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改良转向革命，由旧三民主义转向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一生的两次伟大转折。
国民党组织涣散无力：有的党员意志衰退，有的贪图安逸，有的追随封建军阀，更有的成了革命的叛逆……新生的共产党充满了活力和生机，使他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然而，在改组国民党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
早在1923年年初，孙中山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痛心地感到：国民革命总是遭受重重挫折，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条：
一是国民党内人心不齐，许多国民党员甚至是老同志都把加入国民党看做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很少有人是抱定了为拯救中国的革命宗旨而加入国民党的，更谈不上不惜为之牺牲生命了，而党内的不少好同志却一个接一个地牺牲了生命；再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一支服从自己指挥的过硬的革命武装力量，因此每次打仗时只能依靠旧式军阀的力量，而这些旧军阀们是不信奉主义的，他们打仗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争夺更多的地盘，要么就是为了发大财，革命党并不能管束住他们，相反，经常是受制于这些旧军阀们。
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孙中山看来，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有对自己现在领导的政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它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来。基于这一设想，孙中山还在上海的时候，就委托自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进行了多次秘密谈判，商量改组国民党的良方。同时，孙中山还委托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为改组国民党出谋划策。孙中山到广州组建起大元帅政府之后，立即把这一任务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1923年10月6日，苏联派驻广州的全权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到达广州。鲍罗廷从莫斯科来到广州，首先递交了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介绍信。加拉罕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曾经三次发表对华宣言，他特别尊重孙中山，称孙中山是“新俄的老朋友”，他曾经多次向孙中山表示，他要尽自己的全力来发展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鲍罗廷到中国后，加拉罕写了一封长信给孙中山，告诉孙中山：鲍罗廷是苏联的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很强的工作能力，并介绍鲍罗廷代表自己向孙中山转达他对中国国民党的一切意见和建议。
孙中山见到鲍罗廷，如同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详细地向他询问了苏联的情况和列宁同志的身体情况，在和鲍罗廷的谈话中，孙中山对苏联革命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的顾问、训练员，请他在广州协助自己搞好这次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了让党内的同志理解自己的意图，孙中山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对国民党员们解释说：“我请鲍罗廷君为我党的训练员，鲍君有丰富的办党的工作经验，我的目的是要借助于鲍君的经验为我党的改组服务，鲍先生来到中国，也是诚心诚意地来帮助我们的。我衷心地请各位不要对他抱有什么成见，而是要牺牲自己的片面的见解去理解鲍先生的思想，去学习他的方法。”
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的国民党事务所，告诉他们：他已经决定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委员，又秘密地给北京的李大钊发了个电报，要他立即去上海主持商讨改组国民党的事宜。10月24日，孙中山又委任廖仲恺、邓泽如、林森、谭平山、陈树人、孙科、许崇智、谢英伯、杨庶堪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以林直勉、谢良牧、徐苏中、林云咳、冯自由五人为候补委员，正式组成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3年11月25日，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走出成功的第一步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宣言把这次改组国民党的动机和目标写得清清楚楚，宣言认为，中国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也做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从国家当前的状况来看，不能不承认：国民党二十年来的革命非但没有成功，相反是失败了的。接着说到要想改变中国目前的落后状况、使革命获得成功的惟一途径是必须对现在的政党进行改造。
