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学生的一次集会上，一位北大学生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批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不彻底。夹在人群中的孙中山，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热烈地鼓掌。
五四运动使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力量，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从运动一开始，他就满腔热情地关注着北京学生的义举，充分肯定这个崭新的运动：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面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他打电报给段棋瑞，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又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和工人群众。
他赞同学生组织起来，增强斗争力量。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六楼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既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又应邀参加大会，而且即席发表演说：“宋代有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今日有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学生不能安心读书，挺身出来干预政治，总是由于政治太坏之故。从五四运动以来，不一月间，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誓死为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大的影响，使顽劣的北京政府也不敢樱其锋。此一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收效一定更为伟大而且久远。”
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孙中山指派代表出席讲话，热情支持群众的爱国斗争。
他多次参加群众大会和接见学生代表。
一天，上海学生召开群众大会，人头涌涌，热闹非常。这里，既有目光专注、凝神屏息的听众，更有一个接着一个激情、生动、流畅的发言者。北京大学一位学生代表跳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忽然，他说道：“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算不上真正的革命，他的革命仅仅是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中华门而已，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这次，我们要彻底地革命。”
议论既不够公允，态度又如此咄咄逼人。这样好吗？有些人犹豫了，掌声变得稀稀落落。
正巧，孙中山出席了这个大会，夹在群众中间。他非但没有生气而且热烈鼓掌。
会后，孙中山和来沪的北京大学学生亲切交谈，恳切地对他们说道：“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开始，上海商人也热气腾腾地投入罢市活动。过了一些时间，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便显露出不耐烦的情绪。这时候，孙中山又及时提醒运动的组织者：取得胜利，及时收兵，否则，会挫伤民众的积极性。
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屈武到孙中山寓所拜会他。孙中山十分高兴，感慨万千地告诉他：“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鼓励屈武返回陕西以后，要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做救国的事业。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给了孙中山极其深刻的影响，使他的革命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此以前，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是抱有幻想的。他与战友们共同制订的《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就规定：中国革命党推翻清王朝以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款外债照旧担认，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发表的《对外宣言书》，向世界各邦宣布：“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他希望通过这些保证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二次革命”时，他提出“联日”反袁的主张，幻想依靠日本帝国打倒袁世凯。“护法”运动前夕，他致函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希望日本政府“表示援助正义之态度”，不要支持段棋瑞。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以后，他还离粤赴日活动，希望日本政府赞助“护法”运动。
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加深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打破了他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日本的幻想，认识到它“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
孙中山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通碟，主张“极力坚拒日本，以抵制日货及其他断绝经济关系之法对待之……则山东问题，日本亦唯有无条件交还中国而已”。他认为中日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号召中国人民“一定要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
孙中山领导的《星期评论》，猛烈抨击巴黎和会是“强国的会议”，指出靠“国际联盟”来改造世界，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
对国内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的认识，孙中山有了明显的加深。他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不单是清朝皇帝、袁世凯、段棋瑞几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而他们的背后，则完全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支配。
1919年10月8日，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国庆庆祝会上，作了题为《改造中国之第一步〉的讲演。他说，致力教育事业，兴办实业，实行地方自治，固然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团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孙中山所说的“陈土”，就是官僚、军阀和政客。“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须先搬去这三种的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这便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
从此，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广大的人民群众。
五四运动前，孙中山曾经把人分成“先知先觉”的“发明家”。“后知后觉”的“鼓吹家”和‘不知不觉”的“实行家”，他把广大工农群众看做是“不知不觉的人”。
这种唯心史观使得孙中山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真正懂得唤起民众、依靠民众、支持民众运动的伟大意义，不能把“国民革命”和民众运动结合起来，甚至把一些民众反帝斗争片面地说成是“排外无识之举”。这恰恰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致命伤，一再失败的根本原因。
对这一点，五四运动前的孙中山，始终缺乏正确而清醒的认识。在五四运动中，面对群众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孙中山有了新的认识：“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
