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不能祸害百姓--教训当官不谋政事的儿子--谴责积极讨债、打仗不卖力的滇桂军阀--向洋税务官强索“关余”
这是孙中山东征讨贼期间处理的几件有意义的事惰。
（一）1923年夏秋间，陈炯明败退东江，死守惠州城，投靠北方军阀，卖党求荣。全国上下一致请孙中山先生首先讨伐陈炯明，肃清其残余，安定后方，然后北伐。
孙中山先生接受各方的请求，即以大元帅命令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计划东征，一定要攻下惠州城，砸烂陈炯明的巢穴。
当时，要我（即孙中山的副官张猛--编者）去参战，李参谋长特向孙中山先生请派我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当中校主任参谋，主要是要我协助苏从山司令计划将长洲要塞总台的新西江炮台和白鹤炮台两门要塞重炮（一门十五生的口径，一门二十一生的口径），搬到惠州城外飞鹅岭梅湖炮兵阵地安置好，请孙中山先生看试炮。
那天在轰击惠州城时，连发两炮都命中，城墙崩裂了。但打不到敌人，反而把城墙边的茅棚、泥墙屋都烧毁了，有些倒塌了，孙中山先生用望远镜一看，就马上制止，不准再开炮。孙中山先生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极为关心，对这样损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事极不赞同，除了表现一片怜悯之心，还对我说：
“你们这样打法，打死了老百姓，烧毁了老百姓的房屋，只有增加老百姓对我们的憎恨，他们就会帮助敌人来打我们，正是上了敌人的大当，你们千万不要再开炮乱打，要想办法发动各村乡民组织十字会，由政府拨款去购买粮食、物资以及器材等，去救济因战祸而受害的老百姓，这样还可以挽回人心向我，也是一件爱民的策略。以后如有谁再损害到老百姓的一草一木，都要受到军法判处。”
（二）为了要打破惠州城，孙中山先生命鱼雷局长谢铁良搬运十几个鱼雷去准备爆炸惠州城脚，为大部队打通进攻路线，不幸在飞鹅岭脚因雷管碰撞而失事，全部鱼雷爆炸，而殉难的有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鱼雷局长谢铁良、航空队长杨仙逸等数十人，孙中山先生即以大元帅命令追赠谢铁良、杨仙逸、苏从山三人为中将（所令全文有照片存）。
那天，苏司令叫我留守司令部督促办理一些报销公事，故未有同行而免于难，但要塞司令一时无头，孙中山先生便在博罗前线打电话给胡汉民秘书长，要我暂行打理要塞事宜，等待新任司令马伯麟来接事，其后我办清移交手续，孙中山先生才调我回大本营任上校咨仪，仍然和过去一样当副官，负责交际、联络各项任务。孙中山先生为推行三大政策，发展新的三民主义，曾派我带信到惠州会馆（现越秀南路）彭湃同志初办时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约毛泽东等几位委员到大本营开会。
（三）由于孙中山先生急于攻破惠州城，将留在广州的滇、桂军开赴东江，陈炯明当然怕攻破惠州城瓦解了他的残余部队，但杨希阂、刘震寰也怕攻破惠州城要他们带部队去北伐，所以天天闹饷，借故不出发。
孙中山先生急于发饷要滇、桂军出发，便叫胡汉民秘书长用大元帅名义手令到市政厅提取20万元。那天早晨8点钟孙先生就叫我到秘书长室拿手今去取款，我到了市政厅，从8点30分等到11点钟才见孙科上楼人办公室，我便将取款手令交给他，孙科一见手令就说：“我不会印银纸，哪里有这么多钱？”说完就将手令撕毁丢人纸篓，跟着就下楼坐汽车走了。
原来孙科有一间别墅“小憩”在南堤二马路博爱医院隔邻，每晚打麻将、跳舞。是因那晚输麻将1000多元，就借故发脾气，弄得我无法回话。下午孙先生打电话问杨希阂、刘震寰两个滇、桂总司令的部队出发了没有？
杨、刘说：“还未领到饷，部队就不肯出发。”
孙先生又问会计司长黄隆生为什么还不发饷给滇、桂军出发？
黄隆生说：“会计司无钱。”
孙先生又问：“市政厅20万元拨款来了没有？”
黄隆生说：“不知有这回事。”
孙先生便亲自到二楼秘书长室问胡汉民有没有给手令到市政厅提取20万元，胡汉民说：“今早派张副官带去。”