孙中山预料：这一改组宣言一发表，将会引起党内外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党内的一些不大赞成改组的同志，将会产生许多疑惑，很多人还会思想不通，少数人还将会起劲地反对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必须尽早对党内的同志进行思想教育，用说服的方法，把这些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以免给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因此，在这一宣言一发表的时候，孙中山就注意党内同志的反应，抓住机会进行演说。他在大本营中召集起来一些老党员，反复解说这次改组国民党的动机，他说：“过去，在我们党内，有同志认为，革命军起则革命党消，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旧军队身上，殊不知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危害，陈炯明、唐继尧、沈鸿英、温树德、叶举、洪兆麟等等，他们先前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后来，随着他们个人势力的增长，野心也越来越大，竟走到了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差点就使革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今天，我党改组的惟一目的，在乎不光是依靠兵力，而且更要依靠我们党本身的力量。我们党本身的力量从何而来？从民心而来，人民心力是革命成功的基础。只有人民的心力是最足依赖的，单纯的兵力是不足依赖的，因为兵力的胜败无常。我们党必须先有一种基本的力量作基础，然后兵力才有可靠的希望。俄国人为什么革命在我们之后而成功却在我们之前，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人心的力量作基础，不光胜利了，并且能在列强的重重压力之下不会失败……”
有人对学俄国的方法表示不理解，问孙中山说：“我们素来认为俄国革命党是一种过激行动的党，我们现在学习俄国，岂不是也要走过激的道路吗？”
孙中山回答说：“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过激的行动，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而今天的俄国已经恢复了秩序，并且已经开始了建设新国家的工作，成绩斐然。所以，从这里看来，当初的一些过激的行动也是无可厚非的，从今天俄国的现状来看，还有一点点过激之处吗？俄国人学问深、气魄大，所以他们能想出良好的方法来，我们想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一定要学习俄国！”
还有人对联合共产党表示不理解，说：“共产党成立不到两年，成员不足一百，和共产党联合有什么好处？再说，共产党主张共产，过激议论和行动比苏联还要厉害，我们怎么能和共产党联合呢？”孙中山又对这一观点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孙中山说：“共产党成立时间虽然短，人员固然也不多，但是共产党内有许多杰出的人才，共产党人有着博大的胸襟，共产党人还有着做民众工作的良好的方法，这些都是我们所没有的。君不见：叛军叶举、洪兆麟部围攻广州时，共产党人振臂一呼就组织起来数万武装；外国军舰开进白鹅潭的时候，还是共产党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使外国列强不得逞其阴谋。这些都是共产党人超过我们国民党人的地方，我们正是要学习共产党人的这些方法，学习共产党人坚定的主义的精神，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给广大的国民党员们以深深的感染，许多人都对孙中山的观点表示心悦诚服。
可是，国民党中一些持右派思想的元老们却不买这个账，他们就是顽固地反对和共产党联合。身为改组委员会成员的元老张继，就是坚决反对改组国民党的，他更加反对和苏联、和共产党人联合，张继、冯自由、戴季陶等人联合起来，反对联合共产党，冯自由最为卖劲。他对孙中山说：“国民党不能和共产党合作，如果国共合作，共产党将会乘机打倒国民党，即使是叫共产党进来，也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和醋，而不能把共产党当做正菜！”
孙中山对这些人的顽固不化非常气愤，反复说服教育都不顶用时，孙中山真的生了气，孙中山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那你们就退出国民党；你们不愿意进步，我就解散国民党，我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孙中山还是努力多做说服工作。一天，孙中山集中一些老党员来开座谈会，主要是召集那些对改组有意见的人，张继、冯自由等人都被召集到会。会议从一开始，孙中山就立足于国民党建党思想的“天下为公”的主张，反复说服这些老同志，希望他们能理解自己的苦心，真心地支持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可是，还没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冯自由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喊大叫地表示不同意国民党改组，冯自由说：“先生的所谓联共联俄的主张，我考虑再三，就是不能同意，因为您的这一主张简直就是引狼人室，将来会后患无穷！”张继也连连拍着桌子大声地说：“联俄联共，这是亡党的主张，我要求孙总理能听取我们的意见，撤销三大政策，至于改组的事情，只能由本党自己内部进行，不要俄国人和共产党人插进来！”
孙中山对冯、张二人顽固不化的态度非常生气，本来想对他们发一通火的，后来总算是忍住没发火，又耐心地将改组国民党和联合共产党、联合俄国人的意义反复讲了几遍。可是，冯自由却一边跳脚一边大声地叫：“联俄联共，亡党亡国，我冯自由绝难从命！”