他开始改变自己的群众观，想到要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了。1919年10月18日，他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上，就诚恳地对学生们说过：“若诸君在这举足轻重之际，来助我主张，我相信北京政府从此不能再拒绝我们了。”
孙中山对在中国建立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把《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民国”的重要标志，认为“规复约法，尊重国会，为共和根本大计”。一直到 1919年 5月 28日，他还发表《护法宣言〉：“须知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在法律，国会本不能解散。若不使国会复得完全自由行使其职权，则法律已失其力，根本先摇，枝叶何由救正？内乱何由永绝？……今日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
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孙中山就认识到．救国的办法有二：一是“维持原状”；二是“根本改革”。
所谓“维持原状”，就是“恢复合法国会”；所谓“根本改革”，就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还好得多”。
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启迪，孙中山的思想认识，确实是突飞猛进了。
如果有人要问，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在那动乱不堪的岁月，革命阵营中，又是如此鱼龙混杂，在革命进程中，又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为什么孙中山竟能“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呢？
这，不但是因为在历史中活动的人，各有不同的终极目的，而首先在于孙中山具有“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的精神。
作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并且已经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和深沉的韧性，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1920年1月，就发生过这么一件有趣而又意味深长的小事。
一天中午，北京大学学生许德衍、康白情、张国焘和一位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天津女代表，路过上海法租界。康白情指着莫利爱路29号这座小洋楼告诉大家：“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寓所。”许德瑜，这位五四运动的闯将一听，便提议：“我们何不现在就去拜访孙先生。”同行的有顾虑了：“我们事先没有联系，这样做礼貌吗？”“管它呢！去试试看。”他们走到门口，说明来意。门卫抱歉说道：“诸位事先没有约定，不能会晤。”
血气方刚的许德衍生气了，高声嚷道：“为什么那么多的陈规陋习，非要等联系不可？我抗议！”
声浪直冲进房子里。廖仲恺赶快跑出来，见是几位年青人在和门卫争论。廖仲恺问明来意，便邀请他们进去。
霎时间，四位青年露出了羞愧、惊讶和得意的复杂表情。他们进入客厅，刚刚坐下，孙中山也从楼上下来，和他们逐一握手问好。可还来不及交谈，许德衍便首先开炮了：“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还是如此森严，不让与普通人接触！”
本来就是唐突，却还来势汹汹，毫不客气。孙中山却好像根本没有听到这些责难的话，只是说：“我就是要多听听同学们的意见。”
顿时，四位青年便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起来。有的介绍学生运动的情况，有的谈及社会的动态，有的批评国民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不尽恰当，有的问：“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请问孙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有的干脆提出批评：“孙先生只是重视上层的政治活动，对五四以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
孙中山微笑着，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的意见，直到他们都说了，才谈了自己的看法：你们反对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但你们也要看到，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以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赤手空拳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给你们500枝枪，如果你们能找到500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去打北京政府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四位青年还不能更深一层理解这些道理，自然地更加不服气了：孙先生太小看我们青年了，别说是500枝枪，就是5000枝乃至5万枝，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张国焘说：“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是革命，如何革命？”
许德风、康白情甚至以责难的口吻，你一句我一句地回敬孙中山：孙先生不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地与北京政府抗争，只是因为没有拿起枪，就不算革命吗？孙先生似乎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人和乡下的一般老百姓的意，向呢？看起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而不注重民众了。
张国焘又问孙中山：“过去的种种挫折的原因在哪里？今天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青年的期待，仅仅是500枝枪的问题吗？”
青年人激动的话语里，虽显偏激，却是真情，乃至还有孙中山过去所没有想过或者还认识不到的道理啊！
四位青年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使得孙中山常常插不上嘴。他若有所思地凝神静听着，不时点头，显出赞叹叫好的激情；有时候又摇着头，对他们的观点表示不以为然。
壁钟敲了五响。四位青年才意识到已经是下午5点了，连忙起身告辞。廖仲恺看见孙中山兴犹未尽，谈趣方起，便热情招呼他们多谈一会儿。
孙中山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内心充满着深情的怜爱和殷切的期望，他轻声细语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我并不是看轻学生们开会、示威，动员民众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我要学生们拿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你们说我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不过，我也很注意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但在事实上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充分了解和积极支持我的主张。我要求青年信仰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态度是那样诚恳，声音是那么亲切，充满深情，听来和蔼可亲，使得四位青年如愿以偿了。
张国焘显得羞愧了，轻轻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向孙先生求教的。我们今天谈得十分痛快亲切。孙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成，下次再来进一步请教吧！”
孙中山也满面笑容，朗声说道：“我也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
两代人的差距大大缩短了。
孙中山的思想又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如果说，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是孙中山革命史上所跨过的第一个高峰的话，那么，从五四运动开始，孙中山便以更加果断的步伐，向第二个高峰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