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学家林百克，加拿大工人马坤，菲律宾革命家彭西，法国人士布加卑，英国友人加尔根等，是孙中山很少为外人知晓的几位外国朋友。他们的友情虽谈不上深厚，但也留下了一些令人回味的故事。
孙中山为倡导革命，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远离祖国，饱尝艰难险阻，全世界几乎没有他立足的地方。虽至天涯海角，他无时不感到一种死亡的威胁。但是他仍然不屈不挠，百折不回，投身革命。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感人至深，不但使海外华侨中无数的革命青年，甘心情愿地追随他，甚至牺牲生命也义无反顾，而且也感动了许多外国朋友。其中如英国朋友康德黎、美国朋友咸马里、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但还有的外国朋友如美国人林百克，加拿大人马坤，还有菲律宾的彭西，法国的布加卑和英国的加尔根等，他们从仰慕孙中山终至追随他革命的事迹，或同情赞助他的革命事业，恐怕很少为人们所知道。
孙中山的法律顾问
林百克，美国人，精研法学，并通法、德两国文字。1901年至1907年间，曾在菲律宾担任法官。那时，他的家里曾雇用一个名叫阿普的中国厨师。有一天，阿普向主人借款寄回国资助革命，自己也要求请假回国，林百克问他何以要这样做？
阿普对林说：“我是一个孙逸仙的敢死队队员。因为我们与孙逸仙立过誓言，非去不可。”
林百克听后不以为然地反对说：“这里工资不少，何必去信仰孙逸仙？孙逸仙不过是一个盗寇，他的首级被悬赏十万元。他不仅反对满洲，并且反对一切外国人。”
阿普严正地回答说：“林先生你错了，孙逸仙反对的人是危害中国者，他是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国。”
林又问：“那么，你每月有五十元美金的工资哪里去了？”
答：“都寄给孙先生用在革命上了。”
这位厨师的话使林百克感到惊奇不已，因此决定借给阿普500元美金，并且同意给他假期让他回国。在临走时，阿普对林百克说：“我能否回来，尚不一定。”
后来，阿普回国以后为清王朝所捕，被处以极刑，林百克得知这一悲惨的消息后，深受感动，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认为“这个受戮的厨子尚且能有为他的领袖牺牲的勇气，那么享受自由权利而又提倡民治的美国人，难道不应当表同情于敢死队而予以助力吗”？
于是他结识了孙中山。后来他毅然地辞去审判官的职务，决心追随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此“做帮助孙逸仙的一个活动分子”，“变成了一个孙逸仙的党徒”。
1913年，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了宋教仁，接着又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元大借款，充作军费，购买军火，准备镇压国民党人。林百克见此情形，出于对孙中山事业的同情，撰写了一本名为《我们的中国机会》（Our Chinese Chances）的书，书中揭露了袁世凯向帝国主义五国大借款的阴谋，此书在国外流传很广。
1917年，林百克又担任（中国民族主义者》（he Chinese Na－tionalist）杂志的编辑，不断地努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同年，他开始担任了孙中山的法律顾问，专门为孙办理法律事务，不但在中国，而且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法庭，有数年之久。从此，他成了孙中山的挚友，孙中山生前曾亲笔书赠“天下为公”横幅给他，落款为“林百克先生属，孙文”。
1919年，林百克为了真实地反映伟人孙中山的光辉一生，开始从事英文《孙逸仙传记》（Sun Yat－sen andthe Chinese Republic）的撰述工作，为此，他广泛地进行搜集资料的工作。这是一本由孙中山口述，经林百克笔录，又从各方探索，精心研究而写成的书，包括了孙中山幼年的事迹，倡始革命的动机，以及许多革命斗争、言行事迹等方面极为丰富的内容，是当时最为详尽的孙中山传记。然而，撰述之前的准备工作遇到了困难。孙中山为人谦虚，表示不愿称述他自己的生平事迹，后来经林百克多次劝说，他才不无勉强地允许给以讲述自己生平的时间。可是孙中山在口述的时候，常常在紧要的关节眼的地方，中断了他的讲述。林百克无法说服他，不得不从革命党其他领导人那里去搜集和补充资料。他在撰述时，力避有的资料提供者的主观片面性，摒除一切阿谀之词，力求从史实出发，反映孙中山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斗、百折不挠。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光辉一生。林百克讲他为孙中山立传的经历说：“著者著这本书的时候，许多日子同手创中华民国的伟人同住在一起”
