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荣新是朝三暮四的桂系军阀，对孙中山阳奉阴违，处处掣肘孙的护法大业，孙中山不得已对他予以惩罚。
中山先生炮击莫荣新有两次，一次在援闽粤军未成立之前（约在1917年11月中旬），一次在援闽粤军成立之后（1918年1月3日）；但前一次因炮未响而作罢，且事关秘密，故鲜人知者。兹分别忆述当时实况如下：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三阅月，外而西南群帅意见不一（兼有政学系岑春渲、李根源及其他官僚政客在背后作祟），内而广东军政当局不听号令，形同割据，飞扬跋扈无异于北方军阀，徒建大元帅空名于上，而护法运动迄无进展。中山先生对当时局面极表不满，广东督军莫荣新为桂系头子陆荣廷之爪牙，事事听命于武鸣，视军政府如无物，对军事及财政更多方掣肘，而粤人痛恨桂系之压迫剥削的程度，亦不减于对龙济光。
中山先生于愤慨之余，乃决定对莫荣新之跋扈专横有所膺惩。其时援闽粤军尚未成立，约在1917年11月中旬，中山先生密令所属海军驻省河舰只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并令听命帅府各陆上部队俟海军发炮后即起而响应。时除命朱执信直接指挥驻河南之李福林部队外，并命罗翼群分别秘密连络驻在河北之司令黄明堂（驻白云山郑仙词一带）、魏邦平（驻广州东山一带），及林虎部梁鸿楷营（驻燕塘），约期出动进攻莫荣新之督署（在越秀山下，即今之中山纪念堂地址）。梁鸿楷当时已答允一闻炮声即率全营袭取隔邻之苏世安炮兵团，同时并约定由罗翼群所领之炮兵学生莫昌藩、彭凯勋、梁耀宗、王昭荣及伍汉屏等，进劫炮兵团，得手后即开进牛王庙阵地，掩护步兵进城。
约期既届，是夜，我率炮兵学生及其他军官共十余人，先到沙河息鞭亭酒店开房，佯作雀战消遣，准备闻炮声即出动，但候至天明仍未闻炮声，我乃即乘马车至东堤渡江人大元帅府询问究竟。始悉中山先生昨夜未登军舰，临时改至中流砥柱炮台亲自指挥台兵（已预先约好的）发炮，奈因炮是30年前彭玉来广东任海防大臣备法军侵略越南时所制的旧炮，药包潮湿，轰不着火，中山先生因已疲乏即回府休息，并嘱有关人员和部队改期再举。是为第一次炮轰莫荣新流产的经过内幕。
第二次炮击时为1918年1月3日。此时援闽粤军已成立，在准备期间，中山先生命由朱执信任指挥陆上军队之责，并命许崇智、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由于准备期间，联络运动各部队范围较广，计划事先即被泄漏。当时中华革命党内及军中一些主要干部意见仍未一致，或以为中山先生此举过于冒险，但中山先生态度坚决，不为各方动摇意见所沮。
2日夜间，张继及方声涛（滇军师长）二人来帅府劝阻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正告二人：“吾意已决，汝等不应多言。”并令二人暂留帅府一室（直至翌晨炮击完毕后始命离去），防其外出泄漏是夜军事行动云。是晚8时许，许崇智和我两人同到帅府，中山先生嘱我们即去惠州会馆粤军总部通知陈炯明准备响应。我们辞出帅府时，许谓时间尚早，邀同我先到东堤妓馆消夜后再去粤军总部。我们到总部时已近夜半，陈炯明、邓仲元二人尚未就寝，还询问我等深夜来此何故。许即出示中山先生命令，并告陈、邓：中山先生准于深夜12时许亲登同安军舰，并命豫章军舰随行，准备同时向督军署发炮。陈炯明闻言深表惊讶，初谓海军未必听命，即海军听命，陆上部队亦未必轻动，言辞间颇怪中山先生此举轻率，且以事先不与彼个人商量为嫌，大有袖手旁观、一笑置之之意。
我等坐谈未一小时，即闻炮声数响，俄而响声渐密，同时，游击司命李安邦已遵令率小兵舰巡江，向长堤桂军驻兵机关如江防司令部等用机枪扫射。
许崇智乃问陈炯明此刻可以下令出动否？
陈日：“我现所部都是新拨来的部队，素无一点情感恩义相结，事前又未对官兵说明，一纸命令，恐不生效，甚或败事。”
我便插言：“梁鸿楷一营总可以先发动，前次曾由我手送梁5000元为发动费，梁曾坚称誓死有以报命，我今自去梁营发动何如？”
陈止我说：“梁营一营，力量太薄，有什么用？”
仲元亦说：“稍待一下，看执信方面情况如何再定可也。”（执信是时在双门底拱北楼担任临时指挥驻江北已联络的部队。）
我等数人在粤军总部待至天明，除闻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未闻任何一部陆上部队有所响应。而最可怪异的，则桂军方面绝无一枪还击，事后得悉莫荣新事先已得密报，曾集合其谋臣策士商量对策，莫的参谋长郭椿森力主镇静，不予还击，谓“还击则彼众我寡（时在省垣桂军不过四五千人，而滇军及粤军共约一万五千人），决无胜算，不还击，人将谓曲在中山，彼将更成孤立”。由于莫荣新采取郭的不理睬政策，加以陆上之滇、粤军不起而响应海军的发难，事态遂没有扩大，而中山先生讨莫计划又告失败。
中山先生并因过度疲劳致病，休息了数日，莫荣新还曾假装若无其事，亲到帅府向中山先生问疾。当时人谓：“陆阿宋（陆荣廷为土匪时所用名）及其伙伴，能做到今日地位，也是有他们一手的。”从莫荣新应付中山先生的炮击一事看来，其阴险诈伪亦可见一斑。（有人说，莫荣新还曾买凶--拱卫师府之福军连长胡新行刺中山先生，被侍卫察破，而由李福林借故把胡新枪决云。附记以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