的此种乐观态度是由于他对革命之深切认识而来，而此一深切认识则是由于学问与读书而来；因为读书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一种修养与造诣，而为他人所不及的。
戴季陶先生常说中山先生博览群书而有其特别独到的观点。他说：“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是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着书。”戴先生这一意见正与中山先生答邵元冲先生所问的话相吻合。一次邵先生问中山：“先生平日所治甚博，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工程、自然科学的专著，都嗜读不倦，毕竟先生以何者为专攻？’冲山先生答道：“我无所谓专攻，我所攻者乃革命之学问，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我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我皆用以为研究的资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中山先生在他所著《孙文学说》一书中也曾说到读书的方法，他说：“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古人为我书记也。”他这种读书的气魄与方法实在值得我们效法。不嗜读书是一件不好的事，死读书而没有魄力与方法，纵然是博览群书耗费一生的精力，也将一无所得，最多也不过成为一个我们所谓的书呆子罢了。
随侍中山先生较久的人都知道他虽然是对中西典籍、报章杂志，无不喜欢阅读，但从未有人见过他阅读小说杂部及其他无关学术的书。
1909年8月孙中山流亡伦敦时，经济桔据，生活窘迫。在伦敦有友人等筹集了三四十英镑送给他付旅馆的房租金和伙食费。隔了数天，他们来访孙中山，按了门铃不见有人开门，原来孙中山正在集中精力读书，直到门铃响了许久，孙中山才发觉，他急忙开门迎接，并向他们道歉。他们进房看到一大叠新书籍，孙中山对他们介绍新书籍的奥义。其中一友人以为他不吃面包，买那种不急之物，有些不满意，忍不住直率地问道：“孙先生，上次送你的钱差不多都花了吧？”孙中山微笑说：“对，应该谢谢你们，上次你们送我的钱，我还留着一部分。”孙中山生怕他们不放心，接着解释说：“生活苦一点不要紧，我就是这样；一两顿饭不吃，倒不在乎，可是不读书，就受不了！”这说明孙中山酷爱读书，看做比吃饭还重要。
孙中山亡命海外时，藏于行囊而顷刻不离者，即为爱读之书籍。旅行时，他物可不带，惟独书籍决不肯忘，而且经常装着新出版的书籍。即使在革命工作最紧张之时，在火线上指挥作战，也必带着心爱的书籍。1911年10月，孙中山在美国闻悉武昌起义胜利，立即奔驰回国，在行色匆匆中，也没有忘记携回欧美最新出版的《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等书多册，并在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党本部江亢虎谈话后赠书与江时，嘱其让“精晓西文者代为详述，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心目中”。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驻“永丰”舰督师讨贼，时值炎夏高温，舰中窄小，孙中山在千钧一发之际，除手草函电，督促各路讨贼军外，终日危坐读书，历时50多天，艰难非凡，而志气弥坚，不忘求取新知。
1924年秋，孙中山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即中山大学前身）讲演三民主义，民族、民权主义已讲毕，民生主义仅讲四次。这年11月有北上之行，孙中山预期在北京大学完成民生主义各讲，故携带参考书颇多，于道经日本时，更增购新书。既抵天津、北京，肝疾病痛日剧，犹于枕上批览不辍。孙中山孜孜不倦地读书精神，令人敬佩不已。
孙中山一生，始终以读书与革命并行，他在少年时期既不因求学而放弃革命；至晚年时期又不因国事而放弃书本。他认为要革命必须要有高深的学问，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要读书。读书“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精神”。“不然便追不上时代，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便会变成落伍者”。孙中山的话，以及他数十年读书生活的经验，直到今天，对青年人仍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