当时，宋庆龄也为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帮了不少忙。他整理提供了不少珍贵照片，其中有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时的合影照片；有1919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新近拍摄的合影，还有孙中山在各个时期的照片，都是第一次发表。在未出版前，宋庆龄觉得书中好似还缺少孙中山早期的照片，于是1920年1月21日特地写了一封英文信给林百克，并寄赠了一张孙中山18岁时的照片，这是宋庆龄亲自搜集的。林百克在书中把宋庆龄的亲笔英文信发表在孙中山这张照片的旁边，其用意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动人的。
这部书，林百克费了多年的心血，经过6次校订才完稿。他决定送回美国付印。1924年3月27日林百克特地乘法国邮船宝索号离开上海赶到广州会见孙中山，在向孙告别后回到美国。令人遗憾的是，1925年《孙逸仙传记》在美国出版问世时，不幸孙中山已在北京逝世了。这对林百克说来，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他在纽约举行的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发表了沉痛的悼词，声泪俱下地说：
“孙博士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元勋，而且是全亚细亚的精神领袖。孙博士之死，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损失。”
翌年，他去法国巴黎时，访问了国民党驻巴黎总支部，并发表演说倒会者百余人，并有法、俄两国人士参加，会场气氛非常严肃。林百克情意真挚地说：“我参加中国革命，是因为伟大的孙博士的缘故”，“我与孙博士共同奋斗数十年，所得的最大的奖励，即是孙博士临终时，嘱人致谢他的好友林百克。”
孙中山的副官马坤
马坤，加拿大人。他本是英国籍，16岁（1905年）离开英国单独移民到加拿大，依靠替人放牧及做杂工为生。他为人豪爽，曾参加过欧战，擅枪法，常常两手同时开枪，因此人们称之“双枪将”。早年他受到加拿大爱国侨领宣传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因而深深地崇敬孙中山。不久，马坤立志投入中国革命，经侨领马升的介绍，参加了致公堂的组织，成为当时中国革命党惟一的加籍党员。
1911年2月孙中山到了加拿大，马坤晤见了仰慕已久的中国革命领袖，实现了他的愿望。在一次同盟会分部的集会上，他被介绍与孙中山相识，他的心情是何等激动。后来他回忆那次会见的印象说：“生平从未会见过真正的伟大人物，但是这一次立刻认识到孙博士确是一位伟人。”
孙中山那次到加拿大的主要目的，是为准备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募集经费。他除到加拿大外，还到美国各主要地区活动。清廷驻外官吏闻讯，派人跟踪监视，伺机谋杀他。因此，有人推荐加拿大人马坤为孙中山的临时护卫。马坤慨然允诺，感到无上光荣，便与另外二位中国护卫马湘（另一位是否为朱和中，待考），随同孙中山从加拿大的西岸出发，经过中部的温尼伯，东部的多伦多，转往美国芝加哥、纽约及波士顿等地。大约从3月19日起至5月底止，为期两个多月，所到之处，孙中山联络当地的同盟会分部及致公堂向华侨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并发动募集革命经费。孙中山一行历经各埠，并未发生任何事故，可以说与马坤等人精心的护卫分不开。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加拿大的同盟会各分部也一律改称为国民党支部，并在温哥华设立总支部，而由马坤担任总支部的外交秘书。马坤对孙中山十分敬仰，如果有人非议孙中山，他必与之争辩，甚至表示与之决斗也在所不惜。因此后来马坤在1956年被邀来北京出席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时，曾非常荣幸地说：“我认识孙逸仙博士是我生平最大的一件事，也是我生平莫大的荣誉。”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马坤在加拿大得悉孙中山在广州蒙难，不由心中大怒，遂放弃优越的生活，不远万里挺身来到中国，愿为孙中山侍从护卫，担任了孙中山的副官。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张历史照片：1923年孙中山与宋庆龄于广州蒙难周年纪念时在永丰舰上合影的照片，后排即有马坤在场护卫；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与李大钊步出会场的照片，跟随在孙中山后面的外国人就是马坤；同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在检阅军校学生时，马坤又站在孙中山后面护卫；这年7月他与孙中山、宋庆龄、鲍罗廷等参加追悼苏联高等军事顾问高和罗夫将军逝世大会上肃立。他是始终不离孙中山左右的、忠心护卫孙中山安全的人。1924年1月孙中山离粤北上，马坤又随行至上海，接着又受命赴加拿大洽购露斯式步枪，专供黄埔军校学生军使用。不料次年3月，他听到孙中山病逝北京的噩耗，立即搭乘轮船至上海，转抵北京，在孙中山灵前哭泣致哀！孙中山在临终前很关怀这位跟随他多年的忠心耿耿的老友，曾遗命升任马坤为将军。