孙先生又叫我去问，我说：“今早8点30分就在市政厅等到11点多才见孙市长来办公，我将秘书长交给我的手令当面交给孙市长。市长说他不会印银纸，便将手令撕毁丢人纸篓。”
孙先生听了又气又急，马上用电话叫孙科来。孙科来了，孙先生便大骂孙科说：“军情如此紧急，需款发饷给滇、桂军出发，你怎么总没有这回事？你今天拨20万元来办不到，你就不要做市长。”
孙科被骂无处出气，就下到二楼秘书长室向胡汉民吵闹，说胡假借命令索钱，使他父子不和，胡亦不示弱说：“这是你父亲叫我写的，怎么是假借命令？”
孙科这时蛮不讲理，胆大包天，竟然拿起手杖要打胡汉民。胡是一个瘦弱书生，想拿起座椅来隔孙科，但提不动。
吵闹声音响到三楼，孙中山先生正要人浴冲凉，还未下浴池，就接起毛巾衣下楼来，见到孙科用那种凶恶态度对胡汉民，几乎流下眼泪，就把守楼梯口那个卫士的驳壳枪拿过来追打孙科。大骂说：“你这个死野仔，反革命仔，不是我的仔，四万万同胞才是我的仔，我要枪毙你这个死野仔。”孙先生连草拖鞋都丢脱了，直追到大门口，孙科急下电船仔走了，孙先生气愤愤地转回头来，惊动了黄隆生、路孝忱、朱培德、李烈钧都来劝孙先生，后来事情弄大了，就变成私人的派系斗争。
大本营一向分两派，一是元老派，是周之帧、朱卓文、李安邦等人，都抓有民军的势力；另一派是太子派，如陈策、张惠长、陈庆云等抓了海空军实力。两派曾在江门、肇庆一带打起来，结果孙先生命令李济深的第一师用武力压服太子派，由邹鲁、古应芬出面要孙科向胡汉民斟茶认错，才算了事。但元老派与太子派始终合不来，至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太子派投靠蒋介石，升官发财；元老派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家前中山堂哭灵反蒋，即是西山会议派，以谢持、邹鲁、古应芬、张继等人为主，他们在蒋介石面前始终得不到实力，但是他们两派当时都是反共的。
（四）孙中山先生有一次因滇、桂军领了军饷开到前方，不肯出力打仗，但是各军兵力合计起来比守惠州的敌军多10倍，孙中山先生召集滇、桂军的总司令扬希闵、刘震寰及各军、师、旅长到大本营训话，大骂一番说：“你们只会要钱要械，不肯出力打仗，一味坐地分肥，以为广东是你们的安乐窝，你们保存自己实力，为自己利益打算。”
当时孙先生非常生气，愤愤而言说：“你们纷纷联名电请我返粤主持国家大计，现在你们天天向我要钱闹炯，不愿去东江歼灭敌人，这样的军队不革命有什么用？你们叫我怎么办呢？老实对你们说，我是为了国家大事而来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来的，如果你们不愿意跟我去革命，你们要反革命，来造反，我也不怕的；如果你们要革命，就跟我来，准备北伐，打到长江流域，黄河两岸比广东好得多，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到处都是安乐窝，你们不要近视眼，只看目前，放弃革命，立心霸占广东，无远见终会被敌人消灭你们的，广东的肥猪肉不能长食，食得多会病的。”
他们虽经孙中山先生训骂一顿，只是一时静默了不敢说话，但过了几天又故态复萌了。因此孙中山先生才决心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聘请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划立新的革命军队，设立黄埔军校，首先培养一批革命干部。
（五）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度量大、待人宽厚、能使人改恶从善。心服口服的革命思想家，明知是来骗他的人，但他相信十人中有一人不骗他的，这就是革命的力量，可以依靠。
我是当他的副官，代他接见过不少宾客，其中有求差事的，或要求给钱生活的，孙先生总是要使来求的人无不满意而去。但有些专搞民军的人想来骗钱，开口便说有多少部队，多少枪械，要求跟孙中山先生效忠革命，要多少钱开拔费才能把队伍开到广东来听命任用从几多万元减到几多千元，再减到几多百元，甚至最后只要几十元给来往传讯息的人作费用便算。