冯自由说完话就要离开会场，气得孙中山实在是憋不住了，大声地叫：“冯自由，你给我站住！今天晚上是发扬民主，大家讨论党内事务的，你反对改组的主张也可说，可以以理服人，可是你却耍起流氓手段来，竟然捣乱会场，为严肃纪律，本总理决定给你以处罚！马湘！”“在！”卫士马湘在门外答应了一声。“给我把冯自由关起来，禁闭一夜！”马湘高声应道：“是！”走过去，将冯自由带走，冯自由只得老老实实地跟马湘走出会场。
国民党中资格最老的两个人物胡汉民、汪精卫二人也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汪精卫和胡汉民一道去向孙中山进言，对孙中山说：“联合共产党，就会像是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里一样，我们就没有安宁的时候了。”孙中山见自己的这批老同志都不理解自己的政策，便决定起用廖仲恺，让廖仲恺来主持改组工作。
邓泽如、林直勉等一批资格较老的国民党员也向孙中山上书，反对三大政策，他们把孙中山想实行三大政策归结为是受了共产党的蒙蔽，在信中说：本党改组，虽然是出自我们总理的独自主张，但其中的组织法和党纲、党章的拟定则多是出自俄国党人鲍罗廷和共产党人陈独秀之手，今天，陈独秀率领他的党人集体来到我们党中，就是想借我党的身体，注人共产党的灵魂，将来会使我党受共产党人的指挥，革命成功，是共产党人的福；革命失败，是我国民党人的祸。所以认为，联俄联共政策切不可行……
看了这样的信，孙中山非常生气，当即在信上-一批示：“党纲、党章的起草，是我请鲍罗廷君作的，我亲自加以审定的，原稿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中文，陈独秀并不知其中之事，我党诸君切不可疑神疑鬼。”又批示道：“我国革命，历来为各国列强所不容，所以常常助反对我们的力量来扑灭我们，只有俄国才是真正地同情我国革命，如果联合之中有弊端，理当人人起来改变它，而不应该坐而论道，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
对孙中山的解释，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就是不听，他们甚至要再成立一个组织来反对改组国民党。
可是，孙中山痛感到自己三十多年革命的经历不会欺骗自己，他下定了决心，改组国民党的主意决不变更。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到会代表156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人24人，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会议的主席。
大会开幕，大会秘书长刘芷芬请孙中山致开幕词，孙中山对这次大会终于能顺利地召开，感到无比欣慰，他还预感到大会中可能要遇到不少阻碍，便用凝重的语音说道：“我们这次大会只有十天，会期很短，我们要集中精力来研究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各人都要虚心，绝不能以无意识的问题来制造纷争，生出无谓的争论，耽误大会的时间。”孙中山说：“我们这次大会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是要用革命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从前，本党一直不能巩固成功的原因，不是敌人有什么大的力量来打败我们，而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常在自己的队伍中生出一些误解来，致使全党的团结非常涣散，革命因此而常常失败……”
开幕词的最后，孙中山要求：“今天这个大会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的第一次，这次会议将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我要求与会诸君在这短短的十天时间内，把我们大会预期要做的事情做完，使我们这次大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革命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外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调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的压迫，“各民族有自决权”，在革命胜利之后，将组建一个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所谓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是少数人的民权。同时，宣言认为，凡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个人和团体，都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而凡卖国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则无论其为个人还是团体，都不得享有自由和权利。所谓民生主义，就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制度操纵国民的生计。
大会进行期间，忽然传来了苏联国家领袖列宁逝世的噩耗，孙中山非常悲痛，决定休会三天，广州政府机关下半旗志哀。
大会结束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大会的宣言草案，草案中原来有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内容，有些代表顾虑到这些内容写人之后会刺激列强，主张删去，孙中山坚决主张保留，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保留了这些内容。大会最后选举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谭平山、李大别、于树德等2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霍秋白、张国焘等17人为中央候补委员，邓泽如等5人为中央监察委员。
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