为什么一个加拿大人会离乡背井来到中国，又这样忠心耿耿追随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事业出生人死呢？马坤不禁真挚地说：“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有血性的人在同孙逸仙博士有所接触，听了他的讲演，受到他的教导之后，而不愿意随着他去革命的。孙逸仙博士常对我说，他革命的目的首先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受世界各国尊敬的国家；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还要使人人都有饭吃，使劳动者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使儿童受到教育。这是何等的抱负！”
中、菲革命家的交往与友谊
彭西，是菲律宾的革命宣传家。1898年在日本与中山先生结交，他们曾在一起合影留念。当时，菲律宾人民为了抵抗西班牙帝国主义的侵略，曾组织了人民革命军，彭西代表人民革命军到日本洽购武器，因此得与中山先生认识。认识以后，他们曾就两国人民革命互相支援的问题，进行了商谈和研究。中山先生认为，对西方帝国主义斗争的任何胜利，都将成为全体东方人的胜利，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都有互相联合的必要。因此，他热心赞助菲律宾人民革命。以后，在1899年至1900年间，中山先生还一再帮助购买和运送大批军械，积极支援菲律宾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菲律宾人民革命军方面，为了支援中国革命，曾赠送10万日元给中山先生，作中山先生开展革命工作的活动经费。
后来，彭西在所著《孙逸仙--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书中回忆说：“孙逸仙能把出现在远东许多国家中的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这些问题都有许多共同点。因此，他便成了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泰国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鼓动者之一。”可见，他对中山先生的卓越见识推崇备至，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是无比深厚的。
法国驻清使馆武官支持反清革命
布加卑，是法国驻清使馆的武官，与中山先生本来索不相识，他是在1906年夏季，当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中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主动代表法国政府向中山先生表示愿意赞助中国革命的。其时，中山先生由新加坡乘船去日本，船泊上海吴淞口外，布加卑登船会见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便委托他派了7名法国武官，随同有关同盟会会员，分别到广东、湖南、武汉等地，办理对清廷驻各省新军的调查和联络工作。
有次，同盟会会员在武昌开会，法国武官也在会上发表演说，事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派人探知，遂密奏清廷与法使馆交涉。后因法政府改组，新政府不支持布加卑的做法，便将他召回法国。后来，中山先生在所著《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书中，总结同盟会成立后的情况时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当时外国政府之对于中国革命，亦多刮目相看。”讲的就是此事。
由怀疑、辩论到折服
加尔根，是英国知名人士。曾遍游中国各地，对中国的风土人情极为熟悉，写过许多有关中国问题的专著，其中以《中国变化〉一书尤为著名。拿现在的话说，这位朋友可算是‘冲国通”了。然而，当他听到中山先生提倡中国应实行共和时，这位“中国通”的朋友却对此满腹狐疑，他认为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
因此，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当中山先生来到伦敦进行外交活动时，加尔根就特地跑到旅馆，和中山先生就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的问题进行辩论，他们激烈地争论了好几天，终于被中山先生说服了。
后来，中山先生在写《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一书时，曾回忆此事经过情况说：“予示以革命方略之三时期，彼乃涣然冰释欣然折服丿胃然而叹曰：‘有如此计划，当然可兔武人专制、政客捣乱于民权青黄不接之际也。而今而后，吾当助于鼓吹。”’所以，1912年丨月，当中山先生回国后，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有东西方各英文报刊，都盛传“中国民主共和建设计划”认为中山先生已“满盘筹备，成竹在胸”、“不日当可见之施行，凡同情于中国革命之良友，当拭目以观其成就。”如此等等，都是加尔根在伦敦各报所先发表的言论。由此可见，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感人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