我们每次都告知孙先生这个人是假的，要来骗钱的，孙中山先生总是说：“岂有不知他是骗的？但他只敢来骗一次，不敢再来骗二次。古人说十室之邑，要有忠信，十人中有一人不骗就成功了。这种来骗的人，骗得到手便说你好，骗不到手就说你坏，好的是一句，坏的也是一句，来骗多少没关系，得他说句好的，就当给他一点宣传费，帮我们讲好话，帮敌人讲坏话，岂不是有利于我们吗？”
孙中山先生持革命的远见待人，值得我们学习。又如沈鸿英三次叛变，三次认错，孙中山先生不但没有杀他，只要他认错，孙中山先生又起用他了。
（六）我们跟孙中山先生革命，始初是正式发过一个月薪饷，以后经费困难，每日干部伙食发四角钱，士兵勤杂人员每日发二角钱，都是五日发一次，甚至有时一星期才发五日伙食费，有两日伙食无着落。有办法的人都是到亲戚朋友处食一餐两餐。所以身上的当票多过银纸，身上所穿的军服都是到四牌楼估衣店买旧的，逢星期六晚洗军衣、星期一干了才穿着上班。回忆在1922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广州白鹅潭蒙难后，我到上海住了没几天就要回家，不愿在外面吃苦。孙先生问我为什么要回家，我说：“在外面无钱吃饭。”孙先生说：“在家吃饭也要钱，出来吃饭也要钱，何不将在家吃饭的钱带出来外面吃饭，出来干革命，这不是更好吗？”
（七）由于清王朝的腐败，与帝国主义者订立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关税不能自立，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除了赔款，剩下来的关税余款叫“关余”，也要中国政府向外国的海关税务司伸手来取。
孙中山先生成立南方革命政府时，这笔“关余”自应为我南方革命政府收用，但当时被粤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诸多刁难，不肯将“关余”交出，各国战舰还集中白鹅潭示威，记得当时有美、英、法。日、葡等帝国主义调10多艘战舰集中向白鹅潭，卸去炮衣，指向大本营。因此孙中山先生就亲自写英文宣传品散发给各国军舰，提醒海军士兵，特别是美国海军士兵要主持正义，不要做不义的事情。还记得孙中山先生亲笔写好这些传单，是交给我们几个负责交际的副官拿去向外国战舰散发的。
孙中山先生除向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在1924年 10月 11日还以大元帅名义派陈友仁、宋子文、罗桂芳为收取关余全权委员（有照片存对）去向粤海关税务司交涉。税务司竟然置之不理，孙中山先生就不能不亲自出马。第二天早上计划好布置一切，派卫士队长姚观顺带两中队士兵改装便衣，暗藏左轮手枪或驳壳枪，先派密探侦知海关税务司上班后，立刻将这二百便衣卫士把整个海关大楼重重围住，每层楼在楼梯口站立二人，厕所门口站立一人，另派一班人上下巡逻，水泄不通，孙中山先生带陈友仁、宋子文、罗桂芳等直人税务司办公室，要税务司交出“关余”。争辩半日，不允交出，孙先生以次各人均怒不可遏，尤其是姚观顺，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有名“牛精”，几乎要拿人，孙先生对税务司人员说：“不准你们动。”坐到将近下午两点钟，整个海关人员都未得吃饭，便群起责骂税务司。这样才提取了100万元。孙先生就在税务司办公室摇电话到沙面责备英总领事（英总领事是广州领事团的头头），要他马上通知各外国军舰退出白鹅潭，并要英总领事来海关大楼与税务司一同签字，说明以后不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事实上“关余”存款有好几百万元，孙先生得此100万元虽不算多，但解决了大部分军费和行政费，亦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气焰，使革命顺利进行。孙中山先生为革命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接收“关余”问题上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