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得到了一些日本友人的真诚支持并建立深厚的友情，他与南方熊捕的友谊鲜为人知。
欲知其情，请看此文。
在日本和歌山县的著名旅游胜地白滨，有一座乳白色的建筑物矗立在番所山山顶的临海公园里，俯视着下方田边湾海岸上秀美的风光。这就是为纪念日本近代著名的生物学家、民俗学家南方熊铺而修建的南方熊捕纪念馆。馆中除陈列有反映这位杰出学者一生学业及成就的各种展品、资料外，在二楼的展厅里还陈放着几件与孙中山先生有关的展品。其中有孙中山赠送给南方熊楠的一幅自己的照片，一顶自己喜爱的帽子，两本中文著作--《原君原臣〉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一件“地衣”标本。还有孙中山写给南方的题词、英文书信以及为南方熊楠而写给犬养毅的一封推荐信等。
南方熊楠生于1867年4月，其父是和歌山市桥町的一个商人。
青少年时期的南方熊楠主要靠自学而在生物学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85年12月，南方熊楠参加大学考试落第，翌年12月遂往美国求学。
1892年9月，他又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在旅英8年间，他常到伦敦大英博物馆阅读各种书籍，并被大英博物馆聘为特约研究员，从事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方面的研究，还协助博物馆东方图书部进行图书编目工作。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孙中山。
1896年9月，孙中山辗转来到英国伦敦。
1897年的3月16日，南方熊楠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部长道格拉斯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就成了极为要好的朋友。从该年3月到6月底孙中山离开英国前往加拿大的三个半月时间里，孙中山与南方熊捕几乎是每日都见面，不是交谈，就是一起外出参观或拜会客人，有时还在小饭馆里共进晚餐，常至深夜才握手言别。在此期间，南方熊桶曾介绍孙中山认识了前来英国访问的德川赖伦（纪州侯世子）、镰田荣吉（众议院议员）、田岛担等日本人士，并托镰田、田岛修书将孙中山介绍给在日本国内的冈本柳之助、菊地谦让、尾崎行雄等人。
南方得知孙中山对军事问题兴趣很浓，日本军舰“富士号”访问英国时，他特意带领孙中山前去参观；一个月后他还拜托四岛担偕孙中山去观览了在伦敦举行的海军阅兵式。6月30日孙中山告别伦敦时，南方熊楠专程赶到潘克拉斯街的车站为他送行。分手前，孙中山在南方熊楠的日记本上题写了“海外逢知音。南方学长属书 香山孙文拜言”的赠言，以纪念两人在伦敦期间共同度过的难忘的时光。
1900年9月，南方熊捕由英国返回日本。当时他的父母已经去世，哥哥经商又遭破产，他只好寄居在和歌浦爱宕山的一座寺庙里，埋头研究日本的隐花植物。孙中山由于发动惠州起义失败，这时由台湾赴日本，住在横滨华侨温炳臣家中。南方从友人福本诚那里得知孙中山的住址后，立即发去一信。孙中山接信后非常高兴，即刻连连复函南方熊楠。一信说：“盼望早日与你会晤，彼此得以倾叙近数年的情况”。翌年2月14日，孙中山由温炳臣陪同，专程由横滨赶往和歌山市拜会南方熊楠。南方在和歌浦最好的餐馆“芦边屋”设盛宴款待孙中山等人，席间互叙衷情，异常欢愉。逗留两日后，孙中山才离开和歌山折返横滨。行前，孙中山察知南方在生活上的清苦之状，决心帮他谋一职业，回横滨后遂写了一封致犬养毅的推荐信寄给南方，以备南方日后拜访犬养毅时用。南方熊楠后来不愿为职业所累，终于没有去找犬养毅。不久，孙中山又赴檀香山作短时间逗留，在毛伊岛他采集到了一块南方熊楠最喜爱搜集的“地衣”标本，立刻将它寄回日本寄赠南方，以表“思慕之忱”。当南方熊捕询及采集地衣标本的地点时，孙中山又特地复函，详细描述了毛伊岛附近的地理、植被情况。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为了考察日本的铁道建设情况，又于1913年2月正式访问了日本。尽管孙中山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但他还是不能忘怀阔别12年之久的老友南方熊捕。孙中山通过友人伊东知也转告南方，希望能在和歌山市再次晤面。但南方熊楠不幸患了严重的眼疾，难以从居住地田边市赶去赴约，所以两人此后竟再也没能见上一面。
南方熊楠生性刚毅豪爽，疾恶如仇，每遇不平，敢于拍案力争。如他在大英博物馆时就曾因不满英籍职员汤姆逊对黄种人的歧视态度，将其病殴之。他初次与孙中山见面时，也曾经当着道格拉斯的面，表白自己平生最大的志愿就是“愿我等东洋人能一举将西洋人悉数逐出国门之外”。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和抱负而博得了孙中山的好感。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与南方熊浦经常进行畅谈。交谈的具体内容后人虽然无从得知，但从他们当时各自所关心的问题来看，可以推测他们的话题主要还是围绕着中国的革命运动、东西方关系。西欧各国的民主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南方熊楠的研究工作等。南方熊楠虽然不准备亲身参加中国革命，但他对孙中山的活动却表示了理解和同情。他主动地向孙中山介绍一些日本朝野人士，希望孙中山将来到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能够从这些人当中获得帮助。孙中山对南方熊楠的学问与人品也极为敬重，后来他在写给犬养毅的推荐信中称南方是日本的一位“奇人”，说南方“游学欧米（美）将二十年，精通数国语言文字，其哲学理学之精深，虽泰西专门名家每为惊倒，而于植物学一门尤为造诣；君无心名利，苦志于学，独立特行，十余年如一日，诚非人可及也”。南方熊楠一生淡于名利，不熟世故，治学又往往不拘一格，纵横驰骋，所以，他回到日本后并未找到合适的职业，始终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冷遇。晚年的生活更是穷困潦倒。直到他去世之后，人们才逐渐发现了他的应有地位与价值。而孙中山早在伦敦时期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以后，日本国内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南方熊楠也由于吃不惯配给的进口大米而病倒了，1941年12月29日与世长辞。去世之前，他始终不忘过去最亲密的友人孙中山，他在写给民俗学家中山太郎的信中说：“我已年达七十五岁的高龄，不希望发财致富。自己在生物学上研究的成果，为答谢诸君赞助我的盛意，多已出版；其未出版的部分，以及所有的图书及标本等物，为纪念旧知孙文与我的友情，以学校的常备品赠送给中山大学，以加强中日两国的亲善。”