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段（棋瑞）、张（作霖）合作”的“三角联盟”，讨伐直系军问曹（锟）、吴（佩孚），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为了革命事业，孙中山不得不同各色人打交道，甚至与魔鬼打交道……
1919年秋，我奉中山先生电召由福建到了上海。中山先生给我讲述了当前革命的新方略：“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棋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
这就是当年所称的“三角联盟”，或“孙（中山）、段（棋瑞）、张（作霖）合作”，也是中山先生的一种策略。接着中山先生指示我的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
当天晚上，朱执信、张孟杰找我商量，才知道跟段棋瑞合作已有头绪了。与段棋瑞合作，当时是有不少人反对的。但中山先生却认为，段棋瑞反袁（世凯）称帝，不失为爱国的军人，可以和他联合；如果他跟我们革命到底更好，否则等我们有力量时再解决他。同志们也就没有话说了。关于如何和张作霖接上头的问题，我们几经研究的结果，根据确息，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开办葫芦岛海港，就决定拿这个题目作为进身之阶，并分途进行准备工作。1920年夏，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间使）到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我就带了华侨资本家的信急赴天津。
运用社会关系，经过不少周折，通过张景惠介绍，我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张作霖对华侨投资表示十分欢迎，坦白说出：“我要开办自己的葫芦岛海港，就是为抵制日本的大连港口，我们一定要办好这件事情。”
我乘机说明：华侨投资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外面谣传直、皖两系又要动刀枪了，时局不定，华侨是不敢来的，因为他们不愿把钱往海里扔啊！又拐弯抹角扯了一阵，我开始试探说：“听说段棋瑞已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好了，合力推翻曹、吴，如果各方面能协同动作，安定大局，华侨投资就好谈了。”
张作霖就直率地问道：“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儿？”我只有笼统地回答：“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张作霖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大概和幕僚计议过了，约我再去谈话，但仅含糊地表示，他已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的话，大帅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我去见孙先生，问我可不可以，我当然同意。
中山先生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了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多了。这次是孙、张初次的直接联系，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张亚东返奉复命。我则留天津静候下文。
这年秋天，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津邀我去京会谈，在顺承王府见面。张作霖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他一高兴就聊起天来了，谈到一件有趣的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他发议论说：“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我问是谁。他笑着说：“同你一个姓--宁武。”（在辛亥革命以后，我已化名为宁孟言。）我只好撒个谎，说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话还没有谈到正题，值日官报告曹馄来了。
后来听说，曹锟一进门就嚷：“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行三）啊？”张极力否认，劝曹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于是曹拿出杨庶堪、宋大章邮寄我的两信，信里牵涉到宋文林，作为证物。张也能随机应变，就把责任完全往宋身上一推，随即给张景惠打电话，臭骂一通，命令把宋文林扣押起来。张作霖敷衍曹锟走后，通知宋文林和我去见他。我担心张要变卦，又怕来吃亏；而宋却认为这是大帅亲自交办的事，不要紧，我才放了心。我先向张作霖说明，我们往来的信都是由日本邮局寄发的，过去没有出过差子。并告诉张，我们知道北京宪兵司令秦华和他们有关系，常派人监视革命党，他和日本也有勾搭，可能信是他从日本邮局偷出来的。张听了大怒：“他妈的做我的司令，跟别人干活，我要办这个小子。”最后他叮嘱我们，往后行事要严密点，免得惹出麻烦。又告我，这里有些不方便，请我去奉天再谈，他也马上要回去了。从张作霖的态度看来，曹锟这一闹一边，虽把秘密揭穿，倒帮了个忙，起了促成的作用，不然，还不知要费多少时日。口舌才能正式提出合作问题呢！当然，张、曹间的权力之争是基本的东西。
1921年2月，我到沈阳，先和杨宇霆、张学良谈了，再去会张作霖。他明白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去先联络一下。”后派定旅长李少白同我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本。
在桂林大本营，我同李少白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问了东北情况后，着重讲述了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和开发北方港口的计划。李非常惊奇，表示五体投地的敬佩屈为他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建国计划啊！我也曾向中山先生谈及我的看法：“张作霖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但对先生很敬仰，相信先生救国有办法，合作是可望成功的。’冲山先生自然更清楚，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打开个新的局面。所以中山先生即电上海伍朝枢代表他去东北报聘，同时在交我们带给张作霖的复信中，也提出联合讨直的问题。
