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个善于耍弄阴谋、权术的奸雄，他通过卑鄙的伎俩，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手中窃取了中华民国的大权，还假惺惺地邀孙北上，进行了十几次会谈，这里介绍的是他们首次会谈的情况。
民国元年（1912年）7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到北京会见。
在孙到北京的前两天，袁就约我到铁狮子胡同老陆军部去见他。
袁说：“孙中山先生要来了，你知道吗？我有意思请你替我招待招待。”
我说：“您为什么不请招待处黄大礼官招待？”
袁说：“我希望你多留心一下，他见客说什么话，他有些什么举动？”
我当时心里想，让我做密探，我确实是既做不来，也很不愿做，就回复他说：“这事恐怕我无以报命，岂不反而于事有误。”
他说：“你看着做吧。”
听他口气是一定要我做，我也就唯唯诺诺而退。
孙中山在那天一早到达北京，下车后即到迎宾馆，即当时外交部街的老外交部。那时大礼官黄开文在那里主持接待。我和黄是同乡，也很熟识，因此我先去见黄。黄说：“这次总统谆谆吩咐，对孙中山要恭敬备至，民党对他称先生，总统很注意这种情形，吩附我们也要称他先生，先生前面不要称名道姓，您要留心。”并说：“总统就要来拜会他的。”黄说过这话，当即指孙说明：“总统就要前来拜候先生了。”孙说：“还是我去吧，请他不要来了。”袁从丁字街炸弹案后，先是闭门不出，后来也很少出门。孙对此亦有些数目，故尔云云。
孙话说过不久，即听黄处有电话来说：“总统已出府门。”一响又有电话来说：“总统的车已到四牌楼。”继而说已到灯市口……一步步近来。黄说：“总统已要到来，就近门口了。”孙乃由内客厅步行出来，站在台阶口准备迎接。这时就听马队飞驰而过，大门外已经停下一部双马轿车，车旁站好五六个侍卫武官，黄开文开了车门，对袁说：“先生在台阶上面专诚迎接总统了。”袁一向上下车皆需侍从搀扶，这时他摆手示意不要搀扶，自己硬撑着走上台阶，表示步履轻健的样子，走到台阶的最高两级他步趋慢了下来。孙走前两步，前来握手，袁亦肃然趋前握手，说：“先生路上一定很辛苦吧。”两人一面说一面到内客厅中间坐下。孙中山这次到京是与当时称为“卢夫人”的孙科的母亲同来的。宾馆内客厅系一明两暗的大厅房，中间待客，孙、卢各住两配间。客室中间置三沙发，孙、袁进来即坐中间大沙发上，彼此客气互道辛劳。
袁世凯面上显示很庄敬，身穿军服、佩刀。当时军礼，室内待宾须脱帽并摘下佩刀。袁或因当天过于兴奋又相当紧张，致将礼节忘记。他平素有挠头的习惯，常常以手挠鬓，因此有人说他“猢狲像”。落座以后，袁照常挠鬓，因手触帽，忽觉自己未曾脱帽、摘刀，于礼颇有未合。这时见他用手解摘佩刀，而佩刀因坐位甚低，拄在腰间撑得很紧，一时解摘不下，才慢慢用左手把军帽脱下。袁这动作为时虽然不久而袁又故作镇静，但他们窘不安的神情，完全表露出来，与孙谈话陷于寒暄支吾。我起初预料“国内双雄初见，必然各抒韬略”，借此相互领略胸襟，不料他们言之无物，尽属酬应之词，于此我亦大失所望。
孙、袁说话之间，卢夫人由厅旁内室走出相见，宋雹龄陪在卢旁。那时宋系卢夫人秘书兼翻译。后来我得知，其时宋尚不懂广东话，英语却相当熟练，而卢则只能说广东话又不惜英语，因此宋名为卢的秘书，实则为孙的秘书。卢出见后向袁问候：“你太太好？”袁对卢夫人很客气，致问饮食及路上情形周到备至。我算当时袁约五十二三岁，孙不过四十三四岁，孙态度肃穆自然，而袁则拘束异常，两人显然不同。
当晚袁世凯请孙中山和卢夫人在总统府大礼堂晚宴，约了内阁阁员作陪，参加的不到30人，座中只是侃谈地方风土人情一些酬应的话，从未正面语及政治问题。孙在京逗留约一星期有余，袁嘱我等陪孙共谒明陵、游居庸关、至张家口。袁每天都召我到府里，问询孙的举止、语言，也无非都是些关山即景的闲话，因此我就简要地回对，而他总是问：“他还说些什么话？”我实在听不到什么，因此也就据实回说，看来袁对此很不高兴。
那时听说，尽管孙中山雍容大方，而袁世凯也就从他的大方产生出了疑忌，他认为孙在革命人物中毕竟是有威望的，因此袁想给孙一个全国铁路督办，通过这个特授，用钱收买孙中山；另一方面却把需款最多、兴办最难的全国铁路交给孙来筹划，使孙孤方无援，闭门设想，必将一无所成而失去他在人群中的威望。不久，袁世凯果然实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的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