因为香港海员罢工，我们在香港等了一个礼拜的船。我亲眼看到家家户户放花爆，庆祝罢工胜利，很高兴。可是我忽见报载张作霖派代表某某赴桂林密商，拥护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的消息，甚为惊讶，又出乱子了。到上海才知道是安福系政客造的谣，捣的鬼。我因事在天津停了一日，李少白先回奉天。
张作霖一见李少白，不容分辨就破口大骂：“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马上又命杨宇霆发电报不承认李是代表和他所说的话。张作霖又自言自语：“南边人我们斗不了，什么合作，算了吧。”我第二天到了，得悉上述情形，知道张作霖有了误会，不能不作解释，就去看他。他余怒未消，先说了一大篇话：
“李少白这杂种，胡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岂有此理！
“现在是共和国，你们革命党明明知道总统是选出来的，不是我张某一个人说了就成啦，为什么要登报造谣言？
“伍朝枢这个年青人，还实在，肯说老实话。他告诉我：两广遍地是匪，孙文没有力量北伐，至少几个月内办不到。
“我和曹锟是儿女亲家。他想做大总统，出卖东三省，我就不答应！他对英国公使说，他上了台，京奉铁路的借款合同可以延长。再对日本公使说，他上了台，二十一条也可以考虑。我姓张的就不赞同。看来还是我自己动手打姓曹的吧，胜败都不管，什么与广东合作，算啦！算啦！”
我慢慢地跟他解说：“报上的消息完全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耍的是挑拨离间之计。李少白在桂林根本没提过什么大总统问题，这样的大事，他没向大帅请示，敢自作主张吗？”当年的官僚政客常玩这一套把戏，张作霖也不是毫无经验的，一经提醒，他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于是我又说明：伍朝枢久居上海，两广的情形他并不熟悉，现在已不是那个样子了。李少白刚从那边回来，只要问问他就明白了。孙先生还托我转达一点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行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张作霖听了颇感动，态度立刻转变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出关”，要我密报中山先生。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集会于广州，选举中山先生为大总统。中山先生旋驻节桂林，准备亲率大军北伐。但是，内因粤督陈炯明与直系勾结从中阻挠，外因湘督赵恒惕不肯假道，拖到1922年3月，中山先生乃免陈炯明职，移大本营于韶关，改道北伐。5月，中山先生誓师出兵，战事进展顺利。不料陈炯明在广州叛变，8月中山先生始脱险至沪。北方，自1920年7月直皖之战，直系战胜皖系后，就形成了直奉两大势力的直接、正面的冲突，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大战。由于张景惠的驻北京的两个师沫经正式开火就被直军全部解决，奉军又节节失利，终于败退关外。
张作霖倒不气馁，也不怪中山先生。他说：“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救国大计多想办法，这班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
中山先生平安到沪后，张作霖找我去说：“宁盘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候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我晋见中山先生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中山先生要我婉言代为辞谢，思索了一会又问我：“你能不能给张雨亭去电报，商借一笔款子？我有了教子，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我同意回去后，见机行事。中山先生也认为妥当，并给张一封致谢的信，暗示他如筹到了款，即可勘平叛乱。张作霖见到我，先问孙先生的生活情况，我老实告诉他，经济很困难。他又是那句老话：“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10万元作为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同时，就韩麟春赴杭州拉拢浙督卢永祥之便，带去赠送中山先生的10万元。
我把中山先生派汪精卫、路孝忱为代表的回电告知张作霖，他兴奋地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先生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汪精卫、路孝忱来了。在将军府大厅欢宴，张作霖身着大礼服出席招待，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主人客人都讲了话，真是个盛大的宴会。几度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粤军回粤军费50万元，由许崇智派其兄许功武来奉领去。以后，又陆续补助过几十万元，确数现在记不清了。
在这里要附带一提的，汪精卫曾带来中山先生给我的亲笔信（新中国成立前已交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保存）。杨宇霆坚持要将这信送大帅一阅，我也同意。因为信内有“此次派精卫、孝忱来奉，已面嘱他们，关于军国大计，未得吾兄同意之前，毋许作自我活动”的话，我想让张作霖知道，心中有数，可以防止他们的私人活动。而杨宇霆因信内有“雨公所赠3万元，我已分给各同志矣，烦代致谢”的话，想借此惩韩麟春一下。果然，张作霖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并说：“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7万！”
许崇智率部回粤，击溃陈逆叛军，1923年2月中山先生就大元帅职，继续清剿残迹。同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张作霖通电反对贿选。奉张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一面积极整军，一面与冯玉祥密使往返，协议联合倒曹。1924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上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直系瓦解。11月中山先生离穗北上，并先派孙科往晤张作霖说明他对时局的主张。
在天津张园，中山先生和张作霖作了第一次的会见。张作霖曾表示：“作霖系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翌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就结束了“孙、张”合作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